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黃一農教授

　　黃一農院士，現為國立清華大學特聘講座教授、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黃院士於 1985 年取得哥倫比亞大學天文學博士，並在麻州大學擔任天文科學家，曾在 Nature 與 Science 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1991 年返臺加入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之後歷任人文社會學院院長等職，並擔任該校之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一職至今。曾在中國、香港、歐洲等地擔任訪問學者、教授。2006 年，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專長領域甚廣，橫跨科技史、中西交流史、軍事史、紅學、明清史等，並提出「e考 據」之概念，著有《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二重奏：紅學與清史的對話》、《制天命而用：星占、術數與中國古代社會》、《紅樓夢外：曹雪芹《畫冊》與《廢藝齋集稿》新證》、《曹雪芹的家族印記》、《紅夷大砲與明清戰爭》等專書，另有期刊論文上百篇。

　　黃院士是歷史學術界中極少數，學業歷程直到博士學位都與歷史學毫無關係的學者。他自述求學過程中，因為數理學科成績優異，加上那個年代，受到華裔科學家諸如楊振寧、李政道等前輩獲得諾貝爾獎的刺激，興起一股科學家夢想的熱潮，黃院士也因此懷抱著宏大的科學家之夢。即便如此，因為自幼對文史學科和中國經典的興趣從小就已深植骨中，或許天生就注定要走向這一條道路！黃院士提到，自己曾在舊臺北車站前，還充滿儒學耆老開班授課的時代，自費前去學習莊子、老子等各種中國古典學說。為了賺取學費，自求學於建國中學時期就經常翻閱當時美軍留下的英文雜誌，將其上的科學相關新知文章翻譯、發表，以獲取稿費。黃院士踏入科學領域，進入國立清華大學物理系求學，此一選擇不僅讓他在畢業後達成科學家的夢想，嚴謹扎實的科學邏輯訓練，更提供了日後從事文史研究工作的絕佳基礎。黃院士認為，在理工科的邏輯思維訓練下，對其後來的學術生涯影響最深，通過這些基礎讓他得以在研究過程中問出較前人為佳的問題，問題意識的形塑亦較為強勁。

　　訪談時，當問及進入歷史研究領域的契機時，黃院士表示那是一段不太理性的過程。負笈美國求學後，他發現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太多更加優秀的科學人才。於是他自問該如何求索下一步？因為對於文史頗有興趣，且在美國時期已經寫過一些天文學歷史的介紹性質文章，因此有了轉換領域的想法。黃院士略帶微笑地說：「在敢不敢轉換而已。」由於原先規劃、期待改行從事科學史、天文學史的研究，他因而特地前往賓夕法尼亞大學拜訪中國科學史大家 Nathan Sivin。不過 Sivin 教授卻希望他能夠在其門下攻讀歷史博士學位。或許是科學家「效率」精神使然，黃院士選擇了另一條路，即是逕直返回臺灣任職。

　　與此同時，恰逢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第一個研究所——歷史所正在招兵買馬，期待能做一些與傳統歷史領域有所區隔的研究。雙方一拍即合，黃院士順利入職歷史所。不過，初期卻遭遇了一些狀況。首先，進入歷史所後才發現在科學領域對於「科學史」的理解、想像，可以概略理解成介紹某一種科學的發展軌跡、某一位科學家的人生歷程、某一種科學理論的誕生等；然而，隨著對於歷史學理解的深入，似乎發現二者之間的落差。此外，因為從未有過歷史研究的經驗和學習經歷，在入職的第一年被所上要求不得授課，並且要求須在年限內完成幾篇歷史學術論文。黃一農院士回憶起這段往事，說那時雖然茫然無措，卻也是奠定了未來研究基礎的重要時刻。因為從未有過歷史學門的「師承」，只好摸石過河。首先，通過自行摸索、閱讀，希望能補足歷史研究中最基礎的知識。欲達成這一步，在那個各種資訊都還相當封閉的年代，最簡單的方式就是通過在全臺灣各大圖書館進行「讀架」的工作，建立自己的知識地圖。黃院士認為那是最枯燥卻也最有趣的一段時光，將每一排書架上的書一本一本翻開，理解學術研究脈絡、史料性質等，讓自己在後來研究時能夠有完整的知識結構，知曉何種史料會提供線索、何處學者已經深談或忽略。翻閱各式原始史料理解各種資料的性質、特性、內容，通過閱讀前人研究的成果建立史學脈絡，從中探索可進行的議題。

　　黃院士在訪談時，總結地說：「我不知道該怎麼培養類似的能力，所以我的老師就是圖書館。」一年的圖書館生活，拓展了黃院士原擬研究的範疇：天文學史。通過有系統的知識系譜與史料內涵的建構，配合理工科的問題意識邏輯推理訓練，他發現古代天文跟政治、社會均有密切的關係，因而在短時間內進行題目調整，發展出了日後所謂的「社會天文史」這一門領域。隨著研究日趨精細，發現中國史中的天文曆法，都與中西交流史密切相關，因此轉向此一主題，進而有了《兩頭蛇》等一系列作品。又在中西交流的過程中發現明末清初海洋史與軍事史不容忽視，繼之有了諸如吳橋兵變、鐵心銅體砲、火砲打撈、軍事革命等研究成果。在研究清代入關前火砲技術、知識傳遞的過程中，赫然發現《紅樓夢》作者曹雪芹之高祖曹振彥的資料，進而埋首紅學、曹學領域十餘年。近年來，則又自紅學、曹學中發現的學術問題，轉向關注文學史等領域。訪談自此，他自嘲在剛返臺時，因為每天在各圖書館翻閱、瀏覽各種書籍，所以當時中央研究院各圖書館幾乎天天都能見到黃院士的身影，連當時的館員都說：「清華大學那個怪胎又來了。」

　　E 考據究竟是什麼？每當提起黃院士，不免就會與他在約莫二十年前提出的這個概念畫上等號。不能否認自從此「概念」被提出，曾廣受好評，也歷經各種批判。然而對此，黃一農院士強調，所謂的 e 考據並非屬於「他的」研究方法，他僅是以此名詞藉以描述、談論一個在這個科技、資訊、技術爆炸時代的人文研究方法。

　　黃院士表示，這二十年來相關的負面聲音有強有弱；強的是批評此方法僅是搜尋材料，而並未閱讀。然而，有問題的並非方法本身，而是使用者無法合適地善用現階段充滿資料庫的研究環境。甚至黃院士進一步強調，考據研究絕對不是停留在所謂「全文檢索」的資料庫，包括各種可以搜找的版本、圖像和非全文檢索卻公開的文本都是 e 時代給予的新研究環境。黃院士舉例說明：給了先進的工具抓魚，但抓不到好的魚，不應該是工具或提供工具者的問題，而是漁夫使用上有誤。也不應因此認為先進工具有問題，要以更正向的態度面對此漁具和承認各種隨著時代而產生的改變。黃院士指出，e 考據並不是搜尋資料庫而已，也不是用 e 的方法在做考據工作，而應理解為在 e 時代做考據研究。在此過程中，科技和各種新的局面（諸如資料庫、大規模出版、OCR 技術、網際網路分享、各種數位化）都讓廣泛地蒐找資料成為可能。面對龐大的資料，以舊的方法進行操作固然可行，但是應具備更清楚的問題意識，並且有機會執行經濟學中可以操作、解決問題的「商業模式」(business model)。透過這樣的方式才能確切和恰當的應對這些新的局面。

　　許多批評者誤會所謂的 e 考據就是搜索資料，甚至不加批判。黃院士特別強調，這並非他所期待看到的。相反地，他認為在 e 時代做考據研究絕對要更小心、謹慎，甚至許多時候需要認真思索和重新認識過去我們所認為的「常識」。黃院士表示，在他返臺之初還在摸索歷史研究的時候，曾經聽過一位史學界大師的演講，這位前輩提到中國史研究有四個重要的基礎：版本、音韻、曆法、避諱。除了音韻黃院士無法探索外，其餘三者都是他在進行研究無時無刻會注意且謹慎處理的課題。不過，從中他也開始詢問，在新的環境中，我們是不是能對於這些基礎的歷史課題有更詳盡、真實的認識？

　　黃院士特舉近日有關的避諱學研究來談論，這個文史工作者基本知識，卻因為大數據時代，讓這樣的「常識」不再有效。黃院士利用一篇已經完成的文章，探討胤禛的避諱為例來說明。康熙朝為什麼也會缺筆？黃院士提醒，各種資料的內容、性質、成書時間、版本等都是在合理使用前需要理解的，甚至不能一昧相信一本書在圖書館或資料庫檢索系統簡介上的時間定位，需要通過自己的探索來建立更精確的認識。因此，若欲探索胤禛避諱的研究，通過地方志的翻閱、查找是相當合適的切入點，其中可以發現很多康熙時期的材料都對胤禛的胤字有所缺筆。若根據「商業模式」的框架，下一個問題就要詰問為何康熙時代有此避諱規範？一般性的解釋自然不出俗體字、避諱等解釋。然而，宋版文本確實會因為趙匡胤而有所缺筆，但順治朝、崇禎、明代等各種資料中卻沒有缺筆。

　　到此，黃院士指出，e 時代以前缺乏可操作的可能性，因為蒐羅的文本資料數量不夠大，彷彿大海撈針；但在現在的研究環境中，問題完全相反，變成提問者敢不敢去操作？又該如何操作？在查找完資料後，發現康熙朝「胤」字的缺筆或各種書寫方式，該是避諱的一種形式。因此，下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避諱？會否是為了「避諱皇太子胤礽」呢？先設立一個假說，並且繼續查找、研究後，就會發現這樣的使用確實出現在康熙十四 (1675) 年十二月以後。在現代的研究環境中，甚至許多過往能提問、卻較難解決的問題，也有可能逐一回答；例如是誰缺筆？是誰需要避諱？即是，過去的避諱研究是看原則，但是現在是竭澤而漁，以考察實際的運用方式而非僅看原則的角度，來重新認識這個舊課題。不過，黃院士特別提醒，資料庫辨識錯誤、版本誤植等狀況屢屢發生，使用者需要相當小心，不能完全相信之。

　　簡單的說，黃院士認為在 e 時代做考據研究，龐大資料不是解決問題，反而帶出更多的問題。我們需要比過去更加小心、仔細地理解版本學、史學的基本方法。同時，所謂「大數據」──或是說資料大爆炸──讓更多的問題可以有機會操作和解決，龐大資料給予研究者極高的便利性。不過，如此一來容易形成盲搜，雖然複雜、也比較困難，但或許有朝一日也能得到結果。黃院士認為，研究應該帶有一套嚴密的邏輯思維，因為資料只會越來越多，有一天人們會因為身處於 e 時代的時空太久，進而忘記 e 的存在。且每一位研究者都將在資料的增加、使用上有長足的進步。如何通過更嚴謹的思考和問問題，與研究模式的推演，讓我們能夠面向傳統考據學之外更多的可能性。

　　近年，數位人文的興起，讓不少學者思考其與 e 考據的差別。黃院士認為現階段數位人文有別於傳統的文史學科，不少學者是使用大數據並且用資訊方法進行梳理。某種程度上，黃院士認為數位人文所關心的課題是方法，而非實證研究。以臺灣現階段的狀況來說，最需要做的應該是將資料大規模數位化並且全部開放（並不一定是全文檢索），正如中國國家圖書館、日本諸校、美國各大學和檔案館等。從他的觀點來說，研究和應用前置工作理應是可以同時並進，不過卻可以用不同的步調來執行。例如我們如何使用更新穎的 OCR 手法來掃描、檢索檔案等，在科技為主導向的臺灣應該有更多的發揮空間。

　　提到 e 考據相關的批評，黃院士理解許多學者的批評，不時會說有許多材料並未被數位化，因此「e 考據會忽略很多材料」。黃院士指出，這樣的批評源自對於 e 考據的誤會，以為 e 考據是只坐在電腦前面對資料庫。但實際上，如前所述，e 考據的定義是在 e 時代做考據研究，所以最傳統的查找資料和翻閱史料的方式，亦屬於其中的一環。在其許多研究中，很多書籍的各種版本都是用傳統的方式獲取。甚至，黃院士也自嘲，他也花費許多時間坐在圖書館中查看檔案、文集等，甚至親自踏足研究對象的家鄉、足跡進行田野調查，蒐集各種族譜、碑刻資料等，這些看起來一點也不 e 的工作。他不僅親自操作，也鼓勵自己的學生放膽地去嘗試、摸索，實踐「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的精神。

　　E 考據是比傳統更加傳統的考據學，不過難免會被詢問，這套模式是否可以被推廣？黃院士認為這當然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學習，因為這僅是描述在此時代研究環境下的研究狀況之名詞罷了。黃院士認為，不管是提問方式、操作過程等，或許更適合資歷尚淺的教師。因為「學生」需要有更加完整的訓練體系和基礎，通過實作培養更扎實的能力。也就是說，學生若只有搜尋，卻沒有提問的邏輯思考、史料辨識的能力，才是他們所面臨的最大問題和困境，或者可以說是盲點，以至於誤解 e 考據的內涵。故他鼓勵，甚至要求年輕學子需要用最傳統的方式來讀書，積累最扎實的基本功。

　　訪談自此，也論及黃院士對於臺灣文科未來發展的期待。在歷史教學領域超過三十個年頭，經歷了臺灣最美好的人文學科發展時代，卻也見到了近年來的局勢，他略顯擔憂地表示或許需要探索更多的可能性。他指出過去臺灣可以同時接觸中、日、歐美等各種領域，自由的學術環境和多元的學風，都建構了臺灣自己發展的史學環境。很長一段時間，臺灣的史學、人文曾經是引領風騷和集諸家之大成。不過，現階段包括經濟壓力、少子化等現實環境和條件的退縮，致使研究規模逐日縮減，這無疑是一種極大的危機。黃院士建議現階段的研究需集眾人之力，一齊工作、一齊提升知識。互助合作，讓知識的積累和資料的分享更加流暢。

　　談到知識的積累和分享，黃院士並不認為領域分別或界線是種強烈的限制，這點亦可從他轉行還有近年來的研究旨趣中看出端倪。舉例而言，身處理工科系為主的清華大學，讓他深感人文領域與理工科系之間跨領域合作的重要性和未來性。他期待可以從中找到「好玩」的事情來做。近年來，他成立了支持科技考古與文物鑑定研究中心，希望能通過臺灣科學園區所擁有的最尖端鑑定、考察技術、並且配合人文領域中少見的充裕資金之挹注，加上考古、生物、文學、歷史、人類學等各領域最頂尖的人才形成團隊，希望能夠藉此來從事最符合這個時代的事情，例如前往中亞考古就匯集了各式各樣的元素。藉由這樣的跨領域合作，黃院士期許可以開拓更多的可能性。

　　現階段早已著作等身的黃院士提及未來的學術規劃，他希望把學術生涯和近年來的重要研究結果逐一整理出來，希冀能將規劃中的數本專書完成。在面對如此豐沛和多元的史學研究成果，訪談者不禁問了一個既重要又難以回答的問題：對黃院士而言，何謂歷史研究？黃院士回答，期待做到讓人感動的議題，並且非常希望能夠跟研究對象有人際上 (personally) 的互動。正如過往他曾經在從事乾隆皇帝、福康安、孝賢皇后的研究時，認為這位皇帝是有血有肉，充滿愛情元素的凡人，對其觀感甚佳。然而，近年來從事文字獄的過程中，那些觸目驚心又令人不寒而慄的具體細節，卻讓他對乾隆皇帝有另一種感觸。這些感受都讓歷史不再冷冰冰，不再僅止於書面文字上的體現，而是有血有肉，認識到這些被研究的人都曾經如你我般生活在某個時空。從而進一步思考，這些歷史人物在想什麼？通過神入當下，理解、了解、認識、體驗他們的人生，在百餘年後，讓他們繼續「活著」。最後，黃院士舉了一個例子，他曾經研究過馬嘎爾尼 (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 使華，究竟他是單腳跪地？雙膝跪地？是否跪下？這些禮儀之爭，甚至影響歷史發展的關鍵動作，展現在他一篇充滿趣意的文章中。他親自造訪倫敦，在一處教堂後滿山遍野的墓碑中，找到了這一位對中國歷史發展舉足輕重人物的墳塋，英國人似乎對其不甚重視。黃院士面對其墓行禮，至上敬意，並想要告訴他，他是影響歷史發展的關鍵人物。二百多年前，馬嘎爾尼在乾隆皇帝跟前的行為究竟為何，黃院士已經做了極大的努力來理解、認識。但是，當訪談者追問黃院士是怎麼行禮的？黃院士笑著說：「我才不告訴你。」只有他自己和馬嘎爾尼在天之靈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