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偉權偉教授演講「派衍海國：東南亞海洋貿易港市中的新垵邱氏族人」紀要

　　本場演講為中研院臺史所海洋史研究群主辦，陳宗仁教授主持。主講人白偉權教授，2011 年以碩士論文〈馬來西亞柔佛州新山華人社會的變遷與整合 (1855-1942)〉畢業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系；2016 年以〈國家、產業與地方社會的形構：馬來亞拿律地域華人社會的形成與變遷 (1848-1911)〉為題，取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學位。目前擔任馬來西亞新紀元大學學院東南亞學系主任，研究方向為馬來西亞區域地理、歷史地理、地名學、華人研究。

　　白教授談到自己的研究關懷，聚焦在十九世紀從中國移民至南洋的人群橫向網絡之相互關係，探討離開中國原鄉傳統的漢人、華人宗族社會，在不同政治經濟背景下，所發展的不同變貌。此次分享的個案，是檳城的新江邱氏家族、邱公司。白教授分別從家族來源、宗族、商業、信仰及社會公益、會黨、國家關係這幾個面向，分析邱氏家族自十八世紀起在馬來半島生根的歷程。他認為邱氏家族在馬來亞至今歷久不衰，主要原因在邱氏家族依靠商業貿易嶄露頭角，累積雄厚的財務實力。

　　新江邱氏族人從中國南來馬來亞，最早落腳之處或許是在馬六甲，目前所能追溯到較早的邱氏族人事跡，是青雲亭亭主薛佛記 (1793-1847) 的外祖父——邱興隆。根據《興隆邱公牌記》、青雲亭的神龕牌位推測，邱興隆可能在乾隆初年就南來馬來亞。《重興青雲亭碑記》則記錄，在嘉慶六年 (1801)，幾位邱氏族人曾資助青雲亭重修工程，以此彰顯邱氏族人在馬六甲的勢力拓展。除了馬六甲，白教授表示，檳城是另一個邱氏族人在馬來亞經營的大本營。

　　檳城在1786 年開埠以後，成為英國的殖民地與自由貿易港，許多來自吉打、馬六甲、暹羅、霹靂等地的華商前往檳城定居或發展，比如薛佛記在檳城就擁有椰子園。因此，白教授推測，最早一批的邱氏族人除了從中國福建漳州南來檳城之外，亦有從馬六甲落腳檳城者。此後，檳城的邱氏族人沿用原鄉的堂號，並設立名為「龍山堂」的祠堂，該祠堂是整個宗族的最高機構，提供族人供奉大使爺、福德正神以及邱氏祖先牌位。若對比臺灣臺南篤加社區的新江邱氏家族，開基祖邱乾成在乾隆年間從福建漳州海澄的新江社遷居至此，建立了「龍田祠堂」。白教授觀察到，龍田祠堂供奉廣惠尊王（謝安）和謝府王爺（謝玄），這兩尊神又被稱作王孫大使爺或王孫元帥，與檳城龍山堂供奉著相同的神明，顯示這支新江邱氏宗族在過去大航海時代，從福建遷往臺灣發展的同時，許多族人也「南下」其他地方，如馬來亞。

　　白教授提醒，檳城的五大家族──邱家、楊家、林家、謝家、陳家，均來自福建漳州。這五大家族在檳城定居後，以「公司」的形式發展宗族、經濟、商業貿易。而邱氏家族的「龍山堂」亦稱為「龍山堂邱公司」，由邱氏的第四世至第八世後代，各派代表，組成二十八人的信理會共同管理。這種管理方式採用中國傳統社會的族長制，族長具有權力裁決宗族的內部事務。各房子孫後來又另外成立文山堂邱公司、邱氏敦敬堂公司，但仍視龍山堂邱公司為最高的宗族組織。根據白教授的觀察，邱氏族人採用家族排輩的輩序詩（從第八世到第四十七世）來取名：「圭璧呈雲瑞，人文煥國華；台衡思繼武，鼎甲勵承家；一貫書紳永，千秋錫福遐；貽謀資燕翼，世業仰清嘉。」，而這首輩序詩與臺南篤加社區的家訓完全一致。此外，邱氏族人亦通過商業結盟、政治聯姻來鞏固家族勢力，並控制檳城的華人社會，著名的聯姻夫婦包括邱清臨與辜輕煙、邱心美與陳理娘等。

　　關於商業經營，龍山堂邱公司在檳城的商業勢力廣泛，涉及土產如香料、錫礦、經濟作物的收購，以及船運、餉碼（鴉片、賭、酒等專營事業）、苦力販運等生意活動。今天檳城的天德園、天德大道、新江學校、福德祠均與邱氏家族有密切關係。白教授首先介紹邱氏海長房的邱天德 (1826-1891)。邱天德除了擔任龍山堂邱公司、文山堂邱公司的董事，亦是著名的檳城、霹靂區餉碼商，他熟悉在地語言，能夠與英國殖民政府、馬來蘇丹溝通，並承包殖民地、馬來統治者的鴉片、酒、賭博業等專營項目的稅收。此外，邱天德也參與霹靂的錫礦投資，與採礦集團海山公司建立起同盟關係，從生產、收購錫礦，經由自己開設的坤和、振美號貿易公司進行銷售。他亦涉及船運經營，包括檳城、緬甸的毛淡棉 (Moulmein)、蘇門答臘亞齊、暹羅攀牙 (Takuapa) 以及新加坡，從各地收購土產如毛淡棉的米、攀牙的錫、亞齊的胡椒等至檳城進行轉口貿易。

　　另外，白教授提及邱氏家族另外幾位重要人物，包括邱忠波、邱朝仲。來自邱氏梧房的邱忠波，參與新加坡、檳城的船運生意，船運路線主要往來檳城、拿律、新加坡，以及他的原鄉廈門和汕頭港。他亦是中國與南洋之間的苦力販運商、拿律的錫礦投資者，並於 1881 年獲得煙酒餉碼承包權。來自邱氏松房的邱朝仲，通曉英語、荷蘭語，除了在蘇門答臘中部的亞沙漢從事胡椒種植及糧食供應，也承包蘇門答臘東部的賭博餉碼。他受荷蘭殖民政府的高度賞識，被委任為亞沙漢名譽甲必丹（Kapitan Titular，甲必丹智廚禮）。由此可見邱氏家族除馬來亞，也在荷蘭屬地時期的印尼具有廣泛的商業來往。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邱氏家族繼續擴大商業領地，例如邱天德的兒子邱漢陽、孫子邱守仁、邱守義，以及邱仙丹以新加坡為基地，投資菸酒餉碼，並陸續將餉碼承包範圍擴及柔佛、馬六甲、廖內，甚至砂拉越。此時期的邱氏家族多數能夠掌控英語、馬來語、荷蘭語，成為洋行買辦的中介。

　　在「信仰及其他社會公益事業」部分，白教授表示邱氏族人自檳城開埠初期，就已在檳城華人社會嶄露頭角，投入公益事業，甚至扮演領導者的角色，並將獲取的社會資本轉為經濟資本。例如嘉慶十年 (1805) 的義山增建記錄，好幾位邱氏家族的成員參與峇都蘭章 (Batu Lanchang) 福建公塚的增建。道光二十一年 (1841)，邱氏家族商人成為福建公塚的六名董事之一。此外，在峇都蘭章福建公塚各年度董事名單記錄當中，亦發現諸如邱如磋、邱心美、邱天德的參與。

　　邱氏家族也積極參與檳城廟宇如清龍宮、俗稱蛇廟的清雲巌、水美宮、城隍廟的公共事務，包括捐資贊助，出任廟宇的董事人、總理。白教授認為這展現出邱氏家族長時間領導著福建社群，尤其最常出現在捐款碑刻的邱氏族人邱天德，他曾擔任過邱公司的董事、建德堂領導人。從福壽宮 (1877)、城隍廟 (1879)、清雲巌 (1880)、清龍宮 (1891) 的募款記錄可發現，他多次擔任廟宇的緣首，也是總理和董事。1891 年邱天德辭世以後，其子邱漢陽繼承衣缽，開始在 1891 年起出任檳城廟宇組織的董事和出資人。

　　在會黨方面，邱氏族人也是主要的參與者。他們通過加入秘密會社，即一般俗稱的會黨，掌控檳城的華人福建社群。檳城會黨組織的形式，源於明末清初流亡到南洋地區的反清義士，在檳城華人社會以籍貫、姓氏為單位，形成最基礎的組織。白教授指出，這種形式在檳城開埠時，大部分華人主要隸屬於天地會組織「義興公司」。但是到 1840 年代，以邱公司家長邱肇邦為首的漳州福建人群體，因與義興公司內部發生糾紛而出走，另於 1848 年成立建德堂，或稱為大伯公會。隨著檳城的資本擴張至暹羅、以福建人為主體的普吉島、馬來霹靂王國的拿律地區，建德堂參與採礦活動。建德堂從而成為主導普吉島福建華人社會的重要會黨組織，而普吉島當地的建德堂成員名冊由領導人邱天德所保管。

　　白教授又以邱天德為例，探討邱氏族人與政權間的關係。1867 年，檳城發生大暴動，邱天德被判處死刑，但基於他在檳城華人社會的關鍵地位，政府並未執行判決。1872 年拿律戰爭，邱天德提供船隻作為戰艦協助英國海軍封鎖拿律。1879 年拿律太平市的華人和英國政府關係緊張，邱天德與甲必丹鄭景貴 (1827-1901) 面見參政司，協助調解、勸服華人開店。之後，1880-1882 年期間，鄭景貴和邱天德投得霹靂的各類餉碼承包權。1886-1887 年，邱天德與謝德順、甲必丹鄭景貴受邀參與海峽殖民地總督 Sir Frederick Weld (1832-1891)女兒的婚禮，當時正值英國維多利亞女皇登基 50 週年金禧紀念，邱天德與邱允恭亦是其中的捐獻者。

　　最後，白教授通過分享田野考察檳城邱氏史跡為演講收尾。他認為龍山堂邱公司的錫克族雕像風格，顯示邱氏家族融入在地文化的宗族特色。他也分享正殿神台上方及兩側掛滿了邱氏族人受封及學成的匾額，特別舉出新加坡詩人邱菽園 (1874-1941) 在光緒二十年高中舉人的匾額「文魁」也掛在詒穀堂正廳，表示這是當時海外邱氏族人獲清廷官銜當中最高的一位。

　　綜合討論時，陳宗仁教授、陳偉智教授以及諸位與會者，分別針對邱氏祭拜祖先、客家與廣府人祭拜大伯公的儀式、馬來人與華商的婚姻關係、邱氏公司與孫中山革命派的關係等問題，與白教授進行討論。在白教授逐一進行回應後，演講完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