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的思想世界與東亞研究工作坊」第二次討論會紀要

　　游騰達教授〈天理與良知之辯——從甘泉、陽明門人之爭論兩人學問異同〉一文，試圖從湛若水（甘泉，1466-1560）與陽明門人後學對於兩派學說宗旨異同論析切入，探討「致良知」與「隨處體認天理」的異同問題。蓋一般對湛若水的思想衡定多認為他可歸屬於心學陣營的一份子，但其學說究竟與王守仁（文成、陽明，1472-1528）有何同異，則頗難具體地說明。因此，游教授選擇通過廣泛地檢視陽明後學如錢德洪 (1497-1574)、鄒守益 (1491-1562)、王畿 (1498-1583)、季本 (1485-1563) 等人，以及甘泉後學如洪垣 (1505-1591)、呂懷 (1492-1573)、蔣信 (1483-1559)、龐嵩等人對於兩派學說宗旨的評議觀點，進而獲得啟發。藉此嘗試為兩人的學說觀點，找到一個相融通之處。首要，在心與理的關鍵問題上，兩人確有其同處。繼之，更分別從本體與工夫兩方面，探討彼此的同中之異，亦即甘泉以心之「中正」為天理，與陽明的「心即理」說微有不同；且兩人的「天理」觀以及對「良知」概念的體會也存在差異。至於修養方法方面，「隨處體認」雖與「事上磨練」可有相近處，但以「勿忘勿助」而達到「自然」為體認要訣，又有別於對良知的悟認、信持與「推致」。基於此研究，相信對甘泉學說的釐定及其與陽明的異同之處能有進一步的闡明。

　　陳志杰博士的〈試論劉蕺山的《人譜》之工夫程序〉一文解析劉蕺山(1578-1645)《人譜》的修行程序。第一關是「獨知關」的正面意義，是工夫實踐的起點，此體證即是獨知之體，是工夫的第一義。但是此獨知之體，有一「微過」依於獨知而存，是獨知關的反面問題，微過無可名狀，是所有過的根源。第二關是「七情關」的正面意義，是工夫實踐能夠化除不正之動念，使此等動念能泯於源頭，而此等不正之動念，得依獨知才能化除。七情關的反面問題，就是指出隱於心念的過，即是隱過，此等不正之七情皆要化除。第三關是「九容關」的正面意義，即能夠變化氣質或九容莊嚴。「九容關」的反面問題，是指出不當的九容之行，此即是「顯過」。第四關是「五倫關」的正面意義，即能夠正面地影響家國天下。五倫關的反面問題，是闡述「大過」，即能負面的影響天下，故不能不稱之為大。第五關是「百行關」的正面意義，是盡五倫未能盡之細行之工夫。「百行關」的反面問題，是「叢過」，此過如細行茂而密之，此等百行之過亦要戒懼警惕之。第六關是「位成關」，此關是成聖或成惡的關鍵，若工夫歷經「前五關」而一生能不斷改過遷善，即能成聖，此是位成關的正面意義。反之，五關之過不能改之，而又從之，則成為惡人，此是位成關的反面問題。

　　張莞苓教授〈論朱熹之「未發」〉一文，針對朱熹 (1130-1200) 之「未發」進行探究，分別從「接物」、「思」與「知覺」等層面，來豁顯「未發」在動靜、情思、心與敬理論中的定位。首先，朱熹雖用「應物」、「接物」、「感物」此類說法來區分「未發」、「已發」，但即便人已然應接事物而有認知、感官活動，只要心並未有情感思慮出現，則仍屬於「未發」。其次，朱熹之「思」，指涉為一種著意用力、具體意識到人事物的一種心理活動，假如人在認知、感覺活動進行中，有知覺、見聞、感受，卻只是自然如此，無所謂著意、費力思量，則依然可以視為無「思」之「未發」。其三，朱熹所謂「知覺」是超越動靜的存在，其以「戒慎恐懼」論此「靜中動」的「知覺」，是一種不著一物、專一有主的狀態，也就是「敬」的狀態，故「敬貫動靜」、「主一」之內涵也就更為具體。最後，朱熹之「敬」論要人明白心之本體作為「知覺」之真實，此不能離開對於萬物之理的掌握，故「格物致知」是要以己「戒慎恐懼」之「知覺」真切體會到，己物之間那不容已、不得不如此的道理，直至在對待萬物之間內心自然而然、無所著意，亦沒有任何委屈。透過對於朱熹「未發」的考察，可見其擺脫傳統應物動靜束縛之特色，也能體現惺然戒懼之「知覺」、貫徹動靜之「敬」與「格致」工夫的深刻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