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Brophy教授演講「Imperial Encounters with Islam in Qianlong-era Xinjiang」紀要

　　博大衛教授在本場演講所聚焦的主題，是伊斯蘭教徒與清政府在清朝征服新疆後的互動關係，並試圖解釋雙方對於彼此行為的描述。博大衛教授試圖從新疆與中亞的伊斯蘭史料中，了解伊斯蘭教徒是如何理解、呈現清帝國，以及如何看待清帝國進入中亞的行為；他並且嘗試從清帝國的眾多檔案中，尋找清人如何描述他們所遭遇的新疆伊斯蘭世界。歐美東方主義是以一神教的立場理解另一個一神教，在此認識基礎上，伊斯蘭教時常被視為專門的研究對象，特別是穆斯林相關文本及語言；然而在中國，伊斯蘭教從未以同樣的方式成為研究焦點。由此博大衛教授認為，清朝對新疆的互動必定會從不同的觀點出發，透過對清史檔案的分析，或許能夠帶來新的學術刺激。博大衛教授提到西方學界過往研究重心多偏向探究伊斯蘭方面的史料，較少運用清朝方面的檔案。博大衛教授認為，要從清朝的檔案中正面得到研究者所好奇的問題之解答，是相當不易的，因為這些檔案往往無法直接回答我們所認為的重要問題，只能透過間接的詮釋來旁敲側擊。因此，本次演講不免是假設性且嘗試性成分較高的一次研究。

　　演講首先提到清朝「志書類」材料如何描繪新疆。博大衛教授認為，在早期的《西域誌》之後，蘇爾德《回疆志》為對伊斯蘭教做比較全面性描述的通志。從《西域誌》到《回疆志》，穆斯林的形象從「正面」轉變為「負面」。在《回疆志》中，蘇爾德把新疆的穆斯林描寫為太陽、月亮的崇拜者，並且鄙夷地說，這些穆斯林的宗教學者不過粗通文義，並非值得尊崇的飽學之士。

　　另一方面，在穆斯林世界中，清朝征服新疆塔里木盆地，也被視為踰越世界秩序。博大衛教授解釋，在穆斯林的觀點中，世界可分成七大領域或者七大王國 (Seven Climes or Seven Kingdoms)，其中，中國與伊斯蘭世界是各自完整的領域。而清朝征服新疆，為侵犯伊斯蘭世界領域的行為。雖然清政府並沒有將自己的征服行為理解為「踰越自己的領域」，但對伊斯蘭世界而言，這些新納入清朝版圖的穆斯林並不應該成為清朝臣民。

　　除上述一般性的描述之外，博大衛教授又進一步指出，在 18 世紀乾隆時代，清朝與新疆穆斯林的互動中，明顯有許多因地制宜、一案歸一案的色彩，有時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博大衛教授以三個主題為例來說明，分別是：宗教權威、聖陵以及異端信仰。

　　在新疆，和卓 (Khoja) 以及宗教學者阿訇 (Akhund) 享有很大的宗教、政治權威。由於清朝對於藏傳佛教相對熟悉，於是便以西藏的語彙來理解新疆的宗教人士：將和卓理解為轉世活佛，阿訇則是一般的喇嘛。清政府認為，這些和卓與阿訇有可能成為反抗中心，卻又無法輕易處理。因此，清朝除了獎勵順服的部分阿訇外，也採取將一部分和卓家族遷移至北京的措施。其意圖截斷和卓對當地的影響力，乃至將該影響力連結到北京，使和卓家族的許多後裔就此移往北京。有意思的是，在 1760 年，清朝發布法令，禁止阿訇進入行政系統中。此法令是否意味著清朝想要在新疆實施政教分離？博大衛教授傾向認為，清朝對此並沒有系統性的想法。

　　與之相關的則是，清朝對於伊斯蘭聖陵的處理方式。這些聖陵同時也擁有政治影響力，甚至有可能成為反叛的據點。博大衛以位於喀什噶爾的 Afaqiyya 聖陵為例。在清朝檔案中，似乎將其理解為穆罕默德本人的陵墓，並迫使負責維護聖陵的和卓家族遷往北京，然清政府仍不敢輕忽和卓家族對於該地的政治影響力。當 1762 年在 Afaqiyya 聖陵發掘出新的儀式物品時，清政府甚至擔心這些物品會在該地激起不必要的麻煩。不過在當地村落的請求下，聖陵附近的宗教捐獻 (Waqf) 依然得到允准。

　　其中，最令人困惑的地方是是乾隆時代對於新疆的新教、老教之處理方式。1781 年與 1784 年的甘肅，新教、老教衝突而爆發蘇四十三起義 (Jahriyya rebellions)──這理論上該對新疆有深刻的影響。因新教的創始人馬明心（1719-1781），當年曾在新疆遊學。據記載顯示，許多新教的崇拜方式，實際上在新疆的宗教崇拜中都有反映。然而在新疆，清政府的政策似乎不像在甘肅一樣，基於新教、老教的區別。詔書中指示，新疆的官員要留意任何不安分的穆斯林。同時也要求官員每年年底提交報告，內容涉及當地穆斯林人口中的任何可疑活動。然而，這項法令在新疆官員的解讀和實施中，其關注點始終集中於漢人回民身上。即使 1784 年，清朝已經將新教、老教之差，比喻為白蓮教與佛教的關係。但直到 1792 年，官方檔案中才唯一一次提及新教。該問題，同樣也反映在福康安（1754-1796）面對白山派、黑山派的理解上。雖然白山派多次反叛，但福康安在收到多次互相矛盾的報告後，決定停止繼續調查白山派。清朝甚至在 1790 年發布法令，要招攬白山派，儘管該項法令是否有實施，仍難以定論。

　　最後，博大衛教授認為，清政府對於伊斯蘭的概念，以及伊斯蘭正統與異端的差別，往往是以在地化且具情境、脈絡性的思維方式來理解。而且，清廷相當抗拒以一般性的宗教認同、崇拜教義，來不加區分地作為所有的新疆政治、叛亂的解釋。然而，令博大衛教授很好奇的是，清朝在新疆與甘肅的政策，有很明顯的不同，儘管二者的伊斯蘭社群都相當蓬勃。清朝是否將甘肅、新疆，理解成「內」、「外」兩種不同的範圍，若是如此，又是如何定義「內」與「外」？又或者伊斯蘭勢力在宮廷的影響有所不同？還是相較於新疆，甘肅才是清廷更易理解的區域？關於這些問題，目前博大衛教授也沒有肯定的答案。他表示，今日發表的演說，只是目前研究的初步成果，希望成為未來出版專著的一部分。很感謝主辦單位提供這次討論的機會。

　　演講結束後的綜合討論中，與會學者提問，關於清朝與西北地區的關係與處理方式，是否與他們對其他西方群體的處理方式不同？如果是的話，為什麼會有所差異？博大衛教授回應，清朝在面對兩者的確有所不同。對於清政府而言，征服西北地區首先是出於安全的需要，而不是對於當地群體文化的理解。清政府最初採取了一種相對寬鬆的治理政策，這更多是戰略上的考量，而非出於對新疆或其人民的文化興趣。另一位來自哈薩克的學者用中文評論道，他覺得今天的講題非常有意思。新疆的宗教、文化非常複雜，也是很熱門的研究題目。東方的宗教文化與伊斯蘭的宗教文化，皆在新疆交會。兩者即使同為穆斯林，也各有特色。在中亞的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有著自己過往的遊牧傳統文化，新疆一些民族也可能有來自粟特人或是蒙古文化的影響。而在甘肅的漢人回族，又有自己獨特的穆斯林文化。本次演講所提的老教、新教差異，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他很期待未來可以跟博大衛教授有更多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