本文指出，清初官方對土番社認知是來自贌社制下的賦稅分類，無論是鳳山 八社或土番三十四社都曾參與贌社制。康熙24 年社餉定額化後，繳納社餉被運用 至新附土番的歸化。康熙年間番人歸化辦法，有以繳納社餉、鹿皮餉內附，或依 附已納餉番社。推動番社歸化的動力並非是「王化」的感召，而是「社商、通事」 等商貿團體努力推動，迎合地方官員、清廷政策的結果。朱一貴事件後，清廷對 山區採取「立石為界」的政策，不允許漢人擅自越界交易，此舉限縮原本地方社 會交易活動，卻也促使通事們迎合地方官員的政策，積極推動生番歸化。這也是 雍正朝出現「生番歸化潮」的原因。 此變化促使清廷建立番人分類體制。清初在臺官員對番人的認識，最初是以 鄭氏時期納稅「土番」與未知「野番」對應，康熙30 年代歸化番社以納餉的方式， 進入土番類屬。康熙末年官方對番人的分類稱謂則從「野番、土番」轉變至「生 番、熟番」。不過，當時官員對區分生、熟番的定義並無統一。 這樣分類體系從清初至雍正朝產生變化，雍正3 年生番歸化政策的終止，讓 官員面臨如何在原本「生、熟番」分類體系中，安排這群位於界外卻又納餉的番 社？因而在原分類增添「歸化生番」的類型。在雍正中葉地方官員將番社粗略歸 類為「生、化、熟」三類。不過，化番、熟番的區分並不顯著，直至乾隆初期番 人分類體制才以「番界內外」、「納稅與否」標準儼然成形。藉由歷時化的考察番 人分類體制的形構過程，本文指出，清帝國對番人類屬的歸類，顯然不可簡單的 視為天朝文化主義下文明──政治範疇下的產物，實則與朝廷的統治政策與治理 實態，有著密切的關係。 關鍵詞：歸化生番、生番、熟番、生番歸化潮、番人分類體制、覺羅滿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