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明代跨界史研究國際會議」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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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為期兩天,由 The James P. Geiss & Margaret Y. Hsu Foundation “A Conference on Border-Crossing in the Ming” 計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代研究學會主辦,共宣讀十一篇論文、一場主題發表、一場綜合座談,以實體與視訊會議同步進行的形式舉行。
6 月 1 日開幕式
致詞人:李貞德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呂妙芬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李貞德所長提及本會議係源於烏蘭教授與孔令偉教授的合作計畫,將於臺灣和美國各舉辦一場會議,歡迎實體與線上學者參與本次臺灣場。李所長指出,「跨界」的取徑向來為研究者所重視,以其自身研究領域為例,舉凡族群、階級、性別、年齡、輩分等各式議題,皆有跨界的可能。本次與會的明代研究專家,將呈現其時間、空間、人與物等多樣脈絡的跨界研究。其中,更特別邀請蔡宗翰教授針對 AI 技術與歷史研究,開展跨界的討論。最後,希冀藉由本次會議交流,促進明代跨界史研究的發展。
呂妙芬教授代表明代研究學會,感謝史語所和孔令偉教授的邀請,使學會有機會參與此次重要且新穎的會議。呂教授提及,近年來國內對明代研究較不熱絡,事實上仍大有可為。今年四月,學會舉辦「明代研究新趨勢」學術座談會,即邀請孔教授演講中央歐亞視角與明代跨境史研究,藉此鼓勵年輕研究者自多語言材料、新視角,甚至從漢語文集,以開發新研究。亦歡迎樂於從事明代研究之學者參與學會及投稿《明代研究》。最後,希望本會議能替明代研究的發展寫下新頁。(李心平)
第一場
主持人:胡曉真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發表人:連瑞枝教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論 題:龍窟:中國西南城市傳統的反思
發表人:宋念申教授(北京清華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
論 題:當「九州」遇到「亞洲」——重思利瑪竇與衛匡國的中西地圖學對話
連瑞枝教授探討西南城市的各式傳統和儀式領域,以及其多樣化的演變過程。古代城市 (urban) 政治中心的形成具有神聖的基礎,故在研究亞洲古典城市時,須關注神話與儀式。大理曾為南詔大理國治理期間的王權與宗教中心,是探討西南城市的典範。在佛寺與守護神形成的傳統下,當地百姓有「鄉里流傳」的口說系統,並重視佛塔與龍窟的論述;換言之,「地景」可視為一種文類進行詮釋。同時,在明朝的統治下,朝廷期望的明確秩序階層,以及原有的佛教型多元性階層,兩類城市模式相互衝擊。其中,李元陽 (1497-1580) 便遊走在兩類模式與兩種文類(鄉里傳聞與官方志書)之間。在此脈絡下,當時大理百姓需面對留存的傳說和遺址,重新建構其傳統。一方面,即使大理貴族已由儀式專家轉變為士族階層,觀音化身、大黑天神、降龍法術、蒼山神等傳統仍存於鄉里。由於明代大理社會結構的轉變,當地百姓更為關注氣候與環境,促成過往的歷史記憶被不斷重述與創造;而李元陽編纂的《大理府志》,將傳說與九州地理格局結合,更呈現兩種文類的交集。另一方面,土官高奣映 (1647-1707) 等人亦編纂《雞足山志》,納入古天竺的歷史,以期在創造神秘未來宗教的同時,整合山區資源,掌握當地的歷史話語權。
宋念申教授探討利瑪竇 (Matteo Ricci, 1552-1610) 及衛匡國 (Martino Martini, 1614-1661) 如何分別溝通差異甚鉅的中西宇宙觀和文化觀,並深刻影響中西的知識內容。1584 年,利瑪竇編製《山海輿地全圖》,以期透過傳播地理知識宣揚天主教。當時,製圖學家奧特柳斯 (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 出版《寰宇大觀》,整合古希臘羅馬以來所發展之「人居世界 (Oecumene)」與「寰宇 (Orbis Terrarum)」的宇宙觀和地球想像,並收入名為「中國 (Chinae)」的地圖,此亦主導了十六至十七世紀中晚期歐洲對中國的地理想像。利瑪竇更以《寰宇大觀》作《坤輿萬國全圖》(1602) 等系列之漢文世界地圖的母本之一,試圖融合「人居世界」、「寰宇」和「天圓地方」、「九州」的東西兩方之想像。對此,利瑪竇面向中國讀者,重釋「地方」作「性」非「型」概念,又移接輿地「九州」與「五大州」觀念,引導出「亞州」的漢語發明。相對地,衛匡國面向歐洲讀者,將《廣輿圖》和《廣輿記》為主的東方大地想像數據(二維的計里畫方)轉化成西方製圖語言(三維的經緯線網格),影響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歐洲地圖學。同時,衛匡國開始明確地將中國 (Sinarum) 稱作帝國 (Imperii),引導歐洲對中國古代國家性質的認知。是以,此二人不僅推進異語言和文化傳統之間的交流,還促成中西地圖學對話的相互理解。(李心平)
第二場
主持人:陳秀芬教授(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
發表人:邱仲麟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論 題:明代九邊的傳烽預警制度
發表人:烏蘭教授(美國曼荷蓮學院)
論 題:明中期邊防與馬的問題
發表人:孔令偉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論 題:集會之門:十五至十七世紀張家口基礎建設以及漢蒙滿資訊流通
邱仲麟教授著眼於制度運作的動態性,考察明代墩臺和傳烽預警制度的具體運作,包括守墩器械、傳烽方式、失事罪責及墩軍「通虜」等問題。明代墩臺配備有熱兵器,如信炮、銅銃、佛郎機銃等,種類頗多,但各鎮墩臺參差不齊。墩臺的傳烽方式也難以統一,沿邊各鎮官員經常發明出新的規則,使舊有制度難以長期延續;新任總兵、巡撫、總督、兵備道等官員上任後,亦可能改易舊章。隨著整體傳烽方式的改變,明中後期使用狼糞的比例降低,而旗桿、旗幟、號帶、燈籠等工具成為墩臺常見的裝備。明代曾制定嚴格的查墩規則,但在實際運作上因承平日久而日漸隳敗;至明末,即使是最稱精實的薊鎮,個別墩臺的狀況乃至整個瞭望體系也已十分不理想。為獲取情報、交易物資、尋求自保等原因,守瞭墩軍經常與牧民有所接觸,甚至提交「保護費」,形成所謂「通虜」問題;至隆慶和議,墩軍不再需要「保護」後,「通虜」事件才告終止。
烏蘭教授以楊一清為中心,討論明代官員如何理解與應對馬匹供不應求的問題、馬與邊防的關係,以及為何明中期重振馬政的努力會以失敗告終。明中葉馬政不興的重要原因之一,在於忽視了馬作為一種生物的基本需求,楊一清到任陝西巡撫後,將馬政衰敗歸咎於相關機構的主事官員;然而,實際上和馬匹的生存更直接相關的是牧馬之人的專業知識。牧馬之人主要由恩軍和隊軍組成,在難以從軍事重鎮的西北衛所抽調隊軍的情況下,楊一清建議增加恩軍的數量,但犯罪者出身的恩軍卻未必具備最基本的養馬知識。此外,部分馬苑缺少馬廄,導致馬匹即使能熬過寒冬,第二年也難以恢復生產力。楊一清認為快速、大量增加馬匹數量的方式,是在明朝自有的馬苑中繁殖,但其對繁殖、照顧小馬的具體細節缺乏關注,致使這一建議顯得紙上談兵。
孔令偉教授通過漢、蒙、滿文等多語種史料,在基礎建設與訊息流通的視角下,考察明代後期張家口的堡壘建設、馬市運作,以及漢、蒙、滿人等多元族群的互動。張家口位於華北與內蒙古之農牧交界帶,在明代邊防體系中具有重要地位;隨著十五世紀明、蒙軍事衝突,明朝日漸重視張家口的戰略意義,並陸續修建防禦工事。由於地緣與政治上的重要性,張家口見證了明代對蒙政策自互市通貢、消極固守至積極出征等一系列變化。嘉靖二十九年 (1550),蒙古俺答汗率軍叩關下,明朝翌年於張家口設置馬市,但因明蒙關係仍然緊張而旋即閉關;至隆慶和議後,張家口重新開放,成為明蒙互市的重要地點。站在蒙古人和滿洲人的角度,張家口是溝通中原與內亞的重要通道,相較於漢文史料中的軍事邊鎮意象,滿蒙文獻中的張家口被賦予更多貿易集市的色彩。(林宏哲)
數位人文主題發表
主講人:蔡宗翰教授(臺灣數位人文學會理事長;中研院人社中心地理資訊專題中心、中央大學資工系)
講 題:明憲宗時期成化犁庭事件的跨文獻分析:運用 AI 辨識與 GIS 對讀技術探討明朝與朝鮮聯軍對建州女真的軍事行動
蔡宗翰教授的研究旨在以數位工具分析《明實錄》與《朝鮮實錄》的記載,提出數位人文之於歷史研究的可能性。演講分為數位人文介紹、數位工具的研究方法、結果分析三個部分。
數位人文是利用數位方法來從事人文研究,而數位工具可以幫助研究者有效率地完成部分工作,例如利用人工智慧 AI 爬梳或整理文獻等。數位人文的優勢在於能夠快速與其他資料進行連結,包括依照主題(軍事事件)、命名實體(張家口在不同史料的記載)、概念、情感(記載情緒的差異)等層次比較分析,也能夠搭配視覺化呈現,如時間軸、空間地理資訊系統、關聯性網絡圖,以利研究成果的展示。
研究方法有三個階段:段落分類技術、視覺化技術及對讀技術。蔡教授團隊結合研究者習慣搜尋與關鍵字擴增算法進行段落分類,解決過去僅以關鍵字導致資料片面,以及手工標註耗時的缺點,其模型準確率高達 90%,段落分類模型擷取軍事事件後,進行地點辨識及擴展,並利用 CCTS 系統繪製熱區圖,藉由地圖視覺化輔助研究者補充空間上的資訊並提供研究靈感。最後,使用對讀技術 paraphrase 開發對讀模型判斷 (BERT),抓取文本間不同敘述但相同事件的內容,解決過去 C text 技術僅能抓取短文句比較相似程度,以及其抓取的結果資料不相關的限制。
蔡教授藉由以上研究方法分析成化犁庭事件(明憲宗進剿建州女真,並令朝鮮配合出兵)。首先,利用軍事段落完成成化犁庭地點探索,並利用對讀文本分析,幫助學者發現不同文本在陳述細節上以及時間上的差異(戰果呈現與時間記載的不同,是否為資訊傳遞有誤差或有意識地誇大書寫),或統整不同史料的記載(行軍路線及日期),以此拓展研究內容並提升研究效率,並進一步呈現視覺化地圖,了解兩軍的調派路線與勢力範圍。
要言之,視覺化技術有益於探索文本,對讀技術能有效抓取所需段落。結合主題分類技術、地圖識別以及文本對讀識別,可以幫助研究者發現研究議題。(簡瑞瑩)
6 月 2 日開幕式
致詞人:孔令偉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烏蘭教授(美國曼荷蓮學院)
孔令偉教授在致詞中首先特別對美國贊助方 The James P. Geiss and Margaret Y. Hsu Foundation 致上謝意,隨後邀請林麗月、陳國棟兩位教授與談本次活動的感言,以及對明史研究後進的期許。
林麗月教授提到,臺灣的大學在中國史課程規劃方面較重視斷代史,在這樣的訓練之下,很多學者都是在自己的斷代中尋找問題,但這種做法對於歷史事實的探究有一定的侷限。林教授樂見近幾年不少工作坊、學術會議強調打破斷代,或一個斷代中不同面向的跨界,並呼籲明史研究應持續關注元史乃至整個蒙古史。
陳國棟教授感慨數位時代對研究的影響既深且鉅,新資料庫使歷史文獻中訊息的檢索快速且不易遺漏。此外,過去的歷史研究除了藝術史外較少使用圖像資料,而圖檔的數位化使我們不但可以看到更多圖像,更能清楚看見圖像上的文字註記。透過與其他史料配合,可以重建一幅圖像的歷史脈絡。陳教授期許後進學者能夠充分運用數位時代的優勢來進行研究。(林宏哲)
第一場
主持人:巫仁恕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表人:李華彥教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論 題:永樂歷次北征軍事戰略分析
發表人:蔡偉傑教授(國立中正大學歷史學系)
論 題:綽克圖洪台吉和十七世紀喀爾喀蒙古與和碩特蒙古在西藏的爭霸
李華彥教授透過應用地理資訊系統 (GIS),考證永樂年間明成祖五次北征蒙古的軍事路線,並結合史料記載,分析明成祖歷次北征的軍事戰略方針。首先,李教授回顧前人研究,指出明成祖朱棣北征蒙古,係因面對阿魯泰勢力威脅,欲震懾漠北蒙古勢力之故;且從這幾次的軍事行動中,可以看出明初武力之強盛。根據這五次出征路線,可發現路線多半途經九邊中之「東三邊」,且戰略大多相同,先駐留、謹慎查探,與對方使者往來,若非必要,並不交戰。李教授嘗試考證歷次出征逐日記載,也透過這幾次北征,分析明成祖作為皇帝及軍事將領,在軍事行動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史料中所體現出其熱衷於軍事、身先士卒的性格。由於明清時期至今地貌未有太多變化,因此得以運用地理資訊系統分析當時的行軍路線,進而探討明初軍事行動的特色,進行歷史地理的研究。
蔡偉傑教授藉喀爾喀蒙古綽克圖洪台吉(1850-1637,又譯卻圖汗)的生平,討論明末清初各蒙古勢力在青海、西藏地區的消長,以及藏傳佛教格魯派(黃教)與噶瑪噶舉派(紅帽派)在其中發揮的作用。蔡教授首先介紹綽克圖洪台吉的生平,其家世顯赫,為達延汗之後裔,從其六次參與蒙古制定法規會議中頭銜,可以看出他從諾顏、台吉到洪台吉的地位提升。十六、十七世紀時,蒙古人二次皈依改宗佛教,由於土默特部阿勒坦汗及喀爾喀部阿巴岱汗的提倡,蒙古對藏傳佛教的崇奉才重新確立,這也致使蒙古人開始干涉西藏事務。十七世紀初西藏教派紛爭林立,格魯派以五世達賴喇嘛為首,噶瑪噶舉派則以藏巴汗為首,為西藏實際統治者。由於四世達賴喇嘛為俺答汗之曾孫,蒙古人與格魯派關係漸密,藏巴汗為了打壓格魯派,便派兵鎮壓格魯派與蒙古聯軍、干擾格魯派尋找轉世靈童。同一時期,欲一統蒙古的察哈爾部林丹汗亦信奉噶瑪噶舉派,導致部分信仰格魯派的蒙古人與皇太極結盟對抗林丹汗,藏巴汗亦邀請林丹汗出兵青海、西藏以鎮壓格魯派,但未及到達青海便已過世,後蒙古各部因爭奪屬民而內戰。綽克圖洪台吉同樣信奉噶瑪噶舉派,是林丹汗的支持者,後來他征服並占領青海。1636 年,格魯派向衛拉特蒙古的固始汗求援,後擊敗綽克圖洪台吉。蔡教授總結,曾占據青海的綽克圖洪台吉被固始汗擊敗後,再也沒有東蒙古的軍事力量可以介入西藏事務,而從和碩特部到準噶爾部,衛拉特蒙古在西藏的霸權持續了近百年。(陳曉筠)
第二場
主持人:林麗月教授
發表人:特木勒教授(南京大學歷史學系)
論 題:內亞游牧——農耕關係史考察:以十六世紀明蒙關係為探方
發表人:邱源媛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古代史研究所)
論 題:後金時期女真人農耕組織:托克索
特木勒教授在本次會議中分享十六世紀長城沿線前近代內亞游牧農耕關係的研究。這次考察可追溯至明隆慶四年 (1570) 九月,蒙古土默特萬戶俺答汗 (Altan Khan) 之孫把漢那吉 (Ba’aqan Ejie Taiji) 投奔明朝,最終導致明朝與俺達汗開始互市以及部分蒙古部落接受明朝封貢的事件。但蒙古史書《蒙古源流》著重描述互市前雙方使節的往返過程,忽略把漢那吉降明事件,對鄂爾多斯氏接受明朝封貢一筆帶過。乍看之下,隆慶封貢僅與俺答汗的行動有關。
實際上,隆慶初年 (1567) 的封貢事件對應的課題是農牧關係,眾多學者的先行研究從天性說、人口膨脹說、氣候脈動理論和貿易受阻論等角度出發。但特木勒教授強調,空有大而化之的討論容易失焦,應聚焦在限定時空的農牧關係。在本次講題中,他從貿易受阻的面向分析農牧衝突的發生,過去鄂爾多斯對陝西三邊侵略時,其強悍的武力反而能占上風,可見戰爭時期與和平時期的南北關係亦有所變化。
邱源媛教授從八旗社會的研究切入講題,然而 1944 年起,關於清初旗地的研究中卻缺乏農耕人群與社會的相關主題。邱源媛教授強調,八旗制度並不僅是軍事組織,更是集行政、農耕和社會於一身的政治制度。契丹(遼)、女真(金)、蒙古(元)和滿洲(清)對土地的觀念會因生活方式而有所不同。如蒙古人入主中原後一度以「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為牧地」為由,主張「廢田為牧」,而滿人則有「以近畿五百里內之地給八旗,曰旗圈」的農耕理論。
根據《建州紀程圖記》、《滿文老檔》等史料,努爾哈赤時代即有建立糧倉、管理生產職官等紀錄,小堡 (buya pu)、臺 (tai)、屯 (tokso,又譯為托克索) 等組織更是滿人農業發展國家化的重要證明。女真人進入瀋陽後,編入托克索的人丁皆為遼東地區的漢人,每個托克索有十三到二十人不等。這次大規模的編組主要分配給汗、貝勒等備禦以上的官員,他們入關前依據自己占有多少人丁編立莊屯的作法,構成八旗制度下莊園的一大特點。(李岱樺)
第三場
主持人:陳國棟教授
發表人:陳博翼教授(廈門大學歷史學系)
論 題:閩人及其海外移動:一個歷史反思
發表人:盧正恆教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
論 題:故宮藏明代《海圖》與近海調查
陳博翼教授以福建閩人移民到東南亞地區後的各種歷史案例,分析其移動過程和生活條件,並透過將焦點從移民轉移到連結的方式,以及社會的制度化嵌入和系統的交織,來觀察閩人移民的演化途徑。十五世紀前,關於閩人移民的材料非常少,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之後才開始有大規模的移民運動;至於十六世紀後,閩人雖為謀生而移居到許多不同的地方,但並非遍布全世界。閩南移民的目的地由於家庭網絡而被高度選擇,但也不受其網絡的限制。這些閩南移民雖然是東南亞多地的強大經濟力量,然而大部分都並非富裕的商人,且經濟地位較低。通過對閩人移民演化途徑之分析,不僅可以反思原本關於海外閩人移民的三個神話——即「天生移民(有一種固有的遷徙傾向)」、「全球移民(世界各地遷徙)」和「很多富人(他們在東道國致富並控制當地的經濟命脈)」,陳教授的研究也為華人研究史提供新的思路,如利用各地移民於當地不同嵌入機制的發展,來觀察僑民的歷史。
盧正恆教授討論國立故宮博物館所藏的一幅長幅式沿海海防圖——《海圖》——的成圖時間、作者的考證和表現形式等,並利用圖中關於臺灣的標示來分析崇禎年間對於該地的認知。經考證,推測《海圖》應是慈谿馮時依據浙江刊刻之嘉靖本的《萬里海防圖》於崇禎年間進行重製的。《海圖》雖是根據《籌海圖編》七十二幅《萬里海防圖》來重製,但作者進行了許多細節處的修改。其中,《海圖》有明顯重南輕北的現象。此外,透過圖中關於「臺灣」的描繪和填補也可以進一步分析當時對於該空間、乃至於海洋局勢的認知。(陳彥蒨)
綜合座談「明清時期宗教中的人際關係與人群分類」 主持人:廖肇亨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發表人:徐兆安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論 題:山人不在山中住:晚明士人道教的空間轉型發表人:許正弘教授(東吳大學歷史學系)論 題:元明僧官沿革及其僧俗問題初探發表人:賴思妤博士(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論 題:女仙師班.聚義沙場——明清小說中跨界征戰的宗教書寫徐兆安教授討論明代山人與士人道教的關係。遊走於江湖的山人往往為道教傳播的重要角色,以明代思想面向而觀,山人與道教的關係密切,然而山人身分也代表跨越士人與非士人、公開私人領域,並將士人拉入非常態空間的危險跨界。近十年學界對明清道教研究開展,包括道教的士人化、文人乩壇、士人贊助道教成立的潮流,以及新興教派興起的趨勢,並認為居士道教與專業道教存在對立消長的關係。徐教授認為,晚明士人道教發展並非對應專業或宮觀道教傳統,而是更貼近山人文化中的不確定性與浮動權威。但是專業道教與山人文化在士人道教中,兩者並非競爭關係,而是並行兼備。士人道教也會設置祭壇、自創經典及贊助職業化道士,故士人道教是士人主動塑造道教空間,並對其進行改造以利掌控。
許正弘教授則以制度史出發,探討僧人及僧人管理的問題。以制度層面觀察元代宗教的規範制度,提出不同時代關於僧道定義、僧官管理機構,以及宗教政策等的轉變,藉此考察元明之間制度的延續與斷裂。元代宗教制度有兩個重要轉捩點,其一是仁宗朝僧官變革,廢除從中央總統地方僧正司的制度,由於此變革源自於仁宗在被流放期間的個人經驗,此偶然性一方面引發改革以強化仁宗的權威性,另一方面也成為仁宗推動改革的動力。其二為文宗朝的僧官重整,重建龍翔集慶寺,奠基其皇家寺院的性格。最後明太祖恢復宋朝的僧官體系,然而其機構職權相比元代受到更多限制。許教授著重僧人與俗人官員在管理宗教事務中所占的比重和影響,以及世俗與教團在僧務管理上的差異,進行僧官制度史層面的探討。
賴思妤博士關懷女武神形象的文化建構與轉換,以明清小說文本出發研究唐宋之後女性神祇的複合形象。明清小說中的女性神祇表現兩個層面的跨界:其一為人界與神界的跨界,建立女性神祇的敘事體系,特點包括形象敘事的繼承、擅於兵術陣法斬妖除魔的形象、群體行動,以及異族女仙的加入;其二為家國的跨界,包括華夷論述的反轉,與從暴力到正義的形象轉換。賴博士進而以九天玄女為例,描述「護國」形象的建構過程,並介紹描繪玄女的多樣文本。如北宋《黃帝陰符經解》將九天玄女混入宗教體系、明代《孝康敬皇后張氏授籙圖》保存女武神與法器的圖像、《摩利支天經併黃帝陰符經碑》描繪女武神融合佛道的複合形象。另外,異族女仙的形象特色亦值得關注,強調非漢族特徵且引渡男性異族的武力象徵。女神形象不僅止於本土也存於異域,其往往融合異域文化特色並產生新的形象。(簡瑞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