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鄭永常教授

　　鄭永常教授 1952 年出生於香港，1991 年取得新亞研究所史學組博士學位，畢業後留校擔任博士後研究員。因緣際會之下，兩年後到臺灣進入成功大學歷史系任教，期間曾兼任系主任，並獲教學傑出教師獎 (2008)，亦是香港新亞研究所榮譽教授。鄭教授於 2017 年榮退，目前仍在指導未畢業的博士生，且研究不輟，陸續有新作問世。其主要專書著作有：《漢文文學在安南的興替》（1987，臺灣商務印書館）、《征戰與棄守：明代中越關係研究》（1998，國立成功大學）、《來自海洋的挑戰——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研究》（2004，稻鄉出版社）、《海禁的轉折：明初東亞沿海國際形勢與鄭和下西洋》（2011，稻鄉出版社）、《血紅的桂冠：十六至十九世紀越南基督教政策研究》（2015，稻鄉出版社出版）、《耶魯航海圖研究》（2018，遠流出版社印刷）；並主編《海港、海難、海盜：海洋文化論集》（2012，里仁書局）及《東亞海域網絡與港市社會》（2015，里仁書局）。

一、求學經驗

　　鄭教授自幼家境清寒，弟妹多，因 1967 年香港左派動亂，他在初中一年級後便出外工作以幫補家計，靠工餘時間完成中學、大學和研究所碩博士學位。1967 年至 1991 年間，鄭教授曾當過印刷學徒、紗廠工人、見習管理員和中學教師，皆為其用以維持生活家計的正式工作，餘下的時間就用來讀書，一路艱辛求學的精神令人感佩。但也因為如此長期背負身心的壓力，身體不堪負荷，在經年使用藥物後，導致晚年健康亮起紅燈，不得不減少工作量。但是鄭教授對學術研究的熱誠，仍支持著他在退休後繼續完成既定的目標與計畫。鄭教授雖已離開香港數十年，但幾乎每年都會返鄉省親，直到近幾年身體欠佳才減低回港頻率。不過，家鄉深刻的記憶如同生命裡的印記，鄭教授希望日後能出版一本《香港的回憶：在殖民地的生活、成長與學習》（已完成初稿），作為對於其成長的自我書寫，以為紀念。

　　一個人的成長，與其對外在的觀察有極大的關係，經常深化為內心的一部分。鄭教授自小學五年級起便經常閱讀香港報紙，例如《明報》的社論，從 1970 至 1993 年間幾乎每天必讀，加上視《香港時報》〈副刊〉等文章為精神糧食，自述因此受到當時許多學者的影響，不但找了錢穆的《國史大綱》、《中國歷代政治得失》、《中國歷史精神》等書來提昇國學素養與中國文化的認識，對於徐復觀的《中國人性論史》、《兩漢思想史》、《政治與學術之間》等深具批判性格的書籍，也興趣盎然，讀得津津有味，這些書籍建立了他學術生涯中，偏重傳統考據研究為方法，強調以問題意識為導向的治學基礎。

　　中學畢業後，鄭教授考入香港理工學院完成 Works Management (1975-1977) 二年證書課程 (PTDRC)，在管理學課程中學會了「5W+1H」的分析方法：Why（為什麼）、What（是什麼）、Where（在哪裡）、Who（誰）、When（什麼時候）、How（如何）。而這與其後來從事歷史學研究的三大基柱：人物、空間、時間，沒有太大差別，因此也奠定了他轉換就學方向的基礎訓練。本來二年後即可升上高級管理課程，但由於鄭教授從小就喜歡閱讀中國文學以及歷史、思想文化之類的文章和著作，如梁漱溟、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人合著的《生命的奮進》，唐君毅《說中華民族之花果飄零》等書，於是毅然決然放棄了這條升學管道。

　　鄭教授 1979 年進入香港能仁書院文史系就讀，這是一間佛教僧團創辦的私立大專，在臺灣教育部立案註冊，畢業可獲臺灣教育部頒授大學學位，但香港政府不予承認。能仁是以佛學和哲學為重心的大專，文史系是舊式學系，深受乾嘉之學影響，有文字、訓詁、聲韻等課程，暗合鄭教授的興趣。當時鄭教授絕大多數朋友認為讀私立大專沒有前途，他本人也完全同意這樣的說法，不過由於他只是為興趣而讀書，並未考慮前途的問題。

　　大學一、二年級時鄭教授喜歡文學創作，二、三年級則開始閱讀林惠祥、胡耐安、劉義崇等學者所撰寫的西域歷史與人類學、民族學和考古學的論文和書籍，且曾試圖整理新舊《唐書》中有關回紇西遷的事蹟，寫成一、二篇粗淺的文章刊登在《香港時報》的副刊上，之後亦陸續發表相關的學術文章刊登在報紙雜誌上。

　　1980 年 6 月鄭教授辭去中學教師的工作，拿著僅存的幾千塊港幣，獨自前往中國大陸五十四天，目的是想去感受中國，到新疆一窺地圖所見之沙漠，親眼目睹書本上的維吾爾族人。他由香港坐船到上海，一路經杭州—蘇州—北京—呼和浩特—太原—西安—蘭州—河西走廊—敦煌—哈密—吐魯番—烏魯木齊—寶雞—成都—重慶—漢口，再從廣州回到香港。這一次的深度旅程，剛好是大陸文革後不久，宣布改革開放的初期，當時的政府也不知要從何改起，親眼所見的中國一片狼藉。幾乎二個月的時間都在平民百姓的生活當中穿梭往來，深刻感受到古老中國的生命力，然而眼下破落的城牆，卻惹人無限悲壯蒼涼之感。

　　1983 年鄭教授大學畢業之後，繼續在能仁文學研究所攻讀碩士，白天又回到私立中學教書，因修了陳直夫教授的「中國與東南亞文化」課程，從東南亞華人史發現越南古代文人的文學修養並不亞於一般中國文人，覺得可以作為研究方向，便一頭鑽進越南漢文學的整理與研究，對古代中越關係史興趣日益濃厚。陳直夫教授留學日本慶應大學經濟系，主修華僑史，回國後任職於中大崇基學院、珠海書院、能仁研究所。陳教授本身不研究越南史，但他給了鄭教授一本《大越史記全書》，開啟鄭教授越南漢文學和歷史的研究。其碩士論文以文學史的角度論述「越南漢文文學在安南的興替」，進行畢業論文口試時，委員們認為其論文具出版價值，鄭教授遂鼓起勇氣，修改後寄給臺灣商務印書館。當時沒有人推薦，只知道商務印書館是一間學術書籍的出版社。經過審查後，鄭教授的第一本書、也是代表作之一《漢文文學在安南的興替》於 1987 年出版。出書雖然對鄭教授而言是一種肯定，但當時他以為這是自己求學過程中完美的句號，不知道其實是學術生涯的開始。

　　當時鄭教授的小孩正要出世，經濟上開始壓力較大，而香港私立中學的教職薪俸低且工作不穩定，為了改善生活，鄭教授投考羅富國教育學院修讀教育學證書課程 (1985-1988)，修習中文教學法、中國歷史教學法、教育學等課程，畢業後可擔任中學教師，享政府津貼，薪資高且工作穩定。1988 年鄭教授進入一所津貼中學任教，生活也安定下來。

　　然而，在教育學院讀書的最後一年，鄭教授想做學術研究的念頭又開始蠢蠢欲動，在學友的鼓勵下於 1987 年考入香港新亞研究所博士班。當時新亞研究所仍有牟宗三、嚴耕望、全漢昇、羅夢冊等幾位大師坐鎮，學術氣氛依然濃厚。鄭教授的博士論文原先計畫由陳直夫教授指導，但陳教授年事已高，不久又長期入院治療，故改由所長全漢昇教授代為指導。在全師的指導下，開始走上學術之路。

　　全漢昇教授是中國經濟史的權威，當時陸續發表多篇有關明清時期白銀貿易的論文，研究成果為後輩學習的典範。雖然，鄭教授當時的博士論文是「明洪武宣德年間中越關係研究」，但已相當關注明代的海外貿易問題。1991 年 10 月博士論文口試順利通過後，原以為學術生涯已經結束，準備回到中學全職教書。但那一年新亞研究所剛好得到臺灣教育部的資助，成立博士後研究（員額四名），所內相近時間畢業的同學便成為博士後研究的生力軍。因為薪資較中學教師低，有學長不太願意放棄正職來當博士後研究。全漢昇所長對鄭教授說：「博士是要做學術研究的，不要只為了幾千塊錢。」全漢昇教授對學術的堅持精神一直令人敬佩，因此，鄭教授在全師的鼓勵下，不忍拒絕這份博士後的工作。同學們都明白博士後是不穩定的工作，也知道之後進入香港各大學任教的機會微乎其微，於是鄭教授向太太承諾一、二年後再回中學當教師。鄭教授當時在新亞研究所有兩個職銜：一是當副研究員（等同副教授），開設中國與東南亞關係研究、中越關係研究兩門課；一是博士後研究，每年至少要完成一篇學術論文，總共寫了兩篇中越關係史的論文。這些經驗強化了他獨立研究的能力。鄭教授這二年完全浸淫在書堆中，課程並不多，主要是讀書、研究和寫論文。期間也經常協助全漢昇所長處理一些日常事務，一星期約莫會有三天向他報告、請益，這是鄭教授和全教授接觸最多的日子，全教授的學者風範深深的影響鄭教授。

　　鄭教授認為在新亞研究所讀書時，深受全漢昇教授和嚴耕望教授的影響。全教授雖然對越南歷史不熟悉，但對學術論文規範掌握得很嚴格。當時博士論文初稿提出時，便被他批評得一無是處，全教授對鄭教授說學術論文要規範，文章要有可讀性。全教授的要求對鄭教授日後論文寫作有極大的影響。此外，在新亞研究所時，選修嚴教授的課較多，他一直關心著鄭教授的研究，對之有相當的期許。當鄭教授到成功大學教書時，嚴教授來信對其說：「你學術基礎尚弱，以前所寫論文，惟新亞學位論文有相當功力，其餘一般報章雜誌所發表者，多不登大雅之堂，宜當努力，走上真正學術路徑……當亦少外務。今日生活既能安定，若能埋頭苦學十年，當能有望真實成就，是所至盼也。」嚴教授的訓勉，成為鄭教授二十多年來的座右銘。

　　到臺灣教書是一個偶然的機會，1993 年成功大學歷史系招聘一名教授東南亞史和明史的專任教授，中研院劉石吉教授認為鄭教授很適合，通知他申請。當時成大歷史系系主任是涂永清教授。鄭教授很欣幸能到臺灣教書。自此一直至 2017 年退休共二十四年，也從一個香港人變為臺灣人。

　　來臺灣後，鄭教授對兩岸三地時代變遷的問題相當關注：其一是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其二是香港回歸中國、其三是臺灣民主建構的過程和國家認同的衝突。這三者彼此之間強烈的衝擊，深深影響著他的思緒，彼此激盪逐漸形成更為成熟的世界觀，也牽引著鄭教授往後的研究方向與思索。在成大教書的前幾年，除了適應新環境之外，鄭教授也將博士論文和博士後的研究成果整理出版，1988 年《征戰與棄守：明代中越關係研究》一書是成功大學出版的第一本人文社會類書籍。

二、從海洋史到越南史

　　由於在大學部講授「明史」、「東南亞史」、「東南亞華人史」、「東亞海洋史」等課程，鄭教授熟悉明代海外關係。一次在香港，全漢昇教授與施建生教授聚餐，鄭教授陪席，閒談中引發他寫一點與全師研究相關議題的想法，，因此重新研讀全師在新亞研究所講授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以及對明清海外貿易的研究成果，並與自己講授的課程內容貫串起來，這讓鄭教授對東亞地區十六世紀以來海洋貿易的發展有更深刻的認識。明代是中國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時刻，已不能從傳統的角度去解釋當時的歷史，外在因素特別是對外貿易扮演著重要角色。全教授對於大量白銀輸入中國的研究貢獻，已為中外學界肯定，但其中較少關注明代中國政府如何因應海外貿易的情勢變化，執行其貿易政策，鄭教授以此為研究的著力點，1998 年發表〈晚明荷船扣關與中國之應變〉一文，經過七、八年的努力，終於完成《來自海洋的挑戰：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研究》一書，並得到稻鄉出版補助，於 2004 年初版、2008 年再版，可見這本書獲得讀者的歡迎與肯定，書中內容主要梳理貫通明代二百多年對外貿易政策演變的脈絡。遺憾的是全教授於 2001 年逝世，無緣見到此書出版。

　　本書主要討論白銀的輸入、海外華人以及臺灣地位三個議題。最重要的貢獻是系統地重構明太祖朝貢體系一體化形成的歷史意義：這一政策衝擊、引發當時東亞沿海局勢的轉變，至明成祖時鄭和下西洋才完善了近代中國朝貢體系的格局。明朝的朝貢體系格局與前代不盡相同，它成為東亞近五百年來海洋規範的體系，至晚清才被條約體系取代。此外，明中葉後當明朝政府面對來自海洋力量的挑戰，如倭寇與走私貿易，葡萄牙、西班牙荷蘭人的到來，它有足夠的能力在朝貢體系下建立新的貿易框架以回應世界局勢，如澳門的開埠，1567 年福建月港允許人民出海貿易形成早期華人移民海外，連帶影響臺灣等等。總之，明代的海洋貿易政策，每一步都有其脈絡可循，偶然性其實不多。

　　關於鄭和下西洋的時代背景及國際因素，鄭教授在《來自海洋的挑戰：明代海貿政策演變研究》一書已經討論過，後因躬逢紀念鄭和下西洋六百周年盛會，參加數場學術研討會，陸續發表了幾篇與明朝對外關係及國際問題相關的論文。此外，又因參與成大歷史系編輯的《鄭和研究與活動簡訊》，陸續發表了幾篇學術性或考證性的短文章，進一步探討鄭和下西洋時中國與東南亞沿海國家的關係。相關文章後來整合為《海禁的轉折：明初東亞沿海國際形勢與鄭和下西洋》一書，該書於 2011 年由國立編譯局補助和稻鄉出版社出版。此書撰作目的是更深入分析解說鄭和下西洋的時代背景。目前的鄭和研究，已超越純粹歷史範疇，多元視角帶來多采多姿的學術成果。然而就鄭和為什麼下西洋這點上，基本上仍是各說各話。鄭教授以明代的海洋貿易政策切入考察，認為鄭和下西洋離不開當時中國面對沿海國際形勢的困局而作出的反應。當時有來自日本方面的倭寇，以及中國與爪哇（滿者伯夷）的對立。然而困局何以出現，所引發的效應為何？書中討論明朝如何解決此一問題，釐清了鄭和為何下西洋、為什麼日本願意十年一貢，以及為什麼明朝會以滿剌加為外府（官廠）等核心問題。

　　對中國海洋史的研究，鄭永常教授是從明代開始往前找尋脈絡，發現古代中國的國際貿易港有從南往北遷移的現象，因此，先後發表的論文開始形成系統性的論述。2010 年〈交阯與日南：五世紀前中國第一個國際貿易港市〉指出，從西元一至四世紀，日南和交阯是中國海外貿易的主要港口，也是南海各國來華朝貢的出入港。當時的廣州也有對外貿易，但從史料記載可知其重要性不及交阯。這種貿易格局的形成，與沿岸航行的傳統有密切關係。西元前數世紀以來，從印度到中南半島進行國際貿易的船隻，無論跨越馬來地峽或是繞行馬來半島至暹羅灣，主要是依靠沿岸航行。自從東漢馬援平定交阯徵側後，交阯和日南的對外貿易與朝貢港地位開始明確地被記錄下來。從天竺或大秦來的貿易商，先至頓遜（馬來半島北部），再經柬埔寨扶南特牧城 (Vyadhapura) 才進入日南和交阯貿易，這是五世紀前中國與印度最重要的國際貿易航線。當時扶南的興起，顯然與中印貿易的開拓、發展和提昇有關，因此五世紀前的扶南成為中國對外貿易的重要伙伴，而各種有利於扶南的因素，直至五世紀時才發生變化導致其衰落，貿易港從日南轉向廣州。我們從法顯《佛遊天竺記》得知南印度的婆羅門商人利用季風坐船，從師子國（斯里蘭卡）經蘇門答臘南部或是爪哇西部的耶婆提直航廣州貿易或朝貢，加上 939 年越南獨立，廣州、泉州才成為中國的對外貿易中心。至此，沿岸航行的競爭力下降，交阯日南和扶南的國際貿易地位開始衰退，而蘇門答臘的室利佛逝和爪哇的闍婆成為東南亞的營運中心。

　　此後，鄭教授於 2006 年參加中研院「第十屆海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從蕃客到唐人：中國遠洋外商 (618-1433) 身分之轉化〉一文，順著時代的脈絡往後追尋，討論在唐宋元時期所謂中國遠程海商究竟是蕃客還是華人。鄭教授認為，這些中國遠程海商大多是蕃客及其後裔，他們曾經歷一波接一波從蕃客到唐人的身分轉化的過程。學者都知道「蕃舶」是指外國船，但有些學者認為唐宋時期「所說的蕃商，雖說中外都有，但主要是中國的海船和海商。」囿於對蕃商認同的偏差，對蕃客的關注不足，沒有認真思考蕃商與唐人一體兩面的關係。鄭教授此文考察「蕃客」經唐宋元至明初轉化為「唐人」的過程。唐代的大食人李彥升從蕃客涵化為唐人，「形夷而心華」還僅是特例，不應視為普遍現象。但從唐至宋，一波接一波的蕃商「市田宅，與華人雜處」也出現「僑生」現象。宋代時，官員對這類僑生蕃客已以「部民」來看待，並以「苟在吾境，當用吾法。」可見「客」的身分在宋代越來越模糊。北宋朱彧所撰的《萍州可談》提到：「廣州蕃坊，海外諸國人聚居，置蕃長一人，管勾蕃坊公事。專切招邀蕃商入貢，用蕃官為之，巾袍履笏如華人。」當晚唐黃巢大掠廣州時，廣州蕃坊受到極大的創傷，阿拉伯人史料記載「不計罹難的中國人在內，僅寄居城中經商的伊斯蘭教徒、猶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總共有十二萬人被他殺害。」

　　這些數代定居蕃坊的蕃客，其身分為何？宋元二代的廣州和泉州蕃客來中國定居的不少，例如南宋市舶使趙汝适為了瞭解對外貿易而撰寫《諸蕃志》，序中說：「迺詢諸賈胡，俾列其國名，道其風土，與夫道里之聯屬，山澤之蓄產，譯以華言，刪其穢渫，存其事實，名曰諸蕃志。」也就是說，中國遠程貿易商早期都是來華蕃客，趙汝适《諸蕃志》是一本訪問蕃客的「口述歷史」，從「譯以華言」可想而知。蕃客大多是從阿拉伯、伊朗等地來華商人，他們定居中國後，在廣州、泉州跟中國女人結婚生子，到了第二代或第三代又以唐人身分回故鄉貿易，如宋元時期最佳的例子就是蒲壽庚家族。

　　鄭教授之後陸續在學術會議或期刊中發表了十多篇有關海洋史研究的論文，在寫作《來自海洋的挑戰》一書時，開始關心荷治時代臺灣海洋貿易問題，其中如〈鄭成功海洋性格研究〉主要透過案例論述鄭成功海權思想；〈風雨飄搖中的東寧王國：來自海洋上的訊息 (1681-1683) 以《華夷變態》為中心〉論述鄭氏政權是商人治國，而當時的商業貿易建立在不穩定的基礎上；〈港市與華人：晚明東亞貿易商埠形成之華人元素〉是論述明亡 (1644) 前東亞各海港城市興起與華人的關係，當時約有二十萬中國人生活在東亞各處；〈會安興起：廣南日本商埠形成過程〉分析說明 1604 年越南會安開埠是日本政府與廣南政府談判的結果，當時在會安居住的大多是日本人，華人至 1644 年後才大量移居會安。鄭教授因研究上述越南外來勢力時觸及天主教（基督教）傳入越南的問題，有了後來寫作《血紅的桂冠》一書的企圖心。又〈鄭舜功日本航海之旅〉一文分析 1555 年明朝高級官員為了偵察倭寇，暗中派遣鄭舜功出訪日本，他發現不同群體的華人散居在九洲各海港，互不統屬。這是 1548 年朱紈摧毀走私貿易中心雙嶼港後，無家可歸的走私商人便以日本九州為基地衝擊中國沿海，引起所謂「倭寇之亂」的效應。

　　事實上，鄭永常教授的研究領域並沒有改變，其自我比喻為「兩條腿走路」：一是海洋史、一是越南史，同時並行，其在越南史方面的研究，尤其是在討論越南與西方的關係上，多數議題也與海洋史有關，且集中在十九世紀阮朝對外關係研究上，已陸續發表〈越法「壬戌和約」簽訂與修約談判，1860-1867〉、〈越南阮朝嗣德帝的外交困境，1868-1880〉、〈嗣德帝最後的掙扎：1880-1883 年中越秘密接觸〉，這三篇論文深刻地析論阮朝嗣德時的對外關係，令讀者得以窺見十九世紀東亞小國面臨大國施壓，一種無力、無助又不得不面對的努力與掙扎過程。雖然，越南阮朝後期的處境與中國滿清末年極為相似，都是內外夾攻、積弱難振的時代，評價不高，但在研究歷史過程中，面對歷史上的失敗者，歷史學者不應一句話便抹煞了個人的尊嚴、努力和奮鬥，應該恰當地給予合理的評價。

　　由於對海洋史研究的逐漸深入，特別是對《鄭和航海圖》的了解，以及近年用心閱讀《耶魯航海圖》之「山形水勢圖」，鄭永常教授對於法國學者伯希和 1904 年的論文〈交廣印度兩道考〉提出新州在越南歸仁的說法越來越懷疑。而伯氏的學生馮承均翻譯伯氏著作也以此為根據，影響所及現時一般地名史料註釋都引用伯氏之說。為了反駁他的說法，鄭教授翻讀《大南一統志》發現編者是受阮文超 (1799-1872) 的地輿志影響，阮文超死後二十八年越南出版他的著作《大越地輿篇》(1900)，而《大南一統志》編纂於 1909 年。為了解決新州地理位置的問題，鄭教授陸續發表了〈橫山之爭：林邑疆域之變遷〉、〈新州港：占城國都地理位置考〉及〈朝貢關係本質：明中國與安占爭戰之處理政策〉。這三篇文章皆論及林邑∕占婆∕占城的歷史變遷過程，也就是新州的位置會因時代不同而變動，還有其他問題影響，故有新州、舊州的問題。同時，藉討論上述問題可以反映越南往南發展的過程，以及占婆王國的衰敗過程。以上的單篇論文都與東亞海域國家有關，故即將出版的論文集名之為《瞬間千年：東亞海域周邊史論》，本論文集得到曹永和文教基金會資助出版，鄭教授為此感到十分榮幸與感謝。

　　由於研究過程中難免觸及越南與西方的關係，彼此的衝突又主要由基督教（天主教）傳播引起，因此，鄭教授轉向十七至十九世紀越南天主教的研究，先後發表了〈十七世紀越南北圻基督教的發展與挫折：勒魯瓦耶 (Abraham le Royer) 神父在東京 (Tonkin) 之見證〉及〈從寬鬆到緊縮：越南阮朝基督教政策研究，1802-1840〉。二文深入檢討十六世紀大航海時代基督教（天主教）傳播對東亞各國的衝擊，由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中晚期，宗教衝突造成日本鎖國、中國教禁、越南殺害傳教士等事件。相對於基督教在日本和中國傳播的研究成果很多，越南基督教的發展，較少得到學界關注，沒有中英文論著可供閱讀。鄭永常教授自 2000 年發表有關越南嗣德帝研究時便觸及基督教的問題，陸續從西方遊記、傳教士資料和回憶錄、教會資料，尤其是《中國耶穌會書簡集（中譯本）》(2005) 這套書，以及越南官修的《大南寔錄》中有關基督教的史料等，整理出越南政府從十六世紀至 1874 年被殖民前的基督教政策，對當時越南政府面對基督教的傳播所採取的種種態度，作出系統而脈絡化的分析和討論。鄭教授花了十多年重構十六至十九世紀越南對基督教的政策，終於在 2015 年出版《血紅的桂冠：十六至十九世紀越南基督教政策研究》一書。


 

　　該書以大海航時代為背景，研究重心在於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基督教（天主教）傳入越南的過程和遭遇，以及越南執政當局的回應。當時越南分裂為南北政權，雙方爭戰不休，為了爭取對外貿易及取得武器，對基督教的政策時而寬鬆時而緊縮。越南於 1802 年再次統一，及至第二代皇帝因為禮儀之爭，對基督教採取嚴厲政策，殺戮傳教士和信徒之事件，時有所聞。而傳教士甘冒風險偷渡入境，為推動傳教事業不惜犧牲生命，當時傳教士的殉教精神轉化為傳教者的桂冠，贏得信徒的擁戴與歌頌。法國亦藉口保護傳教士而入侵越南，越南最終淪為法國殖民地，基督教開始全面發展。此外，書中也論及教權轉移，耶穌會被取代，法國外方傳教會控制東方傳教事業等問題。該書當時榮獲成功大學人文及社會科學中心專書出版補助。

　　而在撰述上述論文的同時，鄭教授也開始撰寫《耶魯藏中國帆船航海圖研究》。此書緣起於 2010 參加交通大學人社中心所主辦之「耶魯大學所藏東亞山形水勢圖研究工作坊」，主辦單位主任李弘祺教授將他收藏的 Yale University's 1841 Maritime Map（耶魯藏中國帆船航海圖）複製一份以資鄭教授參考。當時鄭教授十分驚訝竟有如此精彩的「山形水勢」圖像，在電腦看山形水勢圖，泛黃與墨線交錯，美如水墨字畫。《耶魯藏中國帆船航海圖》裡的海圖就是所謂「山形水勢」，圖中只有海域上山嶼之名作為望山用及方位記錄，以及簡單記載針路和水文。

　　本書共收圖檔 123 幅，由於圖的序次錯亂且無規則可隨，不易作系統性的研讀和了解，因此儘管過去介紹的學者不少，但大陸學者解讀此圖有誤，最大原因是以中國為中心，加上不了解越南地理，也對海外華人活動不了解，故誤讀者多。鄭教授利用空檔時間逐幅研讀和判斷，主要的研讀工具是向達先生校注的《順風相送》、《指南正法》以及其他的針路簿，又運用中外古地圖和 Google Map 全球定位系統對耶魯海圖中的每一幅「山海形勢」圖像進行解讀，並標示現時所在位置等。鄭教授完成 123 幅海圖解讀後，於 2016 年發表〈《耶魯藏山形水勢航海圖》的誤讀與商榷〉一文，發表在李慶新主編的《海洋史研究》中，以正視聽，並整理出耶魯海圖的真正面貌。該批資料為三條航線的「山形水勢」圖：第一條航道從越南赤坎往金門；第二條航道從越南赤坎往高棉和暹羅；第三條航道從福建至盛京天橋廠，另有數條支線往遼東。鄭教授也發現海圖製作、應用的時間跨度，應為十七世紀至十九世紀中葉，他據此寫成《明清東亞舟師祕本：耶魯航海圖研究》，此書獲曹永和文教基金會資助，由遠流出版公司於 2018 年出版。

　　書中分析這批海圖產生的時代背景，船主的身分和船籍在何處，並對這三條航線之「山形水勢」圖序理出其路徑。每幅海圖的解讀由四部分組成：一、圖的本身，賦與其名；二、圖中文字校讀；三、地理名詞考釋；四、海圖認知和說明，並附以古地圖或 Google Map 全球定位系統找尋其經緯度來幫助說明，航線最後附上航路示意圖。這是目前學界最完整的中國古代帆船「山形水勢」航海圖的展現，此圖的航線是以越南赤坎為中心，北至金門，再往渤海灣天橋廠；南往柬埔寨和暹羅。耶魯航海圖重現明代中葉後華人移民出海，再以移居地為中心往返中國或至其他國家貿易的交通網絡，對往後海洋史研究有重要幫助。《耶魯航海圖研究》的價值在於建構出一幅晚明中國帆船在東亞海域的交通運輸網絡。

　　此外，因退休在即，鄭教授應三民書局邀請撰寫一本大眾讀物《越南史：堅毅不屈的半島之龍》，此書與李貴民博士和范棋崴同學合作撰寫，歷經數年校稿、出版作業，已於 2020 年順利出版。

三、退休後的「慢生活」

　　鄭教授這一年來身體出了狀況，原想就此擱置學術研究，悠閒度日，但他自嘲「不知悔改」，近日又讀了幾本十九世紀越南人到西方的遊記，例如潘清簡等《西浮日記》(1863)、綿彖《己丑年如西日記》(1889)、李文馥《西行見聞》(1858) 等，都是記錄坐船出使外國之事，乃了解當時航海路線、航海規則、海港見聞的一手漢文資料。鄭教授興起之下將大致的航海路徑都找出來，更通過這些紀錄觀察越南在輪船時代來臨之際，新建立的現代海洋航海規則、港口設施、船上活動，以及東方知識人眼中的所見所聞。他表示如果精神還可支持，這幾本越南人的西遊航海路線、地名及所見所聞，特別是他們出使玻璃城（Paris 巴黎）的經歷，都值得整理成篇。

　　鄭教授亦持續關心臺灣海洋史研究，為2019 年成大歷史系慶舉辦的「臺灣史國際研討會」，撰寫了一篇〈起卸運轉與情報中心：荷蘭時期大園外海的澎湖海域〉（未刊登）。此外，鄭教授最近讀了 Chinese Muslims in Java in the 15th and 16th Centuries: The Malay Annals of Semarang and Cerbon（三寶壟和井里汶馬來編年史）一書，對十五、六世紀爪哇華裔穆鄞林深感興趣，希望寫一、二篇相關的論文。未來，如再有餘力，他希望為臺灣寫一本大眾讀物《古代東南亞歷史與文化》，將早年進入學術研究領域起始的出發點，化成一個完美的果實，獻給第二個家鄉——臺灣，以為回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