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仁恕教授演講「崇禎的傳說：亡國之君的形象與歷史記憶」紀要

　　巫仁恕教授是明清社會經濟史、文化史和城市史的專家，近期正在撰寫一部專書，探討明清之際江南地方的政治與社會心態。而本次演講內容即是全書的最後一章，巫教授透過系統性的梳理和分析，揭示這些傳說形成、演變與傳播的過程，以及背後承載的社會情感、集體記憶與文化意義。

　　在研究方法上，巫教授將「傳說」定義為流傳於世、以特定人物或地點為主題的故事，大致是基於過去曾經發生的「史實」，進行相當程度的調整，諸如傳播者的主觀修改，或刻意添入的虛構情節。他指出過往相關研究大多聚焦於《鐵冠圖》等少數傳說，忽略了其他「街談巷議」，但後者其實亦有分析的價值。

　　演講伊始，巫教授先從明末清初時人對崇禎皇帝的評價談起。明末清初的知識分子，特別是江南的遺民史家，對崇禎皇帝的態度相當矛盾，既嚴厲批評其性格缺陷與施政缺失，又在情感上對之抱以深切的同情與懷念，認為他並非昏暴之君，亡國更多是天命、時勢所趨。而清廷對崇禎皇帝的評價則幾經變化，反映其不同時期的現實需求：早期順治、康熙年間為籠絡漢人，傾向同情崇禎皇帝，稱明亡是因天數已定，非其失道所致；但到了乾隆中期，一方面由於政權已穩固，一方面也由於帝國內部存在許多問題，故對崇禎皇帝的評價開始轉變，如清高宗（1711-1799，1735-1795 在位）便批評其昏庸不明，對亡國難辭其咎。

　　演講中，巫教授共介紹了六種與崇禎皇帝有關的傳說。首先是關於黃袱的傳說。據傳崇禎元年 (1628)，在北京的皇宮裡發現一個黃色包袱，當中預言了天啟、崇禎二朝與弘光政權的統治年限。該傳說被許多文人筆記所傳述，儘管各版本間的內容略有歧異，但整體差別不大。巫教授認為，這些預言對幾位君主享祚時間之精確，更可能是明亡後，人們為解釋此一劇變，將其歸因於天命的附會產物。

　　第二類傳說主要描述崇禎皇帝在宮中發現明初開國功臣劉基 (1311-1375) 所建的密室，內有三幅畫，分別描繪了「文武百官批髮亂走」、「兵將棄甲，百姓逃難」及「崇禎皇帝著白衣自縊」的亡國景象。據巫教授考證，此「密室三異圖」傳說的擴散，源自陳濟生 (1618-1664) 甲申年（崇禎十七年，1644）自北京逃至江南後留下的記錄《再生紀略》，並經由明遺民群體間的筆記傳抄廣泛流布，從而衍生出「元人朝會圖」和「兩口寶劍」等不同的版本：前者稱密室中取出的是一幅描繪胡人跟華人分行而坐的圖畫，後者則稱取出的是兩柄劍，其中一柄後來成為崇禎皇帝砍下女兒長平公主手臂的凶刃。巫教授指出，劉基早在北京建都前就已過世，不可能在宮中建造密室，而陳濟生聲稱此說是聽聞自國舅周奎，但甲申國變後周奎便下落不明，等於死無對證。這很明顯是後人藉助劉基智者形象進行的附會，為明亡的歷史悲劇，提供宿命論式的解釋。

　　第三類傳說「鐵冠圖」與第二類頗為相似，只是將故事裡的劉基換成了洪武年間一個叫做鐵觀道人張中的人物；原本的三幅圖，則變成了一幅三層結構的圖像：上層畫的是崇禎皇帝「垂裳而治」，中層畫的是崇禎皇帝煤山自縊，最下層畫的則是兵將混戰的景象。鐵冠圖傳說的流行主要和戲曲有關，清初順治年間就已有相關劇作。雖然該劇全本現已不存，但仍有些情節留存於折子戲中。此劇後來不斷經人改寫，如乾隆年間帶有頌清意味的傳奇《虎口餘生》、將故事主角改為李自成的小說《鐵冠圖忠烈全傳》等。這些劇目一直持續流行到 19 世紀，甚至發展成蘇州評話等其他演出形式。後來更有人稱曾在曲阜孔廟看過此圖，但受到孫寶瑄 (1874-1924) 等人的質疑，畢竟所謂的曲阜《鐵冠圖》距離明亡已有一兩百年，該圖很可能是根據戲曲內容虛構出來的。

　　第四類是與宗教有關的傳說，巫教授在演講中舉了兩則有趣的故事：第一則描述崇禎皇帝年底依例召仙降乩問卜，結果除了關聖帝君因受明朝敕封而前來，其他神仙皆不至，都降生人間協助清朝或其他勢力了。此類傳說在宋朝滅亡之後的元代，也曾出現過。第二則稱崇禎皇帝受到徐光啟 (1562-1633) 影響信奉天主教，毀壞宮中所有佛像，後其祖父神宗（1563-1620，1572-1620 在位）的生母、篤信佛教的李太后 (1546-1614)，顯靈於五皇子朱慈煥 (1633-1637) 病亡前的夢中斥責此事。巫教授表示，故事中的徐光啟勸教、皇帝信教皆無實證，根據《明史》、《玉堂薈記》等材料，該起事件的真實情況，是李太后姪孫武清侯李國瑞為抵制朝廷的捐款要求，勾結宦官假託幽冥之言以求自保。

　　第五類是將測字與國運相連結的傳說，其萌芽、演變和傳播，與測字術從明末發展至清代的日趨成熟密切相關。該故事首見於 17 世紀清初的《棗林雜俎》，最初僅記載崇禎皇帝夢見一「有」字，被臣下解為「大明去其半矣」。至 18 世紀，情節擴充為「有、友、酉」三字版本，大學士周延儒 (1593-1644) 解讀此三字的結果均為不祥。直到 19 世紀，故事才定型為今人較熟悉的「太監出宮遇測字先生」的版本，並於晚清被編入測字教科書中。巫教授認為，此類傳說反映了大眾對預兆文字占卜的興趣，及將歷史興衰歸諸命運安排的傾向。

　　第六類是民間悼念崇禎皇帝的傳說。例如北京城破後以瘋癲行為表達悲慟的瘋和尚、在後續傳說中與另一故事主角布衣湯之瓊融合的賣菜傭，以及南京一個被稱為「愧二先生」的乞丐。後二者在故事中皆為崇禎皇帝自殺，而對這些底層殉死者的傳述，其實就是在諷刺那些食君之祿、卻貪生畏死選擇迎降李自成或清朝的貳臣。

　　演講最後，巫教授針對以上傳說進行歸納，指出這些故事所述時間雖多在崇禎年間，但其實都是在明亡之後才被遺民群體記錄下來，有些情節甚至要到清中葉後才形成。傳播管道也從士人筆記、私史或詩文，逐步擴展到戲曲、說書甚至術數書等更貼近大眾的媒介。人們透過此類傳說對歷史事件進行的解釋，不僅反映彼時的時空情境，亦往往涉及特定的現實目的和心理需求。比方這些故事幾乎都共同指向「明亡乃宿命」的「命定論」。此種觀點一方面能為崇禎皇帝的失敗開脫，一方面也能減輕遺民自身的亡國之痛與負罪感，緩解其集體焦慮。又好比崇禎皇帝信洋教而毀佛的傳說，或許便出自反天主教者；愧二先生的故事，則是為了諷刺當時的變節者；乾隆以降更有不少傳說經文人重新改造，轉而宣揚「忠義」等官方價值，或藉以反映某種現實關懷、政治批判及對社會動盪的不安。

　　即使經歷入清以降的種種翻轉，崇禎皇帝自明末以降長期流傳下來的形象，仍大致為民間所接受，並逐漸成為一種大眾記憶。巫教授也提到了臺灣的太陽星君崇拜，其誕辰三月十九，正是崇禎皇帝自縊的日子。原本只是沿海地區民眾的紀念行動，後來卻變成了一種大眾信仰。

　　本次演講的與談人，是以研究清遺民著稱的林志宏教授。林教授指出，記憶不僅是形塑文化認同的力量，更能以創造性的方式回應日常的挑戰跟劇變，而巫教授的研究，便展示了一個很好的範例。林教授很好奇，那些預言明朝滅亡的謠言，其散播是否會受到官方的介入或懲處，並補充了民國以降的延伸視角：熊式輝 (1893-1974) 在其 1948 年的日記裡，亦曾以崇禎皇帝為例，勸諫蔣介石 (1887-1975) 不可剛愎自用。這顯示崇禎皇帝的相關記憶，直到 1940 年代末期，依然方興未艾。

　　演講之後的討論同樣熱絡。如賴惠敏教授想知道清朝官方對民間相關傳說、謠諺與戲劇創作的態度；孫慧敏教授好奇這些傳說或創作發展的時空差異，比方《鐵冠圖》劇目在清代不同時期被強調或欣賞的角度變化，崇禎傳說是否也流行於江南以外的地區，又是否存在地域差異。廖小菁教授則提到，廣東梅州地區存在濃厚的明末傳說氛圍，當地客家人以三月十九為太陽生日，即與崇禎皇帝的傳說有關；但海外及港澳的客家人似乎沒有此一傳統，這顯示相關傳說可能確實具有地域性，甚至在族群內部的流傳亦有其邊界性。

　　巫教授在回應時表示，明末各種謠諺，大致分為批判性、顛覆性與預言性三大類，但彼時明朝已是自身難保，根本無法壓抑這些謠諺，況且預言性的謠諺，通常要等到驗證（也就是明朝真的滅亡）之後，才會被積極地傳布。而這些謠諺後續如何發展成民間傳說或大眾記憶，也是值得思考的問題。至於清代，朝廷確實對相關傳說有所管控，17 世紀下半葉時為了拉攏漢人尚不嚴格，但 18 世紀以後便越來越嚴厲，彼時《鐵冠圖》的劇本改寫，亦已將矛頭轉向李自成，強調復仇與忠義，對清朝無威脅性，方能繼續流行。關於地域性的問題，雖然許多崇禎皇帝的傳說都源自北京，但當地並未留下相關紀錄，反倒多見於在京江南士人逃回南方後留下的筆記或回憶錄，而其書寫又經常帶有為一己政治清白辯護的意圖。巫教授最後總結道，明朝滅亡是一件大事，與之相關的討論永遠不會停止；而崇禎皇帝就像一個容器，不同時代的人會根據自身的處境，從中擷取所需的對照或象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