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言（Mario Cams）教授演講「Imagining the Qing as a Eurasian Empire: Fabricating the Qing Court Maps (ca. 1685-1785)」紀要

　　康言教授在此次「清代中國的地理測繪與帝國想像」系列演講之二，欲探討在西洋傳教士的知識交流和清帝國領土擴張的影響下，清代初期的地圖是如何塑造世界觀，並以康熙時期《皇輿全覽圖》的製作過程為例，體現西學如何促成這一時期的地圖繪製方式和科學實踐發生了根本性的變革。

　　在這當中，法國宮廷的耶穌會士在歐亞大陸的活躍對清朝地圖繪製的歷史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十七世紀，法國皇家科學院 (Académie des sciences) 是最早從事世界地圖繪製的單位之一。由於當時歐洲對中國的了解甚少，皇家科學院有意對中國文化展開一系列研究。明清時期，法國的耶穌會士渡海來到北京的宮廷，有的在欽天監從事天文學研究，或為皇帝建造大炮。他們注意到科學能幫助他們在中國展開傳教事業，所以他們積極尋找擅長數學的耶穌會傳教士，以便吸引更多中國人皈依。於是，在法王路易十四的大力支持下，法國皇家科學院決定成立一個以國王數學家為首的駐華科學傳教團。這個傳教團有別於羅馬教廷的在華傳教士，除了傳教之外肩負多重任務，另一個主要目的，即是對中國進行科學考察，取得天文觀測數據與中國地理資訊，用以繪製法國的世界地圖。

　　若將視角放大到歐亞大陸，可以發現這個時期各大帝國都處於向外擴張的階段：俄羅斯帝國一路向東擴張，同時試圖向中亞、印度洋擴張；位處現在伊朗的薩法維王朝則向東西兩方擴張；清帝國此時也向著中亞擴張。十七世紀下半葉，俄羅斯帝國和大清帝國在邊境相遇，雙方在法國傳教士的居中協調下簽訂了《尼布楚條約》，並由傳教士丈量道路、繪製地圖，康熙皇帝藉此得以瞭解這個地區和其邊界問題。十八世紀後期，在清帝國向中亞擴張之時，則恰逢南亞的馬拉塔帝國取代蒙兀兒帝國往北擴張。因此，在這百年裡，清帝國面臨著非常複雜的政治局勢，促使康熙、雍正及乾隆皇帝對繪製新地圖有急切的需求。從康雍乾三代地圖的繪製範圍觀之，亦可粗略見得清帝國的勢力範圍擴張過程：康熙時期的地圖範圍，涵蓋中國、朝鮮和少部分的新疆地區；雍正年間，俄羅斯帝國的疆域大致被納入地圖中；乾隆年間，地圖的地理範圍擴大至印度北部、阿拉伯半島乃至小亞細亞等地。

　　接下來，康言教授以《皇輿全覽圖》為例，展開討論地圖的版本、材質、資訊及繪測過程。1708 年，以北京北邊長城的測量為始，展開為期長達十年的大地測量與地圖測繪，1717 年，木刻版《皇輿全覽圖》完工，1719 年經修訂繼有銅刻版《皇輿全覽圖》。銅刻版係由四十一片畫板組成，長 4.5 米，寬 3 米。與木刻版不同，銅版中長城以南的地名以漢文書寫，長城以北和其餘地方皆用滿文標註。地圖範圍除了 1715 年之前帝國控制的疆域外，還包括西伯利亞、朝鮮和西藏，甚至少數通往新疆的道路。

　　至於測繪技術，則是同時結合中國傳統的道路測量法與傳教士的新技術。過去文獻中認為清朝是採用三角測量 (trangulating) 衡量距離，但康言教授認為，參照法國繪製地圖的經驗，利用三角測量估算從北到南穿越法國的子午線就花了大約 40 年的時間才完成，清帝國難以在短期間內僅憑三角測量就完成測量並畫出極為精準的海岸線。事實上，清帝國是結合了三角測量和估算天文觀測的仰角差距來求得地表經緯度。1691 年，法國耶穌會士張誠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1654-1707) 隨康熙皇帝一起前往喀爾喀草原，在康熙的要求下計算北京的緯度，並以半圓觀測儀計算了正午太陽仰角。此後數年，張誠多次隨行對準噶爾的戰爭，並在喀爾喀草原同時運用兩種繪測方式，整合傳統的道路測量技術與耶穌會士的儀器觀測。清朝官員和耶穌會士在喀爾喀蒙古邊境喀倫進行測量。他們先用繩索丈量從北京到喀倫的道路長度，再結合仰角觀測法，若分別在北京近郊與喀倫以儀器觀測北極星的高度，會發現喀倫的北極星仰角比北京高出五度。每個仰角差換算成平地距離約250里，以此估算兩地相距1250里。如此一來可在一定程度上精確地確定緯度。這次探勘讓康熙皇帝發現緯度一度可換算成地面200里，修正過去以來的錯誤，這讓康熙皇帝認為自己比所有官員更瞭解科學新知，更合法化其統治權。至於經度的估算就相對困難，多數是依靠繩索測量道路的距離，再進行三角測量來推算。

　　康言教授還討論諸多繪製工作的細節，例如不同省份的測量工作都是交由各個測量團分開完成的。除了傳教士組成的測量團外，康熙派遣許多官員一併投入《皇輿全覽圖》的製作工程，包含武英殿官員、嚮導護軍參令、理藩院郎中、欽天監等。地圖繪製完成後還要將地名音譯。特別是翻譯各國地名常涉及多語種的轉譯，亦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如官員和傳教士經常面臨以漢語音譯過來的朝鮮語地名、藏語和中亞語言混合的地名，以及拉丁化的俄語地名。俄羅斯帝國的所有地名都以一張來自歐洲的拉丁文地圖為基準，但由於法國耶穌會士不熟悉俄語，因此地圖上的俄羅斯地名是用滿文音譯轉寫。

　　至於地圖上的邊界問題，康言教授指出，無論是俄羅斯帝國和清帝國之間、中亞和清帝國之間、朝鮮和清帝國之間，彼此都沒有確定的國界線，萬里長城是地圖上少數明顯的內部界線。反過來說，真正的疆界是清朝內部的界線，而不是清朝外部的界線，這幾乎意味著清帝國可以盡情向外擴張。同時，從清帝國各省內部的行政區域界線的所在地來看，可以顯示這些地區是否納入帝國的行政管控，最顯著的例子是，東臺灣尚非帝國治權所及，並未出現在地圖上，因此分隔台灣東西的山脈成了帝國領土的天然疆界。。

　　在《皇輿全覽圖》的基礎上，雍正、乾隆兩朝也繼續繪製帝國全圖。同時，《皇輿全覽圖》也開始在西方世界流傳。據康言教授的比較，法國的製圖師唐維爾 (Jean-Baptiste Bourguignon d'Anville, 1697-1782) 所繪製的中國地圖，就是以《皇輿全覽圖》為底本再修訂而製成。這套四卷本中國地圖，先是收錄於耶穌會士杜赫德 (Jean-Baptiste Du Halde) 1736 年在巴黎出版的世界地圖冊之中，1737 年又以盜版的形式在荷蘭海牙出版。

　　康言教授總結，盛清的世界地圖不僅是地理資訊的展示，更是科學、文化和政治的綜合體現，反映了當時清帝國面臨的複雜局勢及其在國際舞台的積極參與。耶穌會士的活動成為東西文化交流的橋樑，而清帝國在地圖製作中的努力既反映了時代的科學進步，也表現了帝國的權威和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