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鍾壽教授演講「朝鮮時代佛教禮儀與信仰的大眾化」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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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東亞計畫專題邀請韓國順天大學歷史學系李鍾壽教授主講,其研究領域主要為朝鮮佛教的思想、儀式及《大藏經》等,為當前韓國近世佛教研究的重要學者。本次演講從朝鮮時代佛教儀軌的變化與信仰的大眾化兩方面切入,說明朝鮮佛教與政治的關係、民眾的互動及其演變歷程。
序言
歷來認為朝鮮時代佛教備受打壓,然而事實並非如此。從政治角度來看,佛教在高麗時代占據了上層權力,即便後來崇尚儒學的朝鮮建國,也一直到 1565 年崇信佛教的文定王后 (1501-1565) 逝世後,佛教才終於退出中央政治。由於朝鮮儒者本身信仰佛教,除了在政治權力之外,他們並未對民間佛教加以限制。因此,李教授認為崇儒抑佛的現象僅限於政治層面,並不能反映朝鮮時代佛教的真實情況。
超度儀軌主導者的變化
朝鮮時代佛教的重要性,可從皇室與民間舉辦佛教法會的興盛略窺一二。朝鮮時代官方的佛教活動雖被縮減或廢除,然而佛教喪禮在儒教禮儀體系建立之前始終占有重要地位。朝鮮時代首次為無主魂靈開設的水陸齋,即是為了超渡高麗末代國王恭讓王 (1345-1394) 及其子等王氏而開設。此外,相較於較早被廢除的無主魂靈水陸齋,承繼高麗時代為亡者祈福的七七齋,在太宗妃元敬王后 (1365-1420) 國喪後,雖因花費不貲,簡化為除去法席的水陸齋,但大體上仍延續到燕山君仁粹大妃 (1437-1504) 的國喪。成宗 (1457-1495) 時,廢除了為無主魂靈祈禱的水陸齋,至燕山君 (1476-1506) 時期,廢除了作為七七齋的水陸齋。自此,國家的王室儀軌被儒教儀軌所替代,而佛教儀軌改為在王室的願堂舉行。
朝鮮前期,水陸齋、生前預修齋、四十九齋的舉行,以王室、貴族、士大夫為中心;壬辰倭亂以後,幾乎沒有國家舉行水陸齋的紀錄,反而在儒者和僧人的文集中有許多關於民間舉行水陸齋的資料,可見其逐漸成為民間傳統。而作為王室禮儀的水陸齋被廢除之際,出現了與水陸齋儀軌相似、但以生者為主的生前預修齋。大部分生前預修齋儀式來自於水陸齋,高麗時代雖然已經流傳並刊印《佛設預修十王生七經》,但在朝鮮明宗 (1534-1567) 時代之前,並無單獨舉行生前預修齋的紀錄。明宗時代虛應普雨 (1515-1565) 於淸平寺舉辦預修齋時所作〈預修十王齋䟽〉,已可見生前預修齋的相關記載,而最早以預修齋為名的儀文,是 1566 年平安道靈泉寺發行的《預修十王生七齋儀纂要》。由此可見,十六世紀生前預修齋區分於水陸齋,獨立舉行並編纂儀文,隨著水陸齋以及生前預修齋在全國的擴散,更進一步推動對儀式所需的佛畫需求。
信仰的大眾化
佛教儀軌深入民間,反映出佛教信仰的大眾化,亦體現於朝鮮時代寺院構造的變化。首先,在寺院建築空間的構成上,統一新羅時代的一塔一法堂或二塔一法堂的樣式,大體上延續到了高麗時代。然而,在高麗時代,相較於塔,法堂的作用更加被重視,因此塔的規模縮小許多,多半配置在寺院角落,甚至出現寺院不建塔的現象。高麗時代由多個法堂組成的寺院逐漸普遍化,各法堂多以對等位並置,這種不建塔的情況愈趨普遍,延續到朝鮮時代,且安置佛像的殿閣也開始多樣化。然而,與各殿閣以對等位並置的高麗時代不同,朝鮮時代以主佛殿為中心,其他殿閣為附屬。其次,在高麗時代結束之前,以迴廊作為區分塔和金堂的儀軌空間,當中並無保留僧房;到了朝鮮時代,寺院以僧房取代迴廊,才首次在儀軌空間內開闢出供僧侶用的生活空間。再者,自十七世紀以來,各殿閣的法堂內地面以木板代替磚石,至此,寺院的禮儀空間擺脫象徵性空間,轉變為儀式和修行空間。而原先在高麗時代,作為象徵空間的法堂僅允許貴族進入;到了朝鮮時代,寮舍的出現以及迴廊的拆除,顯示寺院從由王室和士大夫壟斷的願堂,轉變為普通百姓也可以近用的宗教場所。
另一個朝鮮時代佛教大眾化的特點,為道教以及山神信仰的吸收。十八世紀以後,寺院殿閣空間的擘畫中,開始出現與佛教教義無關的七星閣或山神閣等建築。山神、道教信仰的結合,源於高麗時代傳承的各種禳祈或追福儀軌,於十六世紀幾乎都轉變為儒家形式。在此過程中,負責道教祭祀的官廳「昭格署」被革除;而壬辰倭亂後,祈願現世和來世福報的信仰逐漸被佛教合併。相對於佛教信仰具有以擺脫輪迴痛苦為目的、以來世為中心的教義結構,七星信仰和山神信仰則把焦點放在延壽和救病的現世利益上。以 1537 年在河東智異山神興寺發行、後世不見持續刊行的《佛說延命地藏菩薩經》為例,現存經文中,與 1534 年在安東廣興寺發行的《北斗七星供養文》中向北斗七星祈願救病、子孫繁衍的內容相似,但《佛說延命地藏菩薩經》將北斗七星的作用投射到地藏菩薩身上,將救助地獄受苦眾生的地藏菩薩視為延命的象徵,反映當時百姓通過向北斗七星祈禱延長壽命的現世利益的實況,可謂韓國道教信仰融合佛教菩薩的首例。
朝鮮山神信仰的情形亦是如此。山神被視為菩薩的化身,自三國時代以來,國家持續舉辦三山五嶽祭祀;至高麗時代,佛教消災道場也經常舉行,其中以吸收道教信仰的熾盛光如來為主佛。至於舉辦消災道場的目的,高麗時代與朝鮮時代也有所不同,十四世紀末為止,開設消災道場的主要目的是祈禳天災人禍,但到十五世紀前半,焦點逐漸轉為集中於王室的疾病和延壽上。值得注意的是,朝鮮後期的僧侶除了在寺廟之外,也會前往村莊主持傳統的祭祀活動,最具代表性的為山神祭和平原地區供奉古老的樹木或岩石的堂山祭。另外,除了北斗七星及山神信仰,朝鮮時代寺廟中供奉的龍王神與灶王神也被視為佛教與多種神祇信仰結合的表徵。
綜合討論
演講結束後,呂政倚教授首先請教朝鮮時代儒者的佛教信仰。李教授回應,儒者雖表面批判佛教,但仍透過佛教儀軌懺悔、祈禱魂靈平安。朝鮮前期儒者會隱瞞佛教的祭祀,但至朝鮮後期,士大夫常為僧人寫序,在文集中也有關於佛寺祀祖的紀錄。江俊億博士則就韓國學界對高橋亨 (1878-1967) 教授關於朝鮮佛教的反省提問。李教授認為,高橋亨的《李朝佛教》在韓國佛教研究仍有重要的學術意義,但日治時代的韓國佛教研究仍以殖民史觀出發,依循崇儒抑佛的觀點,即便近二十年韓國學界積極研究朝鮮龐大的佛教遺產,依循高橋亨觀點的學者仍不在少數。陳威瑨教授以日本寺廟空間為例,指出寺廟庭園設計與極樂世界的關聯,進而詢問朝鮮時代的寺廟空間設計與佛教思想的關係。李教授解釋對日本佛教徒而言,庭院建設本身即是構築極樂世界的修行,但朝鮮寺廟並無日式寺廟的庭院,因此朝鮮的佛教建築沒有反映此種修行及思想,反倒是士大夫的理想反映在他們自身的庭園造景中。
主持人廖肇亨教授指出,與朝鮮王朝開朝時間相近的明朝曾為元末的戰亂舉辦蔣山法會,那麼朝鮮前期的法會是否也與戰爭相關?另外,廖教授也針對韓國佛教儀式法會與淨土的關係進行提問。李教授對朝鮮時代前期戰爭與法會的關係表示認可,在朝鮮王朝建立後,高麗王室被流放到三個地區並處以死刑,後來朝鮮王朝於這三個地區設立寺廟,並開設水陸齋。此外,朝鮮前期也多次舉辦高麗時代忠臣、王室的水陸齋,且在壬辰倭亂後,民間寺廟流行舉辦水陸齋,並為地方政府所支持。針對韓國佛教儀式法會與淨土的關係,李教授指出,各種齋會的目的本為祈求往生淨土,在韓國高麗時代,雖然各宗派施行淨土法門,念佛為主的淨土宗成立與否,仍存在疑義,即便淨土宗在朝鮮時代後期消失,淨土法門依然廣泛存在於僧侶並行三種修行中——看話禪為主的禪修、華嚴教學以及念佛。最後,廖教授好奇在壬辰倭亂之後,士大夫跟佛教關係於文獻中更加清晰,此一現象是否與當時法門龍象,如西山休靜 (1520-1604)、松雲惟政 (1544-1610) 的聲望遠播有關。李教授回應,被朝鮮後期的僧人奉為開山祖師的西山休靜、松雲惟政,對朝鮮後期影響深遠。在思想方面,西山休靜所提出的三門修行為朝鮮後期主流的修行方式,而作為僧兵指揮的松雲惟政,則被朝鮮後期僧人視為義勇僧的典範,二人皆提供儒者另一種有別於傳統僧人的佛門典範。
(編按:照片由中央研究院「東亞文化交流視域中的城市書寫」主題計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