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志明教授演講「羅東番仔廟：岸裡社的分化內鬥與界外流亡」紀要

　　本次演講為柯志明教授考釋臺中地區岸裡等社平埔族（熟番）流亡噶瑪蘭與葬身所在宜蘭亂葬崗大眾爺廟（又稱番仔廟，今羅東城隍廟功德堂）的由來。首先，柯教授以介紹宜蘭縣縣史館館長廖英杰有關於岸裡社頭目潘賢文之研究為始，提及自身岸裡社研究與廖館長之研究中有關岸裡社爭奪通事職位的內鬥有呼應之處，都欲釐清臺灣西部熟番岸裡社內部的社會階層體制和內部衝突，以及該社與國家權力間不同形式的互動，並藉此理解潘賢文等熟番流亡界外的原因。

　　接著，柯教授以 GIS 地圖介紹岸裡地域的位置、沿革，並提及岸裡社與周遭各社之間的關係、崛起過程以及納入界內成為熟番的脈絡。同時，柯教授也對清帝國統治臺灣所部署之「三層式族群空間體制」進行說明，以「生番在內、漢民在外，熟番間隔於其中」，具體分析清代官方對漢番界線的統治構想，輔以從康熙末年到乾隆年間漢番界線的變化與「挑溝築牛」的脈絡，從不同邊界下分劃的地帶內，因地而異的社會、經濟安排，觀察岸裡社與漢人「割地換水」，在開墾和修築水利設施等方面的交涉。至乾隆中葉，清廷從消極隔離族群，轉為積極與熟番結盟，設置專責處理涉番事務的機構（理番同知衙門）和實施恤番措施。然而，在番政變革的前提下，「恤番」之結果與其立意卻適得其反。柯教授認為，應從番社內部尋找分裂與離散的原因，並探討政策如何從保護原意演變為衙門的剝削，進而導致熟番內部階層分化與對立。

　　在番政變革的地方治理中，衙門官吏與番社內的漢人書記勾結，透過操弄漢番田業訴訟及通事任免圖利。熟番社會權力的形式可分為土官和通事兩系統，兩個權威體系分別代表傳統社會文化網絡／集中式軍政組織、自治組織／官治組織、地方權力／國家權力。番政變革後，兩種權力混合，致使通事職位性質丕變。通事轉由熟番自己擔任，帶領番社「率類知方」，可謂國家權力「退一步、進兩步」的治理策略。一方面促成番通事從恩庇者的角色轉化為協力中介者，另方面也使其陷入社眾保護者兼具國家代理人的角色矛盾。柯教授將番通事的轉型帶入菁英類型分化的框架中，認為番通事的原型應為恩庇保護型，但日後卻逐漸失於扮演保護者角色，異化成為剩餘榨取者，與社眾日漸疏離、不具社內正當性，終至必須仰賴國家權力的支持，「營利化」、「差役化」成為國家代理人，即番通事的「漢通事化」。

　　正是在國家和地方之間權力互動模式的轉換下，番通事性質的變化，成為番社分裂、離散的關鍵因素。柯教授接著說明割地換水與社產體制的形成，釐清岸裡社番田分成大租性質的公租田與小租性質的社番口糧田：「大公小私」，並形成公租小、私租大的「公小私大」體制，以及區辨出不同類型番租的公私分配方式。他強調總通事潘敦仔家族「化公為私」，潘家租額占比之重，有一家自成一個階層的階層化傾向。除此之外，公租由於遭潘家佔收，造成公費不足，最後導致對社番口糧田私租的抽派。那麼，觸發菁英轉型的原因是什麼？

　　自潘敦仔過世後，柯教授以繼承危機、潘家另成階層、新通事的權力困境等問題，說明潘家在岸裡社內獨霸政經權力的歷史成因，並銜接至外社之傀儡通事潘輝光的接任。柯教授定義其為潘家權力復辟與通事權力性質徹底轉化的範例。同時，因應岸裡社公私租額比例變化的趨勢，原本欲繼承通事職位不成的潘敦仔之子潘士萬，從恩庇保護型菁英轉變成營利榨取型菁英，進而引發岸裡社通事權位的爭奪，形成了「社主派」（以潘家為中心的少數人）與「社眾派」之爭。內鬥持續超過兩年，社主派雖然失去通事職位，但社眾派政權面臨財政困境，不得不在抽派私租的比例以及招漢佃私墾界外土地等方面，進行調整。然而，林爽文事件的發生破壞了社內財政平衡，更因為積欠政府公款問題而發生「霸收公租案」，試圖收回潘家佔收的公租。此案不僅公租收回不成，還反向造成社眾派政權與潘家更加錯綜複雜的債務依存關係。霸收公租案之後，兩派曾經短暫妥協、和平共存，但隨後又發生「水案」和「免陞案」。柯教授解析這兩起案件中，社主、社眾兩派帶頭人員的作為，以及社眾與潘家的債務綁縛關係，說明岸裡社在此二案中遭遇衙門差役勒索和耗費大量訴訟費用的困境。與此同時，社眾派的新領袖潘賢文等人也隨之崛起，社眾派內的新銳草根菁英接手處理水案和免陞案的訴訟，透過集體合作動員社眾的人力、物力，由下而上自力救濟，對抗漢人業戶和國家剝削的威脅。然而，社眾派的老通事潘明慈卻不幸在這時候過世，在社眾派菁英棄權下，社主派的傀儡通事潘亮慈上台，柯教授稱之為「妥協式復辟」和「與（潘家）債務共存的共治體系」。

　　柯教授透過原始史料，呈現潘賢文等社眾派菁英，在檯面下交涉水案、免陞案訴訟的過程中，所扮演的積極角色。他們在處理訴訟的過程中，也逐漸熟悉官僚體系的運作。至嘉慶元年，社主派潘士萬的漢人養子潘進文，欲藉擔任通事職位，增加自己在家族內爭奪家產上的籌碼。社眾派卻視此為潘家勢力的「復辟」，隨即以漢人不得充當通事的法規控告，促使潘進文去職；潘賢文、潘福清和潘理生則組成「三人幫」，約定一起合作開啟共治局面。不料原先的傀儡通事潘亮慈卻再度上台，引發社眾派與社主派激烈抗爭。最後雖然在調解之下和解，但社眾派菁英也就此分裂，潘賢文、茅格都烏等人堅持繼續抗爭，潘福清（潘振綱）、原副通事茅格馬下六等人則接受招撫收編。連年的訴訟，使岸裡社財政的負債不斷增加，最大債主即為潘家，最後終於壓垮抗爭勢力，社政權與社財政都為潘家所控制。

　　在如此窘迫的處境下，柯教授認為潘賢文的社眾派陷入了「出聲或出走」的困境。在體制內抗爭之路無法成功的狀態下，只能放棄行動甚至離開岸裡社。大內鬥後的岸裡社，元氣大傷，財政和社務都殘破不堪，潘賢文和許多社眾在生計艱難的處境下，開始準備出走。柯教授推測，嘉慶七年吳沙等拓墾界外噶瑪蘭地區事件的出現，可能是吸引潘賢文選擇噶瑪蘭作為目的地的原因。此時又發生「大墩庄番漢衝突事件」，造成阿里史社眾畏罪逃散，意外幫潘賢文湊足了出走噶瑪蘭的人手。但在官方眼中，潘賢文的遷移拓墾團體，卻是一群持有軍械的屯番集體逃離駐地並違法深入界外私墾，可謂茲事體大。

　　透過史料的爬梳，柯教授簡述潘賢文等人於嘉慶九年遷移至噶瑪蘭地區現今羅東一帶的過程與路線。至嘉慶十二年時，海盜朱濆意圖佔墾噶瑪蘭，潘賢文主動將海盜相關資訊，通報給政府官員，並與其他漢人開墾集團首領，聯合抵禦朱濆。在政府官員楊廷理的協調之下，潘賢文和泉州籍墾首合作，會同清政府水師圍攻朱濆於蘇澳，最後成功驅逐之。柯教授引述嘉慶十三年的政府官員奏文，提到官方避重就輕地書寫潘賢文遷徙至噶瑪蘭的實際事由，寬恕其逃離駐地、私墾界外的違法行為，並承認其開墾現狀，甚至欲任命潘賢文做為熟番開墾群體的「屯官」。此時與潘賢文應對的政府官員楊廷理，在潘賢文仍在岸裡社時，就因控案及抗爭事件與其有所接觸，如今在噶瑪蘭又再度與其交手。引入國家權力對於潘賢文和出走的社眾，究竟是福還是禍？

　　擊退朱濆後，潘賢文對羅東和溪南的開墾充滿樂觀的期待，準備招募漢人「開庄築圍」，進一步擴大開墾。在海盜勢力被剿滅後，嘉慶十五年閩浙總督方維甸受命來到臺處理分類械鬥，此時噶瑪蘭加禮宛等社生番在漢人墾戶指使下，出頭控告潘賢文等人侵佔土地。柯教授以「狡兔死走狗烹」來形容海盜消滅後，官方對潘賢文態度的變化。在皇帝諭旨中，原本欲將噶瑪蘭收入版圖的理由係擔憂其為海盜盤據，但在漳泉分類械鬥嚴重的情況下，在總督方維甸的奏文中已經轉變為漳人獨大、「以強凌弱」的治安問題。此時，總督認為熟番與漢人互相勾結，並採信生番的指控，擱置了原本預定的熟番設屯之事。隨後，楊廷理進入噶瑪蘭地區「清查田甲、劃分地界」，並以涉嫌帶頭參與嘉慶十四年六月發生於羅東阿束社的漳泉分類械鬥殺人事件為由，逮捕潘賢文、茅格等人。七月，潘賢文等人被定罪處死。

　　本案中，據稱與潘賢文共謀的漢人帶頭者始終未到案，柯教授認為，在欠缺對證下即予定罪，並迅速處決潘賢文，可謂有違常理。既存有關此案的記載大多相互牴觸，對於該案起因及過程的敘述也與岸裡社古文書史料有違。嘉慶二十年羅東漳州人建大眾爺廟，即今日的羅東城隍廟，廟內碑文追溯噶瑪蘭岸裡社人在土地爭奪中罹難的事蹟，因為奉祀熟番的無主孤魂，羅東城隍廟也被當地人稱作「番仔廟」。建廟五年後廟內設置了「羅東功德主潘賢文、茅格」神位，祭祀「據稱」在爭墾過程中由於過度親近漢人而為族人所不滿以致被殺的「番酋」潘賢文、茅格兩人。

　　最後，柯教授總結，國家權力才是潘賢文等最大的敵人。當國家權力隨著界外私墾者的腳步延伸至新墾地時，原先想要脫離國家權力框限尋找自由空間的熟番，面臨是否要回歸國家體制內的選擇。抗爭失敗而出走的社眾，在重新適應國家權力上也面臨困境。國家對於叛離者的負面印象，構成重新歸附者難以適應的鴻溝，而且因為牽涉到統治權力而充滿兇險。當國家權力開始懷疑熟番菁英的忠誠度時，不受信任的草根菁英，再也沒有逃離的機會了。柯教授也再度強調，岸裡社是在外部國家剝削以及內部階層化、派系鬥爭等內外交互作用下，走到裂解離散的悲劇。在社眾派的「挨焉祭曲」中，還存有岸裡社遷徙噶瑪蘭的歷史記憶。柯教授認為，唯有靠歷史敘事清楚交代其遷徙分居的前因後果，才能為「沒有歷史」的底層人民，尋回因國家權力掩蓋而失落的歷史連結。學者只能透過提出更好的問題，讓這些無聲者的生命故事透過史料發聲，獲得重建與再現。

編按：經柯教授授權，本次演講加上中文字幕的影片，可線上觀看：
〈羅東番仔廟：岸裡社的分化內鬥與界外流亡（中文字幕）mp4影片〉
https://www2.ios.sinica.edu.tw/av/ka/羅東番仔廟：岸裡社的分化內鬥與界外流亡. mp4

柯志明教授個人網頁，內中可以找到本次演講ppt檔、全文正式期刊版，以及《大水氾濫分居挨焉祭曲》（潘金玉唱／李壬癸錄）：
https://www2.ios.sinica.edu.tw/people/ka/ka.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