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至哲博士演講「十八世紀朝鮮儒者論士商互動──以柳壽垣《迂書》思想為中心的觀察」紀要

　　蔡至哲博士的演講，以較受研究者忽略的朝鮮儒者柳壽垣（號聾菴，1694－1755）及其所著《迂書》為中心，並針對《迂書》對「四民」、「士商」問題的論述，試圖與余英時在《中國近世宗教倫理的商人精神》中的研究成果相互引證，欲從中突顯柳壽垣的重要性。藉柳壽垣的思想進行中韓比較，從政治制度、文化等各方面的參照重新理解東亞社會對進步的追求。

　　柳壽垣因其對中國歷史和朝鮮制度的深刻理解，而受時人稱許為天才儒者。當時英祖 (1694－1776) 朝儒者在燕行的過程開始提倡北學思想，然而柳壽垣並沒機會成為朝貢使臣，也幾乎未受到西學的影響，他僅透過閱讀史書增加對中國的理解，進而撰寫《迂書》。柳壽垣的從政經驗豐富，在英祖朝一度受看重，後在 1755 年因「羅州掛書事件」的連累而被處死。

　　蔡博士接著針對朝鮮特有的社會脈絡指出，朝鮮王朝存在有多種庶孽禁錮之法及其他身分不平等的限制。朝鮮雖號稱小中華，但從朝鮮太宗 (1367－1422) 時代便有「庶孽禁錮」傳統；加上長期黨爭與尚閥傳統，這些問題到英祖朝已造成許多不良影響，甚至是人心思變的地步。是以英祖對於黨爭有沉痛的教訓與反省，進而提出蕩平政策；且其本身的庶出身分使他對庶孽問題頗有同情，一定程度鼓動大臣倡議改革傳統。柳壽垣即在此脈絡中，以中國為對照組提出相關改革政策。當時的宰輔重臣屢次向英祖推薦柳壽垣及《迂書》、《官制序陞圖說》等著作，評價他「雖聾於耳，不聾於心」、「歷代制度利害，國朝典章沿革，瞭然於胸」，由此柳壽垣受英祖直接召見，一度成為當朝前後政局中的重要角色。

　　針對黨爭問題，柳壽垣建言，朝鮮需參照明代政治制度，認為明制最善，往昔朝鮮儒者以為明代亦有黨爭，但柳壽垣分析造成明朝黨爭的原因僅是當時皇帝無能，而「有同無主人之家，奴僕自相鬪爭」；以清代為例，強調清承明制幾無黨爭之禍。同時回應欲建立王權權威的英祖：「上每以立紀綱為先務」、「實在序陞法之中」，建議從制度面改良黨爭背後隱含問題，強調效法中國對官僚建立一套客觀考核制度的重要性，如設立殿試，以此化解黨爭。

　　蔡博士進一步梳理《迂書》中所討論朝鮮的問題，指出由於朝鮮學術思想的發展中，朱子學始終在主流的地位，陽明學幾無話語權；因而朝鮮儒者的反省與創新多從實學、西學角度切入。柳壽垣思想的實學特色在於他反省朝鮮對儒學、朱子學實踐的成果，「只以掇拾『正心誠意』四箇字，陳達為務，自以為學朱子。一使之當國事，則茫然無施措」，認為當時的實踐是僵化、有問題的。柳壽垣並不反朱子，而是認為朱子學能經世致用，以此提出改革施政措施。

　　柳壽垣認為最大問題在朝鮮制度承襲高麗而來，其中的流弊在於門閥用人。朝鮮號稱有士農工商，但卻只重視士，歧視農工商，甚至有「五賤」、「永錮子孫」的情形。當時許多朝鮮儒者皆在反省各種身分限制的相關問題，而在柳壽垣看來，專尚門閥使人冒死相爭，使社會人民關係緊張和鬥爭，是以他提出類似唐宋變革的說法。「自宋朝以後，中國更無以門地高下，用舍人物之規」，「我東卻沿襲陋習」，沒有跟隨中國進步。

　　柳壽垣對朝鮮之「士」進一步反省，「我東人每指門閥子弟為士大夫」，但士大夫只是父祖相傳的身分，心如市井、懶惰不學、非文非武，已無實質內涵，甚至「識字者極難得」。成為兩班後的子孫，因門閥制度不敢轉業，而陷入生計困難的狀況。朝鮮號稱厚待兩班，但愛之足以害之。對照余英時的觀察，明清時期受到理學、新道教影響，四民之間已經是職業上的分化，不代表道德品質。柳壽垣認為兩班人士要重新有自覺與內涵，並反省朱子學的精神應以經世自用為要。

　　針對朝鮮國虛民貧的現象，柳壽垣提出「四民一分」的呼籲，指出士農工商要平等，去除歧視，四民認真於自己本業，才能讓農工商發展起來。同時參照中國社會破除身分沿襲，不將歧視延續到子孫身上。且若天資不錯便給子孫受教育，學習禮樂、儒者之事，使其成為士大夫。要朝鮮人不恥工商，若士大夫當不下去，轉業「何賤何污而不可為」？中國人重視教育，年幼子便入私塾；朝鮮則是放浪幼子，無所事事。他參照中國社會所說的士商互動，人人各隨天賦之職，各為其所當為，達到不自暴自棄，恪守做人本分，以此回向三代。這是他心目中的儒家理想社會，是「三代馭民之法」。這是他對改變工商以及如地域、姓氏、罪人子孫、夷狄、出身、血統、庶出等各種歧視態度所提出的方式。以此讓朝鮮用人及社會，邁向更加四民平等的狀態，讓社會階級流動。

　　蔡博士指出，柳壽垣「分四民之業，使之各趨實事」的理想，及取消身分不平等的主張背後，是認為有商業更大發展的可能。因而批評士大夫表面歧視工商，但暗地都在放高利貸。強調不恥工商，不只平等，還能發展商業和經濟。肯定「獲利」的正當性，並納入投資，此亦類似一些學者對資本主義的定義。不恥工商的背後，含有對自由市場的自信，「四民一分，百事容易」，有商業出現，物流也會發展起來，有本土資本及工商繁盛，物價自然會下降，達到理想世界。

　　蔡博士總結，柳壽垣不受北學派與西學派影響，而是從中國古代歷史，對照朝鮮社會特殊的處境；在此參照下，他認為中國社會有其進步性，因而提出類似唐宋變革的想法。並且在朝鮮特殊的黨爭尚閥及各種身分禁錮的脈絡下，以中國為參照，強調朝鮮需改革。在政治制度方面參考明制，建立相對客觀的考核制度及升遷機制；希望四民平等，不專重門閥、士人，且士要有自覺、真才實學、經世濟民；尤其重視工商，不恥工商背後，要讓四民有平等自然的互換和發展，以此達到經濟的繁榮。柳壽垣的思想定位，在傳統中國史的脈絡中，以不反朱子的狀態下提出經世思想的朱子學，是實學思想不同面向的呈現。柳壽垣的觀察亦可與余英時針對明清中國士商互動的研究相互印證，進而延伸出東亞社會的比較研究。

　　其後，評論人羅樂然教授從東亞歷史研究，肯定蔡博士在研究材料上呈現多樣、特殊性及史料價值，這些材料能使讀者了解朝鮮制度史及社會性的反省；同時藉由朱子學具經世之學的運用，使柳壽垣的重要性得以發掘出來。

　　羅教授進一步提點，其一，柳壽垣「聾啞」的符號是否影響到他對士紳關係的了解？其二，韓國學界對相同論題與事件的看法為何？其三，羅教授例舉清廷與朝鮮在《明史・朝鮮傳》撰寫過程中的交涉，及十九世紀初朝鮮和越南使節交流為例，提醒可加強柳壽垣思想中參照中國的作用在哪？柳的思想與朝鮮歷史研究，以及北學派有何差異？其四，余英時的觀察屬於商業世界實質的運作，是儒者如何走進商業世界中進行在十八世紀中的經濟活動；但柳壽垣的建議並沒有實體可行性。若把余教授的概念抽離，是否會影響到論文討論的要點？最後，士農工商和士商互動，在東亞視野下是文化史、社會史、日常生活史的問題。《迂書》在日據時期作者不明，若此書的影響性、流通性不強，是否能當思想史的案例？

　　蔡博士回應，本論從士商互動看柳壽垣的思想更為適合，並能提供韓國學界跟余英時先生對話的可能。而在柳壽垣的理論中，以中國為對象進行改制，是因中國為當時東亞無可迴避的他者，有理論上的正當性；並且真心覺得有得到啟發。他的思想特色不受西學影響，沒有去過中國，但從聾啞身分讀古史，從參照中國中提出未來的可能性。又其聾啞身分，是在東亞歷史上少數能直接被帝王召見，且用筆談留下完整記錄，仔細討論複雜問題，這樣的經驗相當特殊。與在世時所受到的重視相較，其死後不受重視是受英祖朝黨爭事件影響。其中有失落的十年柳壽垣消失在朝鮮的史料中，其原因為何值得進一步探究。

　　演講後的綜合討論，巫仁恕教授、林美莉教授、黃克武教授與謝仁晏博士、林峻煒博士等與會學者，就文書互動與書籍閱讀的角度提問，考察當時朝鮮社會背景及柳壽垣思想來源、柳壽垣改革主張與當時其他儒者的差異、社會經濟史的面向及實學與柳壽垣間的關係與運用，並且認為需進一步梳理柳壽垣平等概念與朝鮮各學派差異，及對中國資源的運用，同時可以擴大到中日韓比較，呈現知識主義的轉向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