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家珍(Joan Judge)教授演講「China’s Mundane Revolution: Cheap Print, Vernacular knowledge, and the Rise of the Common Reader, 1894-1954」紀要

　　本場演講為季家珍 (Joan Judge) 教授近期將出版之專書介紹。季教授主張，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中國的知識菁英因應西方知識帶來之衝擊時，不屬於知識菁英的「常民」也開始吸收這些新穎的知識，應用於處理日常生活的問題。普通人對新知識的吸收、調整、運用，雖然並未完全取代舊知識，但當他們將其與舊知識並列理解、使用時，卻也逐漸改變了原先民間的知識分類與框架。一位 1894 年的常民理解世界的方式，已與 1950 年的常民大不相同，新的資訊、知識類別改變了他們的視角。季教授將這樣的變化稱為世俗革命：一場雖無劇烈明顯變化、但影響大多數普通人日常生活的革命。季教授認為，世俗革命發生的時間段約斷代於 1894 至 1950 年之間，她稱之為長民國時期 (Long Republic period)，其餘波遠及今日的中國。

　　為了深入了解這場世俗革命，季教授以日用類書為代表性史料來研究。這些日用類書包括最後幾版的《萬寶全書》以及新類型的日常用書，包括驗方集、寫信手冊和家庭用書等各種日用材料。這幾類日用材料的寫作目的是讓讀者能解決日常生活中的不同問題，因此其蒐集的材料種類相當混雜，包含戒除鴉片、食物保存、治病等。《萬寶全書》原本收錄的內容為中國既有傳統知識，但在甲午戰爭前後，為了因應政治、外交、經濟等多方面的新時代變化，新版全書的編輯增加了一系列續集。續集的內容開始加入西方知識。例如新型商業的處理指南、識別國旗、治療鴉片成癮、治療霍亂等，不一而足。但這種變化並非取代舊的知識，而是經由編者收集後加入《萬寶全書》，使之與其他知識並列，因此新版《萬寶全書》可以看到例如唐代知識與新的西方知識比鄰而居。這也顯現出季教授認定的世俗革命特徵——並非主動創造新知識，而是透過收集、使用和並列，逐漸改變既有的知識體系。

　　這場世俗革命的主角，並非飽讀詩書的文化菁英，而是中國各個階層的「常民」。這些常民在季教授的研究時段裡，面對了無數想要由上到下重塑他們的事件與社會改革，例如清末民初的教育體系改革、白話文運動、民眾教育運動，以及 1949 年以後共產中國所推動的社會改革等。但這些常民仍然在一定的程度上抗拒這些變動，如繼續偏好私塾、小書攤等傳統民間的知識管道。這些常民的閱讀經驗不容易追蹤，他們可能出現在小說、政府的教育改革評論或精英社會掃盲運動的報告中。季教授指出，他們所留下的足跡，可能交織於下列三個面向：書作為物品、文本本身之意義，以及閱讀作為一種文化實踐。為解析這些足跡，季教授從東亞、美國、歐洲各地的圖書館、二手書店及私人收藏中，收集大約五百份日用類書等書籍，作為主要的研究史料。

　　在「書作為物品」的面向中，季教授強調，在漫長的民國時期得先有大量印刷、便宜、方便攜帶的書籍，這些新出現的實用知識才能便於傳播、並在常民之間唾手可得。石印科技的採用使書本出版成本大為降低，與菁英取向的書局（如商務印書館）不同，民間書籍大量販賣，其販售量能達到文化菁英取向出版物的十倍以上。其中，廣益書局因為有大量出版物和出版目錄留存於世，加上其經營時間十分接近季教授的研究斷限，所以該書局及其出版物成為季教授主要的研究材料。季教授指出，像廣益書局這樣大量印刷民間書籍的出版商，在編纂日用書籍時，其資訊來自四面八方，例如舊版《萬寶全書》等日用書籍、新式報紙及雜誌的資訊、外國的翻譯文章等。透過剪裁、適應和簡化這些資訊，編纂者們完成了一個知識領域上橫向跨度非常廣、塞滿了各式資訊的龐大的語料庫。儘管菁英讀者鄙夷這些民間書籍，但透過這些書籍的出現與銷量的增長，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培養出自己眼光的常民讀者群，是如何在這個時間段蓬勃發展的。

　　在「文本本身之意義」中，季教授說明，對於這些日用書籍的編纂者及閱讀者而言，如何獲取確實、簡捷、有效的知識，方是日用書籍的重點。至於這些有用的知識源自何處、如何推導、知識的新或舊皆不重要，讀者們想知道的是「如何做」，而不是「為什麼」。舉例而言，與貨幣理論相比，讀者更想知道辨識假幣的技巧；與疾病的學理相比，能直接運用的治病技巧更受重視。正因如此，來自於不同領域、框架的知識，才能一同蒐集、編纂進日用書籍中。讀者也可以因此無視巨大的知識系統差異，毫無障礙地運用不同方法；這個特色使日用書籍本身成為橫跨知識系統、領域的一個交會點。如何解讀、定義這樣的知識交會點，亦成為一個相當有趣的問題。

　　編譯者通常使用相對較新且理解不一的常識概念來定義其彙編中的知識集合。他們很少使用此時在菁英中已獲得巨大文化權威的術語，即日語新詞「科學」。當他們使用「科學」一詞時，他們只是用來指「日常運用的科學」。相較於科學，日用類書僅關心是否實用，例如，與季節或地理有關的知識。儘管普通讀者沒有使用科學這個術語，但他們在尋求解決日常問題（如嫁接樹木、保存雞蛋或控制鴉片癮）的實用方法時，確實加入了科學的範圍。

　　在「閱讀作為一種文化實踐」中，季教授表示，這些常民讀者，可以定義為「不是為了生活而是為了謀生而讀書」的人。他們的目的是在生活中可以自主，「不求於人」，而非單純享受追求知識。因他們沒有記錄自己的閱讀經歷，要追蹤他們在歷史上的痕跡並不容易。其中，很多讀者並未受過正式的學校教育，而是「自我造就」，透過自學、私塾，來掌握閱讀的能力。在小學、圖書館、新式書店等新式教育機構建立之後，許多中國常民讀者走上了另一條識字之路，如前面提到的私塾（許多私塾都是在這一時期改制的）或城市中的小書店，通過閱讀學習生活所需的知識。在城鎮之外，流動的書籍攤販則帶著這些大城鎮出版的民間書籍，沿著逐漸密集的交通郵政路線，遊走於中國鄉村，將書籍帶到最偏遠的鄉間角落。

　　常民讀者們不只是被動地接受資訊，同時也能夠在書上留下自己的印記。現存日用書籍上留下的圈點、畫線等，展示了讀者認為對他有用的部分。有時讀者會另加註記，記錄下書上沒有、但他認為有用的資訊；有時他們會用鉛筆留下使用書上方法後的感想。至於書頁翻閱、破損的程度，則能夠揭示出原先所有者最常使用或查找的部分。這些痕跡都向當代研究者透漏了過往常民讀者的閱讀足跡。

　　在演講的最後，季教授表示，「世俗革命」仍有其政治意涵，當中國處於近百年的革命過程中，世俗革命悄悄地改變了常民的知識基礎，而「常民」正是在革命施展的舞臺之上。常民儘管難以在文獻紀錄中留下痕跡，卻絕非在歷史上無足輕重，在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乃至於二十一世紀初的民國熱，以及習近平時代，都仍然能看到當時世俗革命延續至今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