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言（Mario Cams）教授演講「Re-imagining the World: When Geometrical and Administrative Mapping Intersected (ca. 1555-1655)」紀要

　　康言教授來自比利時魯汶大學，長期關注近現代全球交流、晚期中華帝國以及地圖史與地圖學。此次來訪以「清代中國的地理測繪與帝國想像」主題進行兩場演講，本次演講的主題為明清之際的地圖製作及製圖學知識。

　　康言教授從 1644 年清兵入關說起，當時南京出版商曹君義印製一份名為《天下九邊分野人跡路程全圖》的地圖，此圖複本今日遺存甚少，現可見於英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國家圖書館與倫敦私藏家處。此圖圖幅巨大，由 8 片木板拼接而成，四邊均有文字描述，地圖描繪明代的州縣行政劃分與軍事要站。此外，也顯示了明代疆域的範圍，地圖的核心明顯在北邊長城的保護範圍內，而疆域邊緣可以看到當時的朝貢屬國。左邊為歐洲與非洲，右邊有分成兩塊的美洲，上下兩端還可見到南北極。由此看來，此圖顯然是世界地圖，但中國卻不合比例地佔據最大的位置。地圖的海洋區域宛如經線的線條，但是這些線條既不具備經線的功能，亦不存在於中國疆域。這張地圖顯然呈現複雜且創新的世界觀，其創作建立在中西世界觀長期交流的基礎之上，結合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地圖學與中國常規的地圖描繪方式。康言教授以此地圖作為開場，主要探討兩個課題：其一，中國行政地圖繪製與印刷文化的脈絡，即中國製圖學的動態性；其二，文藝復興時期歐洲製圖學與中國製圖學的雙向互動。透過不同地圖的形式比較，追蹤不同類型地圖之間的知識聯繫與物質特性，提出不同於過去地圖研究中，專注探討單一製圖者或複製件的敘事與研究觀點。

　　從中西世界觀交會的背景來看，中國南方地圖的傳遞即為中西知識交流的代表。因為中國地圖的地理資訊能夠引起歐洲人的興趣，於是抵達亞洲的歐洲商人和傳教士，會將地圖帶回歐洲以迎合贊助者的喜好。如由福建與廣州地方書院刻印出版的《古今形勝之圖》(1555)，從中國沿海傳遞至馬尼拉、美洲，最後抵達西班牙。另一幅在漳州出版的《備誌皇明一統形勢分野人物出處全覽》(1605) 則從英國東印度公司流向印尼爪哇萬丹 (Bantam) 商人的手中，現存波蘭克拉科夫 (Kraków) 國家博物館。這些在福建出版、描繪中國南方的地圖，部分收入於歐洲廣受歡迎的 Purchas his Pilgrimes (1614) 一書中，並成為歐洲印刷中國地圖的基礎。這些地圖揭示著，來自中國的地圖，藉由海路抵達歐洲，並於歐洲再度印刷出版的全球傳播軌跡。

　　十六世紀末，耶穌會士取代商人成為地圖交流的主要閱讀、抄寫與傳遞者。耶穌會士除了利用地圖作為與中國官員溝通的社交中介，也透過贈予中國仕紳地圖或討論製圖學，進而打入東亞的知識圈。在此過程中，歐洲與中國對於地理、天文知識的交流也影響著各自的世界觀。需要注意的是，當時歐洲製圖學不等同於今日地圖的繪製方式，即使耶穌會士引入了歐洲製圖學的觀念，但並未取代中國傳統的地圖繪製方式。無論是歐洲或中國，都同時存在多元繪製地圖的方式。過去時常認為，中國與歐洲的製圖學是對立而不可調和的。實際上由耶穌會士引進、翻譯的歐洲製圖知識，與中國的傳統輿圖知識，兩者並存於中國輿圖中。利瑪竇 (1552-1610) 和李之藻 (1571-1630) 共同製作的《坤輿萬國全圖》即為兩方地圖知識共存的代表之一。

　　在探討這些地圖之前，康言教授先概述歐洲與亞洲繪製世界地圖的方式。不僅各自承繼傳統地理知識，亦通過印刷技術的變革與書籍市場的蓬勃發展而廣泛傳播。十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分別透過地圖集與壁掛兩種不同的印刷方式，展示當時的世界觀。此時的世界繪圖，採用了經由中世紀阿拉伯學者所詮釋的古希臘幾何學，也吸收中世紀地圖的宗教成分。過去研究著重於地圖測繪與投影的科學技術，但康言教授認為地圖的宗教功能更為重要。首先，幾何學可印證上帝所創造的自然秩序，從而將之置於基督宗教的宇宙觀之內，據此繪製的地圖可探討人類與宗教之間的關係，例如藉由繪製歐洲、亞洲與非洲進而聯想三位一體的宗教概念。換句話說，世界地圖並非純然是科學的代表物，而是作為上帝創造宇宙的視覺化圖像存在。這類地圖的特點在於描繪世界圖像時，同時包含文本的敘述說明，與今日地圖的純粹地理呈現相當不一樣。這樣的地圖，凸顯了耶穌會傳教士在亞洲轉譯歐洲製圖學時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直到十九世紀，地圖才脫離宗教的框架。

　　至於十六世紀的中國地圖繪製，在製圖學的革新更早於歐洲。由於印刷的低廉成本及技術構成了地圖大量傳播的條件，使相關的地理書籍可以輕易通過地方志與地圖集而廣泛傳播。中國輿圖繪製的傳統更強調中國自身的定位，並著重描述國家對於疆域的規劃方式，例如 1461年出版共九十卷的《大明一統志》，其中只有兩卷探討非明代疆域的地理範圍，而針對世界地理的描繪僅有 16 幅地圖，這 16 幅地圖的功用是提供地理資訊的索引。晚明時期，繁榮的印刷市場促成大型地圖的出版與傳播，除了商業用途以外，地圖亦有教學的功用。如《古今形勝之圖》是為了讓人了解明代疆域行政體系，也作為行政區劃的視覺化索引使用。《天下九邊分野人跡路程全圖》的文字敘述則強調外患威脅與中國定位。通過印刷市場的廣泛流通，這些中國輿圖隨後經由東南亞傳向歐洲。

　　有了上述的認識，康言教授接下來探討由利瑪竇與中國仕紳共同完成的《坤輿萬國全圖》。此圖除了展現世界的地理樣貌外，也具備宗教性質的文本描述。這個特質，亦可見於其他耶穌會士參與製作的地圖中，如艾儒略 (Giulio Aleni, 1582-1649) 參與製作的《萬國全圖》。與文藝復興時期帶有宗教意義的歐洲地圖相似，《坤輿萬國全圖》的文字描述，皆旨在讓閱覽者思考天地、上帝與人類之間的關係，藉此改宗基督宗教。此外，《坤輿萬國全圖》有不少再製版本，需要注意的是，再製品並非單純的複本，在尺寸、形式、材料、內容或構圖可能各有不同。眾多複本的差異，凸顯出製圖者的企圖，透過調整輿圖的知識內容或文本描述，以觸及不同受眾、傳達不同訊息。這些大型輿圖還會被簡化或提取部分內容進入出版市場，影響非菁英社群，甚至傳播至朝鮮與日本地區。

　　總體而言，明代晚期的輿圖引入歐洲製圖學，使其出現了宗教元素。地圖製作的主要目的不在於呈現真實的地理樣貌，而是讓閱覽者思考世界與宇宙觀的聯繫。其次，這些地圖呈現了中國傳統製圖知識並未與歐洲製圖知識衝突或對立，反而顯示中國與歐洲世界觀融合並存的景象。然而，歐洲的製圖知識也可能在引入的過程中遭到改動，脫離原有的地理知識脈絡，如楊廷筠 (1562-1627) 潤飾的《職方外紀》，其中經線不再具備原有地理意義，而作為美學符號存在。換言之，文藝復興時期的思想與地理知識在引入東亞知識圈的過程中，不僅是語言與知識上的翻譯課題，還可能在東亞文化脈絡下受到限制並產生變化。

　　在探討地圖印刷技術以及歐洲製圖知識與思想對明代地圖的影響後，康言教授繼而探討中國地圖知識反向傳入歐洲的過程。過往學者往往預設歐洲地圖較為科學，不會吸收另一個地理知識體系。但康言教授認為，地圖知識與思想傳遞是一個雙向過程。歐洲閱讀者對於遠東的認識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透過商人在東亞海域活動了解東亞，如 Abraham Ortelius (1527-1598) 出版的 “Chinae” (1584) 以及 Gerard De Jode (1511-1591) 父子的 “China Regnum” (1593)，此階段的地圖都將中國繪製為長型，只有歐洲商人活動的東南沿海地區有較多地名標示。第二階段則是起於十七世紀，經由傳教士翻譯的明代地理圖書，相關的世界觀也隨之流入歐洲。然而，譯介中國地理學的在華傳教士多半與南歐關係緊密，他們的翻譯成果多半保存於檔案館中，未能進入當時低地國家的印刷市場。直到 1655 年由衛匡國 (Martino Martini, 1614-1661) 與荷蘭製圖師 Joan Blaeu (1596-1673) 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世界舞臺之新地圖集》(Le Theatre du Monde, ou Nouvel Atlas)第六部中國地圖集，歐洲才出現了完整的東亞地圖集。衛匡國將明代的行政劃分、地理分布，轉換置入歐洲的世界地圖集體系，其中道路距離的列表顯示衛匡國參考了曹君義出版《天下九邊分野人跡路程全圖》的內容。

　　康言教授總結，歐亞的地理知識交流乃是雙向交融互相影響的關係。透過探討歐亞雙方的地圖，能夠跳脫歐洲中心觀的現代科學敘事模式，從而探究當時世界觀的創新與交流情形。過去的研究中，過度強調製圖學的科學現代意義。然而十六、十七世紀歐亞兩端的地圖都存在宗教性質上的意義，以及對於自身所處世界的反思。十七世紀之交，東亞與歐洲都相互學習對方的知識，並透過出版市場進一步傳播。相較於過去強調中西文化交流的不對稱，或稱中國與歐洲製圖學無法調和的對立情形，在比較東亞與西歐的地圖傳遞案例後，可以了解知識與物質的雙向連結與交流過程，並持續影響後世的地圖呈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