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麗娜 (Arina Mikhalevskaya) 女士演講「天馬與神樹:乾隆時代關於邊疆的自然史知識生產」紀要

 
講題: 天馬與神樹:乾隆時代關於邊疆的自然史知識生產
主講人: 艾麗娜 (Arina Mikhalevskaya) 女士(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主持人: 張哲嘉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時間: 2021 年 6 月 10 日(四)下午 3:40 至 5:10
地點: 國家圖書館寰宇漢學講座視訊會議
撰寫人: 王莛(天主教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艾麗娜 (Arina Mikhalevskaya) 女士演講「天馬與神樹:乾隆時代關於邊疆的自然史知識生產」紀要
 

  博物學是近期國內外歷史學家共同關注的課題,主持人張哲嘉教授在開場時介紹,艾麗娜女士今日之講題「天馬與神樹:乾隆時代關於邊疆的自然史知識生產」兼顧博物學中動物與植物的範疇,並以西域貢馬和東北地區的兩種樹木為例,探討新清史研究者中很少關注到的問題——清代政治人物與學者對邊疆地區罕見動植物的看法。艾麗娜女士為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候選人,亦為中研院近史所訪問學人,研究專長為自然史、政治史。她表示今日分享的內容為正在撰寫的博士論文《清代政治:自然知識生產》中之一章,是待修正的初步分析,也請與會學者會後不吝指教。

  演講伊始,首先談及政治上的「物異」∕「異瑞」。過去三十年的研究中,清代研究大多沒有討論到「祥瑞」議題,而艾麗娜女士從此角度切入,探究「天文庶徵 ∕ 星雲瑞變」、「瑞獸異禽 ∕ 珍禽異獸」、「奇花瑞木 ∕ 奇葩異卉」等各種異常或是罕見的動植物。其中,艾麗娜女士特別關注十八世紀如何產生新的博物學知識,聚焦於十八世紀後帝國新探索的地區——東北和新疆。這次的演講討論乾隆皇帝與他從西域蒐羅的宮廷貢馬,爬梳有關馬匹的詩歌、文章以及宮廷繪畫,並釐清乾隆帝使用之形容語彙,探討三者之間的關聯性,用以更深入了解清代政治。

  乾隆皇帝愛馬,曾下令讓歐洲來的傳教士畫家郎世寧 (Giuseppe Castiglione, 1688-1766) 等人用西洋繪畫技法繪製各種駿馬圖,並替愛馬取名。除畫作外,也會在書中記載皇帝的名馬,如《獸譜》中就有相關文獻。《獸譜》是一本動物志,記載各類動物及想像生物,以右圖左文的形式撰寫而成。艾麗娜女士指出,這些馬匹多從新疆進貢。以〈良馬〉一篇為例,內容介紹乾隆所飼養的名馬之一,按照跋文指出,這匹馬為「回部向化底貢而圖天驥之材」,可知其為回疆進貢的馬匹。

  有趣的是,《獸譜》著重「繪事所垂悉徵實」,內容據言皆為現實存在之動物,並非如《山海經》等古籍中所載「務探怪隱」、「徒誇羅致」的虛假訊息,也體現十八世紀時考證學的思想,勿輕信古籍所述,要親眼所及、實事求是。然艾麗娜女士指出,《獸譜》一邊批評古籍失真,卻一邊載錄其源自《古今圖書集成》的內容,刊載許多典籍中想像性的怪物、神獸、瑞獸等,且《獸譜》也並未將古籍中的神獸和真實存在的生物作出區別。

  這種虛實相揉的「徵實」,一方面是來自繪畫的「徵實」,即透過西洋擬真技法再現所謂「現實」生物的真實樣貌。另一方面,則是來自考據學中強調經典的「徵實」傳統。然而《獸譜》中的「徵實」究竟為何?艾麗娜女士指出,目前學界才剛注意到關於清代博物學、自然史知識的學術潛力,所以問題並不僅是乾隆皇帝和同時代的人是否真相信此類神獸、異獸的真實存在。比對《獸譜》中良馬與天馬的描述後可知,良馬相比之下較為平凡,然「其為良亦僅耳」。後段形容龍馬為「天驥呈材」的敘述,則參考了范仲淹 (989-1052)〈天驥呈才賦〉。此賦乃是通過華麗詞藻讚美馬匹,而實則歌頌皇帝,因此是否真有龍馬,仍有待商榷。

  艾麗娜女士爬梳乾隆皇帝紀事,發現他每次談及自己飼養的馬匹時,經常與龍、麟等想像性詞語連結,用修辭進行文獻上的比較,以表示自己愛馬的不凡,間接體現其對於愛馬的想法。特別的是,乾隆皇帝所作之詩文並不見那些華麗、誇大的詞藻,此乃因其強調記實,主張記載真實世界真存的寶馬,而非虛構不實的生物。如〈御製玉鏤八駿歌〉(1776) 描述一匹名為如意驄的馬具有「麟身汗血」的特徵,但由插圖可看出此應是指如鱗片般的紋路,而非真有鱗片,因而更貼近現實。《古今圖書集成》描繪的麒麟與龍馬身上有鱗,《獸譜》則將鱗繪製為一種特殊斑紋,這是現實與想像的結合,讓真實動物印證虛構神獸。

  其次,艾麗娜女士從自然史的角度,談論「自然知識生產」。一般來說,清代會將此類奇異現象視作自然之象,因此清朝的政治話語會把這些異物歸類為自然史的一環。艾麗娜女士發現,在自然史領域中,奇異的動植物占據相當重要的位置,如《大清一統志》(1746)、《清朝通志》(1787) 中,約莫有三分之二的動植物被描寫為「異」、「奇」、「怪」、「瑞」、「鮮聞」、「罕見」等,而且許多都來自邊陲地區,所以被稱為「殊方瑞產」或「殊方異物」。因此,乾隆皇帝如何利用當代的知識,包括如何以宋明理學的格致之道和文獻記載對他的馬匹進行分類,而同時代的人又是否相信「神馬」、「龍馬」這一類的祥瑞存在,便是第二個探討重心。

  艾麗娜女士說明,康熙皇帝十分反對「虛文」,提倡使用字面語言,認為「華藻以新耳目,其實不足信也」,並指出上述語言是虛誕之說,僅在相沿套語,其中有很多錯誤之處。乾隆皇帝亦總是強調自己的文章內容徵實。兩位皇帝都遇到語言歧異的問題,而且他們都批評大臣所上呈之奏文中所使用的花言巧語,如慶雲、景星、鳳凰、麒麟、靈芝等詞彙。然而,問題正在於乾隆皇帝的文章中仍存在許多虛文。艾麗娜女士表示,她認為乾隆與康熙最大的差異,在於乾隆其實並非真心反對語言歧異,反而是將其加以利用,一邊做比喻,一邊暗示他飼養的龍馬是真實存在的。

  「更參變態猶聯翩。我知其理不能寫,爰命世寧神筆傳」,這是乾隆御製詩〈龍馬歌〉中的三句話,體現出乾隆皇帝對格物學的重視。格物致知為宋明理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都從事這方面的研究。關於此部分,艾麗娜女士整理出兩個重點:

  一、宋明理學家把格物致知看作求學做人的主要功夫,也是成為理想君子不可或缺的途徑,明清兩朝承認並支持宋明理學作為國家正統。因此,乾隆皇帝才會特別強調自己的詩歌是所謂「詠物詩」,並透過如《獸譜》中的繪畫,以格物學的角度糾正各種「格致無徵」的古籍。

  二、格物致知的研究目的,除了知識以外還有良知,這種研究具有道德成分。明末學者將從西方傳入的科學稱為「格致」,但清代皇帝比較喜歡強調道德的部分,包括天人感應之力、變態無常、氣的變化及大自然的造化等。按照這類知識體系,這些「奇花瑞獸」應是屬於想像出來的實物。艾麗娜女士認為,十八世紀的知識生產完全是出於皇帝的個人選擇,因此會出現如康熙晚年反對各種祥瑞說法以及否定神話中的生物,以及如乾隆般積極討論相關語詞並提出質問,要求讓這些詞彙定義更明確的做法。

  從《古今圖書集成》中將龍馬記錄在「紀事」一類中,可以推測乾隆皇帝或許就是參考這些資料,才將龍馬視為真實存在的生物。例如〈龍馬賦有序〉指出永樂十八年 (1420) 在山東省發現了一匹龍馬。至於《四庫全書》本的《(雍正)江西通志》卷一百六十中,也提到江西省瑞金縣有一位畜馬人,知曉繁育龍馬之方。

  再者,艾麗娜女士將焦點拉回乾隆皇帝所使用的龍馬詞語表,詞彙多可溯源自《漢書》、《史記》。值得注意的是,康熙皇帝將這兩本書稱作文詞之工,沒有歷史價值,是不可考的文學作品。反觀乾隆皇帝在各種會典、圖志的詩文中,屢屢將漢武帝在西域和匈奴作戰的事蹟,與自己平定新疆相提並論,並在結論處稱頌自己比漢武帝更英明。由此可知乾隆皇帝將《漢書》、《史記》視為徵實之紀。按照兩書記載,漢武帝共有三種天馬,分別是代表祥瑞的渥洼水馬,呈現外交成果的烏孫馬,以及展現君威的大宛馬,內容都與龍有關,有些甚至直言漢武帝的天馬就是龍。

  最後,回到有關邊疆知識生產的問題,1756 年乾隆下令讓劉統勳 (1700-1773)、何國宗等人探索北疆準部。1759 年南疆回部納入中國版圖,乾隆皇帝便開始暗示自己獲得的龍馬與漢武帝的天馬相同。而後成書的《獸譜》(1761)、《大清會典則例》(1764) 及《欽定皇輿西域圖志》(1767) 中,皆收錄許多關於馬的詩文。艾麗娜女士指出,《欽定皇輿西域圖志》的編纂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了在新疆找到《漢書》和《史記》中所提及的山川地名,包括記載名馬的地區、紀錄名馬民族的歷史位置等,試圖「以今證古」。

  綜觀本次演講,艾麗娜女士總結,乾隆皇帝命令御史探索新疆的目的,可能想試圖找到感興趣的天馬,以及相關神獸、祥獸等相關產地,這大概是他下令編纂《欽定皇輿西域圖志》的原因。正因為如此,乾隆皇帝必須引用《漢書》、《史記》等古籍,來對新疆的自然世界、地理進行研究。

 

將本篇文章推薦到 推薦到Facebook 推薦到Plurk 推薦到Twi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