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韋煙灶教授

一、前序

　　韋煙灶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研究所博士。目前任職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研究專長為族群研究、地名學、鄉土地理、水文學、土壤地理學。主編或參與的著作有：《鄉土教學與教學資源調查》（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2002）、《臺灣全志．卷二．土地志．土壤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10）、《與海相遇之地：新竹沿海的人地變遷》（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3）、《韋煙灶臺灣史名家研究論集》（臺北：台灣蘭臺出版社，2016）、《從清代到當代：新竹三百年文獻特輯》（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18）、《續修新竹縣志．卷二．土地志》（新竹：新竹市文化局，2021）、《雲林縣志‧地理志》（待刊）著作。

　　韋教授目前已發表的學術期刊論文有八十餘篇，早期偏向自然地理與地理教育，以及關於新竹沿海地區的地理環境變遷與區域發展的研究。2003-2015 年間的研究取向逐漸轉向族群與語言地理學，近年來在族群研究的基礎上，逐漸跨及臺灣地名研究。

　　韋教授的學術歷程，一開始從地理學的視角出發，關注水文、土壤地理、地理教育，近年來將視角轉而關注生活在土地上的人群與聚落，致力於族群與人文地理研究，隨著研究視野的擴展，其研究領域與成果更為多元豐碩。對韋教授而言，地理學並非僅是地圖上的經緯或是自然地理的分析，而是一套解構故鄉地景變遷的敘事工具。

二、從家鄉出發：新竹沿海的地理啟蒙

　　韋教授表示，根據家族記憶、族譜與田野考證，他的祖先約在 1750 年來到臺灣，登陸地為新竹縣新豐鄉紅毛港，之後再步行十餘公里到現居地──今新竹市香山區港南里南油車港。對於當時為何不從距離現居地較近的新竹市舊港登陸？韋教授表示，或許是湊巧，又或者是因為偷渡來臺，要避開班兵駐紮的竹塹港吧！

　　透過家族長輩口述，港南里的沿海在清代中葉開墾成鹽田（後歸鹿港辜家所有），約在 1933 年轉作水田，他們成為鹿港辜家的「佃農」。所處沿海的地理環境，以及作為佃農家族的經歷，使韋教授對家鄉一帶早期的地理環境變遷、社會經濟生活、血親與姻親的人際網絡，產生濃厚的探索興趣。新竹市港南里曾是戰後臺灣最早開發海埔新生地的地點，經 1957-1966 年期間多次開發，海埔地總開發面積達到 314.752 公頃。新竹沿海區域的居民一直以來過著以農為主，以魚為副的生活方式。大部分居民以耕農維生，多種植水稻，另以蔬菜與家禽飼養為輔。此外，由於臨近海岸，夏天的時候會以牽罟、牽魚栽（主要為虱目魚苗，其次為烏魚苗、斑節蝦苗等）或採集等方式取得漁產。甚至在寒流過境時候，在海灘就可撿到凍死的海魚。廣袤的海埔地讓韋教授的兒時有著豐富的沿海生活體驗，對於後來的研究有相當程度的影響。韋教授認為新竹市沿海地區，「看似風頭水尾的環境侷限，卻潛藏發展潛力。很多地方故事，值得發展研究議題。」

　　韋教授並非一開始就心向學術，大學畢業後先任教於桃園縣八德國中，服完兵役後轉至新竹市光華國中任教。因緣際會下回到臺師大地理學系擔任助教，開始在大學的教學與研究生涯。就讀博士班後，即以新竹及竹南地區的地下水為研究主題。韋教授表示，過去父親會在田間挖一條 1.2 公尺深、1 公尺寬、1.5 公尺長的「菜窟仔」，就會有 0.5-0.8 公尺水深的地下水湧入，便能以「漩桶 suān-tháng」（澆水桶）或徒手舀水的方式來澆灌菜園。許多人往往認為乾旱時，地下水位會隨之大幅下降，但韋教授強調，地下水的循環年限長達數百年至數萬年，故地下水的水位變化基本上與季節性氣候的乾濕無關（雖然現代會因為乾季而多抽地下水，導致水位略微下降 10-20 公分）。

　　臺灣西部沿海地區雖然常被視為環境惡劣的「風頭水尾」區域，但是因為該地區的淺層地下水位很高，在地面下僅 0.5 至 1.0 公尺就達到地下水面 (water table)。此高水位的地下水，就是農村在乾旱期間仍能維持農業穩定生產的救援水源。觀察到這種微觀的水文特徵後，才能理解臺灣西部沿海地區的農業為何在乾旱時期仍能穩定生產，也解釋了為何當地居民在看似「風頭水尾」之地與風沙搏鬥，卻能長期維持穩定的社會發展，地方上鮮少赤貧之家，也幾乎未聽聞發生過人群之間的集體械鬥。

　　韋教授說道：「那時候因為我是做自然地理研究，覺得人文的部分就當玩票，當成興趣或抒發情緒，也為避免與人文地理研究領域完全脫節，最便利的操作就是先從自己的家鄉來著手調查與研究。」在研究期間必須進行大範圍的地下水觀測與試驗，當時觀測超過 180 餘口井的地下水，測完一遍差不多幾近 10 天，長久下來腦中就累積了廣泛的地下水數據與在地地下水空間的默會知識 (tacit knowledge)。值得一提的是，早期因為性格羞澀而抗拒到田野進行訪談的他，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為了獲取新竹平原與中港溪流域的地下水數據，不得不深入鄉間與農民或水利會人員交流，才深刻體認到學術研究終究避不開實地訪談。

　　韋教授認為，在研究地下水時，理工科思考的訓練對他幫助很大，加上受業於施添福老師，奠定相當程度的臺灣歷史地理學基礎，對後來的研究與田野調查有很多的幫助。當時在地下水調查的空檔，常走訪調查地區的宮廟，透過與廟口長輩的閒聊，獲得相當豐富的地方知識或地方家族的材料，於是抄錄、影印當地家族族譜資料，成為沉悶田野工作中的興趣之一，也意外地開啟了他對社會人文地景的關注。一開始韋教授只是因為地下水的調查需要進行田調，在這當中讓他逐漸關注在地的歷史與人文，一點一滴地累積了更多元豐富的田調知識。這樣的研究取徑，讓韋教授的研究略有著不同於他人的視野。

　　韋教授表示，到了田野之後，通常先針對當地的自然條件進行分析，例如傳統農業聚落穩定發展的條件，是必須具備穩定的生活用水資源，因此他通常會先看該聚落的水井水位；其次，觀察聚落是否位於安全的區位，如不致被土石流或洪水沖毀等等。之後再試圖理解一個族群為何、如何定居於此以維持生計、生活？訪談時，韋教授在談起家族由大陸原籍渡臺定居與發展的歷程時，能讓人深刻感受到他對祖先所經歷的篳路襤褸、逐步定根與開枝散葉之感念，這樣的心情也讓他在進行各地家族或族群研究時，有更多深刻的想法與關懷。

　　韋教授針對自我的學術養成進行反思，深深覺得跨學科的知識連結與運用，可厚實與擴展研究視野。如透過開挖與觀察土壤剖面：可分析鹽田位置與古潟湖所在的關聯性；理解土壤質地 (soil texture) 與過去臺灣「水租額」的關聯性；觀察表土層顏色可知過去的土地利用概況。如將河流等級的統計數據分析，運用到分析臺灣閩、客族群對河流通名的差異；將河流等級作為檢驗中國南方漢語方言分群適切性的分析工具等。

三、學術關懷：族群、地名研究與鄉土教育

　　韋煙灶教授近年來的學術關懷，聚焦於以漢人世居家族祖籍與族群歸屬為核心的族群、語言地理與地名研究，以及地理教育的實踐，以下分述這些研究領域的研究成果。

（一）族群與語言地理

　　韋教授的研究核心在於透過地理學方法，探討語言、族群與歷史之間的交互作用。在族群地理與地名領域方面，主要結合田野調查與地圖操作，採取宏觀與微觀尺度並進的方式，研究臺灣的歷史地點、傳統聚落變遷與族群空間，不僅有效地重建了地景變遷與人地關係，亦開拓出臺灣族群研究的另一種視角。

　　在客、閩族群研究方面，韋教授廣泛、大量地蒐集各地傳統聚落世居家族的族譜與墓誌資訊，將「族譜」視為一種人口統計或人口普查資料。透過空間化的處理方式，將各姓族譜、墓誌銘中記載的「原鄉」等明清時代的行政區劃中，大如（大）鄉、都、里、保、約，小至（小）鄉、村、庄、社、甲、境（如理解〔小〕鄉等同於自然村，而非鄉鎮層級，可避免對行政區劃空間尺度的誤判），轉譯為現代行政區（詳細到村莊〔自然村〕層級）後，與現代地圖疊圖，再利用各類地圖擷取龐大的客、閩式地名作為客、閩族群界線的劃分指標，即可繪製成「閩西南與粵東地區之客語與閩語歷史方言界線」，進而整理出清代臺灣西部各區域漢族移民原鄉的空間分布型態，並藉此有效地分別族群歸屬。這種結合大數據資訊蒐集與在地的田野微觀訪查，如以拍照方式取得大量蒐集族譜資料，使韋教授在解讀清代臺灣客、閩族群分布與互動關係時，多了不同於傳統史學家的空間立體感。透過對這些縣級之下地方區劃單元的解讀，使相關研究跨越了兩岸的地理空間隔閡。

　　在〈兩岸閩客交界地帶族群分布所顯示的地理與語言意涵〉的研究中，韋教授便結合語言學、歷史地理學與社會人類學的材料，嘗試描繪閩南、閩西與粵東之客、閩族群交界區域的時、空互動關係，揭示族群身分並非固著於地，而是在長期遷徙、通婚與社會分化中動態形成的結果。該研究強調理解人文歷史時，「地理空間」並非僵化固定，而是動態演變的過程，例如留意到語言互滲與文化交會的空間現象，從而能修正以往在客、閩分布研究中常見的「界線思維」，轉而以「過渡地帶」與「混居現象」為概念框架。此外，對於臺灣北部地區閩、客族群互動的研究則發現，利用微觀的田野調查與宏觀的地圖比對及原鄉訪查的研究途徑，可更細緻解釋族群分布的區域規律性。如新竹客家地區的族群空間分布形態，不是一開始都是「客」，而是粵東祖籍的客、閩族群長期在語言競合與族群融合的歷史演進。這些研究，不僅有助於進一步探討臺灣拓墾過程中閩、客的族群互動與閩、粵省籍互動的糾葛關係，也提供兩岸在研究族群的另一視角。

（二）族群與地名研究

　　韋教授主張，族群與語言的分布，並非只反映語言演變的自然規律，更是權力關係、殖民治理與地方行政區劃交纏下的結果。他在後續以地圖為工具的研究中指出，語言分布往往被地圖化的過程所再製，分類、取樣與命名自身即是一種政治實踐。

　　訪談過程中，韋教授分享三個地名與歷史、族群∕社群關聯性的案例：

　　1. 「從《三國志》的『長阪』到《三國演義》中『長阪坡』」，上古漢人以「坂」作「坡」，到了近代已丟失對「坂」的認識，因此以「疊加通名」來調整地名（長「坂」→長坂「坡」）。

　　2. 「淡水溪還是淡水河？」其實，從歷史文獻對淡水河水系稱呼的演變可以確認，「淡水河」之稱，是以華語視角，逐步將閩南人慣用「溪」改稱「河」。

　　3. 「新北市八里區紅水仙溪」地名的讀音，可推斷當地早期為漳州籍移民定居地，因為「紅水仙溪」地名意涵，係指源於紅土台地（林口台地）的溪流，使溪水染成鐵鏽色。配合田野訪查可知，閩南語泉州音系的「鉎」（鐵鏽）唸 san（無介音 i），漳州音系則唸 sian（有介音 i），sian 才符合「仙 sian」的讀音。由此即可推知當地早期主要移民應來自漳州，而非泉州，並經隨後的實地調查進一步確認。

　　韋教授將地名與地圖視為連結地理、語言與歷史的關鍵媒介。他近年的研究重點之一，是透過臺灣漢族閩、粵原鄉的地名材料，探討從閩粵到臺灣的地名用詞移植與重整、地方區劃名稱的傳承與演變，如以廣東惠州府海陸豐地區的軍事地名分布，重建清初時期當地閩客族群界線，並探究地名使用與變遷背後所反映的政治與社會變化，說明地名研究如何兼具空間、語言與權力三重面向。

　　藉由地名、地圖與族群史的交織運用，韋教授示範了人文地理如何作為語言學與歷史學之間的鷹架。不僅提供具體的空間資料與圖像，更為跨域研究提出一套實作框架。以地名與祖籍為索引、以田野為驗證機制、以歷史文獻與地圖為對話對象，從而強化地理學在臺灣族群與歷史文化研究中的方法論地位。直至現在，韋教授仍持續嘗試在不同地區，以不同案例，不斷地確認這樣的研究框架是否具有通用性。

（三）鄉土教育與地理教育：從研究走向課程與地方實作

　　在研究以外，由於長期任職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韋煙灶教授也在教育現場提供學生在地理學與鄉土教育上豐富的學識見解與田野體驗。其專長範圍涵蓋鄉土地理、語言地理、地名學，以及自然地理中的土壤地理學、水文學。韋教授對於與學生們一同進行人文地理研究，思考並統合出許多現象與關懷，感到相當喜悅與懷念。例如他所指導學生的研究論文，以臺灣不同地區作為研究場域，指導過程中，與學生們協力累積出數量龐大的田野數據，而這些數據也在建構臺灣鄉土研究模式上有所成就。

　　教學過程中，韋教授以編輯《鄉土教學及教學資源調查》電子教科書作為累積自我研究與教學資料庫的手段。從原始一兩頁的課程綱目，發展到目前近 800 頁 50 餘萬字的電子教科書。在研究上，這些素材已轉化成數十篇的研究論文；在教學上，又可將研究成果轉化為教學資源與素材的重要文本。在這部電子教科書中，韋教授不僅整理鄉土研究與教學的理念與特質，也提出以學生日常生活環境為出發點的課程設計原則，主張鄉土教育的目標在於避免學習與現實生活脫節，使學生能將所見所學，實際應用於日常空間的理解與實踐。對此，韋教授以身作則，持續致力於新竹地區的研究。除了參與一些地方志的編纂，也在《竹塹文獻雜誌》與《新竹文獻》等在地文史期刊編輯與投稿，身體力行地實踐著他在人文地理研究中強調地方脈絡與生活空間結合的主張，顯示出其學術研究與教育理念間高度的一致性及密切關係。因對新竹地方史研究貢獻良多，2017 年榮獲國史館臺灣文獻館的「傑出文獻研究獎」。從歷年來的期刊論文或專書發表，可見韋教授並不把自己侷限於大學教師或研究者的身分，而是積極透過教材、地方文獻與師資培育，將地理學的觀點送入更廣泛的教育現場。

四、未來學術關懷及結語

　　談到未來想完成哪些研究，韋煙灶教授表示，想針對明清時期「閩人入粵」的議題繼續進行更詳細的探究。從研究的實踐過程中，他認為若是要了解臺灣漢人族群的分布與遷徙，應該回到最初的源頭進行研究。也就是探究在明代時「原鄉」的閩南人、客家人遷徙的原因與過程，試圖從明清兩朝的國家統治機制中，尋找臺灣族群相關問題的解答。

　　透過廣泛地閱讀明代「衛所制度」研究論文與專書，韋教授提出「族群移動—閩人入粵」的歷史觀察。他發現明初碣石衛為粵東海防重鎮，明中葉為鎮壓海陸地區蓮花山脈的「礦亂」，將原屬閩籍的軍隊及其眷屬分派到惠州府海陸豐地區的閩、客族群邊界地帶平亂與屯墾，這些軍事據點後來演變為當地閩語區的前線，日後成為臺灣海陸閩、海陸客祖籍的主要源頭。

　　在「閩人入粵」這樣的議題中，韋教授發現明清時期粵東地方區劃的「都」這個位階（如揭陽縣霖田都、陸豐縣龍溪都〔今粵東地區的普寧市西半部與惠來縣北半部〕、饒平縣元歌都等），可作為閩客族群分布區域的參考。但是因為近年來要到中國進行實地調查有些困難，調整研究視野轉向東南亞，尤其是馬來西亞等地也對閩粵移民問題甚感興趣。不過，透過族譜、數位資源，甚至是與對岸學者的書信往返，亦可持續探究明清時期閩粵地區行政區劃的相關議題。韋教授提醒，地方區劃不只是國家統治的行政劃分，更應注意臺灣漢族原鄉之明清時期地方區劃與族群、社會間的相互關係。韋教授期待有更多學者與研究生加入此一議題的研究行列，讓「閩人入粵」議題有更深的理解與研究。

　　綜觀韋教授的學術歷程，可以發現一條鮮明的軸線：從對故鄉新竹沿岸地區環境的關懷，延伸至對全臺灣不同地區移民社會變遷的宏觀省思，再縮小至對臺灣各地區，進行地毯式蒐集世居家族祖籍與遷徙過程的微觀考證。韋教授在訪談最後提到的「歸根」感，相當令人感動。不論是觀測新竹地區的地下水位數據，思考其人文地理上的意義；還是針對臺灣西部各地家族祖籍、遷徙路線、定居地、早期維生方式等的考察，韋教授始終是以一個「臺灣本土的地理學者」身分在行走。他讓枯燥的地下水位數據、土壤剖面觀察、泛黃的族譜紀錄，以及口耳相傳的地名解讀，共同構築出生動的臺灣族群、地域研究。對韋教授而言，除學術殿堂內的論辯以外，讓這片土地上的住民，透過對地理環境、地名與世居家族的認識，而更加理解生存所在之地，讓他感到欣喜。希望透過愈來愈深入的研究，重新尋回自我認同的根基。雖然已經累積豐碩的研究成果，但韋教授並沒有想就此停步，對於這片土地上不同族群的歷史地理，仍有許多想要了解的課題，這也正是韋教授用一生實踐的「學術尋根」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