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視訊會議室 4」場次會議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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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4.2
明清書院的組織、結構與物質性流變
主持人:巫仁恕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評論人:萬安玲教授(Linda Walton, Professor Emerita in History,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Portland, Oregon)
發表人:肖嘯(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歷史學系博士生)
論 題:明中期書院結群現象考察——以甘泉書院群為例
發表人:趙偉教授(南昌大學人文學院歷史學系講師)
論 題:明清省會書院經費結構的演變
發表人:戰蓓蓓教授(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歷史學系)
論 題:聖賢祠、嶽神廟和女生宿舍——近世嶽麓書院的空間使用變化
肖嘯討論明儒湛若水 (1466-1560) 在頻繁的書院營建過程中,進而建構規制完備的甘泉書院文化圈。湛氏在講學時推導出一種書院群模式,同一群體內的單個書院能各司其職,分別承擔講學、會文、祭祀、儲士、濟貧等功能。這一模式成功建構了陳獻章 (1428-1500)、湛甘泉一脈相承的心學譜系,在學理傳承上解決了甘泉心學的正統問題,同時湛氏又得以借助地方政府減緩與中央文教政策的對立,保障私創書院的持續發展。
趙偉教授探討明清書院的管理與經費來源。明代省會書院由地方自發建立,在清代則被納入國家教育體制。經費結構上,明至清初延續傳統的學田經費模式,直到雍正朝「耗羨歸公」財政改革以及省會書院制度的正式頒行,經費在政府財政支持下形成多元結構。資本放貸生息成為經費主要來源,奠定了省會政治、文化教育雙重中心的地位。而清季嘉道年間出現的新式書院、學術機制,顯示西方衝擊前的中國教育並非一成不變。
戰蓓蓓教授以湖南嶽麓書院為例,探討明清書院的空間演變。嶽麓書院為湖南省會書院,歷經乾、嘉兩朝而步向巔峰,空間格局也得以完善。光緒二十九年改制為湖南省高等學堂,民國十五年以嶽麓書院為第一院成立省立湖南大學。在此期間書院格局大致維持不變,但是空間使用上變化甚鉅,如道光元年在山長歐陽厚均 (1766-1846) 的主導下,專祠六君子堂遷移,舊址改為嶽神廟;省立湖南大學時期,包括濂溪祠、六君子堂在內的空間被改建為女子宿舍。此外,戰教授結合 3D 虛擬等技術,試圖重建並揭示書院空間使用與制度、思想發展變化的關聯,進而討論民國對清遺構的繼承、利用與發展。
S 4.5
陶瓷.書籍.中國風:物質的全球移動與權力再現、重構
主持人:蔣得莊教授(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研究員)
評論人:蔣得莊
發表人:王冠宇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副研究員)
論 題:明代皇室與外銷瓷器:明宣王夫婦合葬墓出土克拉克瓷盤新考
發表人:林侑毅教授(國立政治大學韓國語文學系)
論 題:清帝頒賜禮物對朝鮮學術及物質文化影響探析
發表人:黃浩庭(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論 題:十七世紀後期中日瓷器紋樣流通的接受與轉化:從景德鎮瓷器到有田瓷器
發表人:周穎菁博士(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博士後研究員)
論 題:被高估的王權?——重估清代中法貿易
王冠宇博士討論明代皇室如何看待、使用克拉克瓷器 (Kraak Porcelain)。克拉克瓷器是中國外銷瓷器的重要類型之一,主要流行於十六世紀晚期至十七世紀初。近年明代藩王墓葬出土了許多一般被認為是專供外銷的克拉克瓷器,表明了這類瓷器曾受到明代皇室的關注與使用,為今人重新檢視克拉克瓷器在明代皇室中的角色和功能提供了新的線索。透過重構明代皇室成員如何看待和使用克拉克風格瓷器,得以探討他們如何理解當時的世界及自處之道。
林侑毅教授透過《御纂朱子全書》、《同文彙考》等文獻,探討中朝之間的朝貢關係。林教授指出往來頻繁的朝鮮使臣攜回當時中國的學術與先進文物,進而影響朝鮮時代的學術、物質文化發展,如雍正帝頒賜的《御纂朱子全書》,即影響朝鮮正祖李祘 (1752-1800) 編纂朱子選本的體例與目的。而正祖編纂的十種朱子選本又頒賜當朝文臣,將清朝的學術思想向下延伸至朝鮮兩班。由於前人研究多關注中朝雙方文人的交流,鮮少從皇帝頒賜禮物的角度來談中國王權在朝鮮半島的擴張與影響。以清帝賜禮的角度,或許能進一步考察清朝王權對朝鮮學術及物質文化之影響。
黃浩庭探討十七世紀後期中日瓷器的發展,以及兩地瓷器紋樣的形塑歷程。東亞地區為貿易瓷的重要產地,即中國江西景德鎮窯和日本九州有田地區的瓷窯群。中日兩國的瓷器產業發展截然不同,就紋樣的風格發展來論,景德鎮瓷器紋樣的形成,不僅反應明清時期中國內銷市場中藝術商品的定式圖繪,在流通過程中產生藝術風格同質化的視覺現象,也影響到日瓷紋樣風格。因此,透過對紋樣的風格分析,得以探析中日瓷器發展過程中,景德鎮瓷器紋樣如何被日本接受,進而轉化成有田瓷器紋樣所呈現的日本視覺風格。
周穎菁博士從清代廣州對外貿易的視角探討中法關係,過往研究因中法之間低落的貿易量而較少論及。十八世紀法國藝文界吹起的「中國風」,以往多歸功法國宮廷所引領的洛可可風 (Rococo)。周博士指出這種現象或與法國宮廷、西洋傳教士和清廷的「廣州制度」(the Canton system) 等各方勢力的複雜角力有關,尤其是中法貿易首航海后號 (L’Amphitrite) 之行。該趟商貿活動可說是由法國耶穌會士白晉 (Joachim Bouvet, 1656-1730),所主導的一場以康熙帝與法王路易十四為主角的禮物交換大戲,由耶穌會居中扮演溝通橋梁,使得法國開始勤奮經營對華貿易,並促使法國成為歐陸「中國熱」的引領者。
S 4.6
摹形繪神顯萬千:攝影、瓷藝、百工及織品的視覺探索
主持人:賴毓芝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表人:闕碧芬博士(Curator of the Mactaggart Art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Alberta Museums, University of Alberta, Canada)
論 題:明清時期織品服飾上的龍紋探討
發表人:侯米玲博士(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博士)
論 題:從明清風俗畫及百工百業圖看城市文化——以攤商及小販為觀察中心
發表人:李招瑩教授(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論 題:中國乾隆肖像在法國視覺再現與轉譯——從塞弗爾的乾隆陶瓷畫與白瓷塑談中法工藝交流
發表人:楊中薇(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
論 題:小說作為跨媒介:攝影、畫報與晚清現代中國小說的形成
闕碧芬博士討論龍紋於明清宮廷服飾的意義,探討冠服制度反映的階級秩序。龍紋作為宮廷袍服的紋飾及皇帝的象徵,時間不早於元末。明代對於龍紋裝飾採取高度管制,禁止官民擅用蟒龍紋飾,然而管制政策不但沒有抑制官員使用蟒龍紋飾,反而產生更多的龍紋變化設計。直至乾隆皇帝制定《皇朝禮器圖式》,明訂龍紋圖像與應用,方始固定龍紋的設計。袍服的九條龍紋設計,與民間傳說的「九龍之尊」象徵不謀而合。龍紋織品的圖案設計,有等級象徵,亦有繪圖變化產生的設計。龍形因象徵皇帝的地位與權力,顯得具有權威與活力,尤其在避免僭越而產生的龍形變化,更增添圖案的豐富性。
侯米玲博士透過百工百業圖探析明清時期的城市文化。透過比較圖中店鋪招幌的特色、攤商形式與小販販售物,可以了解它們如何表現不同時代及不同城市的文化特色。乾隆末年出現的百工百業圖,主要客群為北京法國傳教士等外國讀者。創作者善用圖冊的特性,以一冊頁畫一種行業主題的方式呈現,如此有助於外國讀者依照自己喜好,在眾多圖冊中,選擇最感興趣的圖。再積累成心中所嚮往、想像的中國,且能透過畫冊了解真實的中國文化。百工百業圖在當時扮演著傳播中國文化及工藝成就的角色,值得進一步探索。
李招瑩教授透過乾隆皇帝宮廷肖像畫,挖掘中法藝術交流史的新面貌,並試圖從政治外交關係、文化藝術連結等面向探討中法交流史的發展。乾隆皇帝不同時期的肖像傳至法國後,以版畫、陶瓷畫、雕刻等形式在法傳播,呈現出乾隆皇帝形象的再現與轉譯,也代表中法皇室以版畫、雕塑、陶瓷畫等精湛工藝品的品味交流。乾隆肖像作為一個外交禮物與異國風的工藝品,有別於當時法國流行的新古典希臘風格,所展現的是新古典中國風的風格表徵。
楊中薇探討晚清小說和畫報之間的跨媒介互動關係,並著重攝影技術在此關係中所扮演的角色。攝影技術於十九世紀晚期引進中國,為晚清的視覺刊物帶來了前所未有的盛況。晚清小說家開始將西方小說的典範與晚清的章回小說融合,並且將照片、插圖編入小說情節,甚至形成塑造角色或敘事結構的靈感。儘管石印照相技術幫助了小說出版,但是小說家同時也注意到這種快速複製所散播的圖像可能造成對文學傳統想像的破壞。因此,或許能進一步探索晚清小說家如何將小說作為繁盛視覺圖像生產的反思工具。
S 4.7
畫瀛覽寰:世界輿地圖繪的多層視角
主持人:謝國興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發表人:簡宏逸博士(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論 題:契丹的殘影:重探近代初期歐洲地理知識中明清中國的分與合
發表人:夏歡(九州大學文學部人文科學府東洋史課程博士生)
論 題:16世紀後期~17世紀初期、福建廣東境界海域的掠奪、交易與海防
——《南澳遊小紀》海防輿圖及相關內容的考察
發表人:費高迪博士(Claudia de Morsier-Fritz, Ph.D., University of Zurich)
論 題:Linguistic study of the Bernese Kunyutu(瑞士伯恩發現坤輿圖的語言調查)
發表人:郭亮教授(上海大學美術學院美術史論系)
論 題:圖覽海隅——歐洲與清代官繪圖之中的中國海景
發表人:傅樂吉教授(Vradiy Sergey, Senior Researcher, Institute of History, Archeology and Ethnology of the Peoples of the Far-East, Far-Eastern Branch of Russian Academy of Sciences)
論 題:Chinese Scholar Works in Japan: Wei Yuan, Xu Jiyu Papers as a Reference Manual for Meiji Restoration Reformers
簡宏逸博士梳理近代早期歐洲國家製作東亞地圖的細節,重探十六、十七世紀歐洲地圖呈現的東亞認識,以及錯誤的地圖知識對航海探險的影響。自十六世紀耶穌會士進入中國以後,證實「契丹即中國」乃在歐洲製圖學常運用的地理概念,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等人更著手修正地圖,運用在中國獲得的地理知識製作更精確的東亞地圖。
夏歡使用明末南澳遊兵把總安國賢所著的《南澳小紀》,書中所收海防輿圖及情報等內容,探討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倭寇、商人、漁人在福建、廣東海域的掠奪、交易與海防情形。由頻繁的海上活動可說明此時期的南澳島,仍是亞洲海洋貿易網絡的一個節點。
費高迪博士討論 2017 年於瑞士伯爾尼圖書館首次發現的中國世界地圖《坤輿圖》。費教授指出《坤輿圖》的地名反映出 1700-1729 年的政治局勢,並夾雜中國南方與北方的方言,可推論此圖應由一名抄寫員參考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所編《坤輿全圖》與《坤輿圖説》製作而成,內容亦顯示其受到耶穌會傳統影響。
郭亮教授比較歐洲新式海圖與清代官方繪製沿海防衛圖所呈現的差異。明清之際,西方航海科學及海圖繪測技術逐漸完善,而清代官繪本海圖亦有標明各海域水深與潮汐變化等實用資料,以用於海上防衛。然而,明清時期的中國雖然十分關注沿海事務,卻始終未能建構出科學式的海防體系。此亦是十九世紀以後,中國在對外戰爭中屢戰不勝的關鍵因素。
傅樂吉教授說明清時期記載各國科學成就之著作,諸如魏源 (1794-1857)《海國圖志》與徐繼畬 (1795-1873)《瀛寰誌略》等作品。這些著作曾在明治維新前夕受到日本社會關注,成為日本強化國力的重要參考,並且超越原先地理志書的範疇,開啟了日本現代化道路,在明治維新前期產生重大影響。
S 4.9
御禁.秘傳.新術:中西醫藥的交涉辯證
主持人:張哲嘉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表人:楊斌教授(澳門大學歷史學系)
論 題:由「香」入「藥」:明代宮廷中的龍涎香
發表人:劉韋廷博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論 題:明代癰疽治病法初探:以趙宜真輯《秘傳外科方》為研究中心
發表人:張哲嘉教授
論 題:《格體全錄》西洋藥方初探
發表人:蔡名哲博士(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論 題:所言為何?——傳教士滿文藥學著作《西洋藥書》之內容與問題
發表人:姬曉茜(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論 題:透鏡時代的眼科醫療文化
劉韋廷博士探討元末明初淨明道士趙宜真所輯的《秘傳外科方》對癰疽的治病療法,如何增進明代醫學的外科技術。趙宜真及徒弟劉淵然 (1351-1432) 承襲《太平聖惠方》、《外科精要》等宋代醫書理論,甚至影響了清代治療癰疽的醫書,顯示道教在傳統醫學領域的輔助成分。
張哲嘉教授考察耶穌會士巴多明 (Dominique Parrenin, 1663-1741) 為康熙皇帝進講《格體全錄》下半部的西洋藥方,關注清初中、歐科學交流中鮮少受到注意的方劑學。張教授指出,《格體全錄》所收入的藥方不僅限於記錄個人病痛,亦有日後訪求的實用性作用。而原先預計以滿文出版的設定,使書中藥材的滿文名稱具有語言史料之價值。
蔡明哲博士以傳教士使用滿文寫成的《西洋藥書》為主要材料,分析《西洋藥書》的全書結構、藥方、各部內容與病理,並將其與清宮檔案記載的西洋藥方、藥效與使用方法互相比較,得見二者並不完全相同。推測某些藥物應是共用名稱或詞根,並不一定指稱相同藥物。
姬曉茜探討晚明以降透鏡技術與眼鏡傳入中國後的眼科醫療文化發展。透過梳理明清時期的眼科專著及其它醫學著作中的眼科部分,理解近世中國醫學體系對於「能近怯遠」與「能遠怯近」這類目疾之理解與治療方式,亦可見眼鏡逐漸被納入中醫的診療體系。
S 4.10
宦臺問俗、東吟拓邊:臺灣縣官的書寫與地域社會
主持人:林玉茹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發表人:王亞民教授(吉林師範大學中國思想文化研究所)
論 題:從《問俗錄》看縣官對海疆鄉村的治理與探索
發表人:王建國教授(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
論 題:從「家族興盛」到「家門離散」——論清代臺灣首任諸羅縣令季麒光家族史書寫
發表人:蔡書瑋博士(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
論 題:日殖初期東臺灣吉安的地域社會與領域化過程重構初議
王亞民教授討論清領時期臺灣縣官陳盛韶 (1775-1861) 所著的《問俗錄》。該書呈現出鮮明的海洋經世主義風格,藉由對民俗的深刻考察,達成對鄉村社會全面深入的治理。不僅呈現了中國海疆鄉村社會的圖景,亦可望突破所謂「政不下縣」的迷思,重新思考人類從陸地走向海洋的歷史進程。
王建國教授考察諸羅縣知縣季麒光在臺期間的家族發展。季氏出身江南書香門第,康熙年間來臺任官,勤於政事頗有治績,亦組建「東吟社」與文人交遊。而後歷經丁憂、喪妻等變故,詩文中為了排解憂愁,強調家族從興盛到離散的書寫。季麒光家族史的書寫可謂是「以詩證史」,可從中探討清代官員的生命史,以及朝廷對於官員赴任不得攜眷的規定等課題。
蔡書瑋博士試圖從區域史、人文地理學、文化生態學的視角,討論日本殖民初期東臺灣花蓮吉安鄉地區的「區域性」和社會群體的「領域化」過程。透過地域社會的研究視角,考察東臺灣的空間與人群。區域內的不同族群、人群如何在適應政治經濟環境、族群衝突融合與經濟移民拓墾的過程中,逐漸成為共享「區域性」的社區共同體。
S 4.11
驛郵鏈物通宇外、皮欽傳諭揚萬海:近世海洋的物質交換
主持人:劉序楓教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發表人:李慶博士(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助理研究員)
論 題:「外邦來朝」的歷史本相:明萬曆初年中國與西屬菲律賓間的首次交往
發表人:嚴旎萍(Ph.D. Candidat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論 題:Names and Lives of Cochineal in China: Emperor’s Knowledge, Trader’s Commodity, and Translator’s Science
發表人:陳海連教授(德國萊比錫大學東亞研究所漢學系研究員)
論 題:賦予銅顏色和重量的「無用」金屬:中國與歐洲物質文化史視野下的清代白鉛(鋅)
發表人:蔡維屏教授(Lecturer, Department of History, 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
論 題:郵購:清末民信局和新的消費形態之關係
發表人:柳雨青(Ph.D. Candidat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論 題:Translingual practice on the street: Circulation of Pidgin English in Late Qing China
李慶博士探討晚明中國與西屬菲律賓的貿易與首次官方來往,並以海商通事林必秀經商呂宋的活動為線索,大致還原交往的整體歷史圖景。透過對勘中文奏疏和西文手稿,除了發現外交文書遭到竄改,亦察知交往雙方的宗旨迥異。虛有其表的交往表像下,掩藏著漳、泉兩府官員的利益盤算,由此得以重新理解所謂「外邦來朝」幻象下的歷史本相。
嚴旎萍探究來自新世界的全球商品──紅色染料 (cochineal) 在中國的生命歷程。從墨西哥仙人掌上的寄生小蟲提取的紅色染料,是極為重要的商品,貿易利潤僅次於白銀。隨著跨太平洋貿易航線的勃興,紅色染料於十六世紀末從菲律賓傳入中國。然而直至 1732 年康熙帝御製《幾暇格物編》,才出現有關該物品的條目,包括介紹產地、名稱、種植方式等,這些知識應是來自宮中的耶穌會士所介紹。紅色染料在不同的地域及人群中有著不同名稱,每個譯名象徵該「物」在中國的不同生命片段。名稱的更易,呈現了它作為域外知識、西洋貿易珍品及西方科學知識的呈現與中國歷史和社會文化的互動。
陳海連教授闡述明清時期鑄幣金屬「白鉛」在全球貿易中所扮演的角色。白鉛因為價位低廉,得以大量供應並緩解銅短缺所帶來的危機,進而穩定貨幣體系,也促使清政府放鬆銅禁,使黃銅等合法進入日常生活。此外,中國白鉛的全球貿易促進了近代早期黃銅消費文化的普及,並刺激歐洲各國探尋東方的冶煉秘密,進而激發本土發明,實現中西之間從商品到技術的雙層轉移。
蔡維屏教授透過晚清郵政發展觀察當時的新消費型態。大清郵政成立以前,以家族為單位的民信局負起運輸傳播的責任。首先,民信局以靈活變通的方式運輸商品、金錢和消息,並觸及官方驛站無法到達的地方。其次,民信局的存在見證了由地方開啟的現代化。許多店家利用民信局提供的服務,以郵購的方式招攬遠距離的顧客。商家透過廣告,建議民眾以郵件的方式訂購及付費,店家則透過值得信賴的民信局把貨品寄出。透過觀察郵務發展,進而得以初步理解晚清的新消費型態。
柳雨青探討十八世紀出現在廣東貿易中的皮欽語 (Pidgin English) 於中西接觸和交流中發揮的作用,並以晚清時期傳佈于廣東、寧波、上海等地的貿易英語手冊為研究文本,深入探究這一貿易語言如何在中國境內流傳,並得以成為不同地區之間爭奪經濟與貿易資源的語言資本 (linguistic capital)。商人、買辦在中西語言文化接觸中作為積極的中介角色,尤其重視以方言作為注音基礎的皮欽語文本,說明了此時方言、官話、外語之間的邊界具有多孔、可滲透的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