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訪談錄：專訪巫仁恕教授

　　在明清研究的領域中，「城市」是一個重要的主題，不僅擁有複雜的面向與豐富的素材，更曾是許多學術議題與論戰的焦點。在 21 世紀的最初 10 年間，中央研究院曾透過主題計畫，在李孝悌教授號召下，集結多位院內學者組成跨所的研究群，以城市為中心，探討明清時期的社會、文化與生活。這些嘗試也將生活史、文化史乃至心態史的面向，帶入以往相對著重社會經濟面向的城市研究中。[1] 相關成果的多樣化與趣味性，亦吸引不少年輕學人投入明清物質文化與生活史的探索。本期專訪的主角巫仁恕教授，便是引領這股風潮的核心人物之一。

　　巫教授是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 (1988.9-1991.6)、博士 (1991.9-1996.6)，自 1998 年進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任職，迄今已將近 30 年，現為該所研究員兼副所長。巫教授的求學階段，正值臺灣解嚴之初，政治禁制漸弛，各種改革呼聲相互碰撞；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形成了特殊的政治與學術環境，這些刺激啟發了巫教授對於上述課題的興趣、關懷與思考。巫教授的明清研究，長期聚焦於「城市」這類四方輻輳、眾相交織的大舞臺。從民變、消費與物質文化，到近年通過分析竊盜犯罪，跨入犯罪史的領域，徐徐勾勒出一幅在經濟發展、社會變遷，乃至戰爭、災疾的影響下，動態、複雜、「亂中求穩，穩中生亂」的城市生活史長卷。在一己探索之路上持續邁進的同時，巫教授亦致力為臺灣的學術環境，推動新的研究領域與注入滋養的活水。巫教授曾參與過不少明清研究的學術社群與研究計畫，籌備過許多會議及交流活動；對後學的指導提攜，更是不遺餘力。本期專訪分別從「學思歷程」、「學術交流」與「未來展望」等面向，請巫教授分享他這一路走來的收穫、感想和期許。

民變、世變、消費與犯罪：動態的明清城市生活史

　　巫教授回憶到，在碩士求學階段的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正是群眾運動風起雲湧之際；1989 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1990 年的野百合學運，都是影響深遠的大事件。經歷過這段時期的他，對於此類大規模自主動員背後的動力、人們如何動員，以及群眾的集體社會心理，深感興趣，遂選擇以「城市民變」作為自己的博士論文研究主題。巫教授希望跳出當時流行之馬克思主義史學的論述框架，另闢蹊徑，為此他接觸了很多社會學的理論。除了社會心理學理論在分析上提供的幫助外，查爾斯．提利 (Charles Tilly) 的歷史社會學研究，對集體行動歷史發展「模式」的歸納及各階段變化的探討，更給予他極大的啟發。從而確定論文的架構，探究明清時期群眾運動與官方應對模式的變遷歷程。惟礙於時間因素，此一架構未及於博士論文中充分實現。待進入近史所後，才逐步將所有構思慢慢補上，成為專書《激變良民：傳統中國城市群眾集體行動之分析》(2011)。

　　從城市民變轉向消費文化的研究方向，則是巫教授進入近史所後遇上的機緣。21 世紀初期，臺灣經濟最繁榮的時代雖已過去，但消費文化勢頭依舊熾盛，只是歷史學方面的相關討論尚不多見。當時所內的熊秉真教授，有意推廣物質文化的研究，進而組織了跨所的讀書會，巫教授也是當中一員。大家一起閱讀相關的理論與議題，彼此討論，逐漸形成各種靈感。巫教授由此開展出對於服飾、住宅、乘轎、食譜、旅遊與家具等相關議題的探討。不過，要如何將這些議題，帶回明清史的脈絡之中，凸顯這些物質文化及其變化的特徵？並進而解釋其在歷史上所具有的意義呢？巫教授最終從英國右派學者提倡的「消費革命」、「消費社會」等概念獲得了啟發。這套原本用於解釋工業革命的理論，放進中國乃至其他文明的歷史脈絡中，就無法得出相同的結果。這為巫教授提供了很好的討論角度，一方面能展現晚明中國的特殊性，一方面亦能反過來檢視過去英國史學論著關於工業革命假設的正確性。圍繞此一關懷所陸續寫成的多篇論文，最後也透過「消費革命」與「消費社會」的概念串聯起來，從而集結成為專書《品味奢華：晚明的消費社會與士大夫》(2007)。

　　在這之後，巫教授繼續城市史的研究，同時也意識到消費活動與城市生活的密切關聯。他認為這是一個將明清中國和西方對比的絕佳參照點，於是他結合了城市史與消費史的視角及脈絡，並帶入「空間」(space) 的概念進行討論。除了西方消費文化的著作，後現代地理學將人文地理結合政治、社會、權力關係，分析地圖、城市空間、社會階層的研究，也對此時期的巫教授深有啟發；由此誕生了著作《優游坊廂：明清江南城市的休閑消費與空間變遷》(2013)。

　　除了城市之外，巫教授對戰亂時期的歷史也頗為關注，他認為這樣的時期，更能呈現人性與歷史的複雜面。巫教授亦曾研究過抗戰史，他對相關課題的興趣，實源自其父 1949 年隨國軍遷臺，及曾在金門駐守十年的經歷。父輩對戰爭的理解與感觸，對巫教授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在完成博士學業入伍服役期間，他曾利用管理國軍檔案的職務之便，撰寫有關抗戰時期流行病的論文。進入近史所後，他與所內的年輕同仁，一起組織了城市史研究群，並邀請國外學者前來訪問，其中包括研究上海史的法國學者安克強 (Christian Henriot) 教授。安教授對於臺法雙邊的合作交流非常積極，曾組織了一項「動亂中的城市」研究計畫。當時，身為研究群召集人的巫教授，也義不容辭地投入其中，並選擇了研究明清時段就很熟悉的蘇州為案例。幸運的是，蘇州在抗戰時期的兩份報紙《蘇州新報》和《江蘇日報》，在近史所內都有微卷，而安教授對各種新分析方法的利用與推廣，諸如 GIS、視覺文化等，都對巫教授的研究帶來新的刺激與養分，幫助他完成了首部非明清史的專著《劫後「天堂」──抗戰淪陷後的蘇州城市生活》(2017)。

　　近年巫教授轉向新犯罪史的研究。該研究最初的動機，是試圖透過清代州縣竊盜官司檔案中的遭竊物或贓物清單，探討物質文化與消費的問題。近史所收藏的乾隆朝巴縣檔案，可供討論的內容相當充分，但隨著研究時代推進到 19 世紀嘉慶朝時，巫教授卻發現所藏檔案中，偏偏缺少了竊盜類的部分。此時他聽說京都大學的夫馬進教授購入了一批同治朝的巴縣檔案，便前往京都拜訪請求借閱，得到對方的慷慨應允。巫教授讀後發現，這批檔案的資料極為精彩豐富，若只分析其中的遭竊物品清單，實在太過可惜。比方當時勘驗犯罪現場留下的紀錄「勘單」，就對案主家宅的空間格局提供了詳細的描述，這種針對民家的記載，在現存的中國建築史材料中，是相當罕見的。又好比數量龐大的口供資料，內容雖不複雜，卻蘊藏許多有趣的訊息，諸如犯罪者的動機、案件黑數的成因等等。巫教授指出，過往利用巴縣檔案進行的研究，多聚焦於法制層面的討論，抑或關注民間調解的問題，但材料裡的刑事案件明明占大多數，卻少有人對這些犯罪進行分析。原因或許在於，此類材料的數量實在太多了。在這段研究過程中，犯罪學的各種理論、方法，都帶給巫教授許多的影響和刺激。接下來，他將透過國科會的臺法合作研究計畫，將各地現存的清代州縣檔案數位化、建立資料庫；並利用數位人文工具提取當中的各類資訊，如此便能快速完成大量資料的整理、分析與統計工作。

　　綜觀巫教授歷來的研究，可以看出他非常善於擷取各種不同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將之置入歷史的脈絡中，進行具體的分析和比較。這樣的研究進路或許得益於他的學生時代，那個在他看來可能再也無法重現、屬於明清史研究的黃金時代：1987 到 1996 年，是巫教授進入臺大歷史所攻讀碩士、博士的時期。當時各大專院校的校長、教務長、學院院長、系主任等職位，仍然採取層層「官派」的方式，時為系主任的徐泓老師，抓住臺灣解嚴、冷戰末期、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等時局變化帶來的良機，除了廣邀中研院學者開課之外，更積極邀請旅居歐美的臺灣或華裔學者至校訪學與授課。彼時堅強的師資陣容與多樣的課程主題，令巫教授大開眼界，他不僅有幸接觸各方名家，受其指導、睹其風采，更由此體認到，明清史研究除了傳統的政治史，還有經濟史、社會史、文化史等種種不同的領域。可供運用的史料亦不限於正經八百的史書或檔案，還包括戲曲、小說等通俗甚至虛構的作品。日後巫教授能夠閱讀西方的論文，從而將當中的理論方法運用至研究中，亦與此一階段獲得的學術訓練密不可分。

千芳薈萃，異音諧鳴：學術服務與交流

　　儘管在巫教授眼中，過往學生時期的黃金歲月已不復返，但在進入近史所接觸各類行政工作之後，一直致力於與國際學界交流及培育年輕學人。巫教授對明清研究發展的貢獻，在學界有目共睹。他曾擔任過明代研究學會的理事長，也在其任職的近史所以及中研院的明清推動委員會，籌辦過多次大型會議與工作坊。這些工作雖然常是所方或院方所交付，但巫教授認為，承擔這些職責與任務，實際上也提供了自己實現某些理念抱負的機會。盡力完成一項學術任務，達成理想目標，不僅對自己的人生有所交代，良好的成果也有助於提高任職單位和個人的學術聲望，為自己開展更多的機會與可能性。

　　巫教授提到，在與國外學者進行交流的過程中，許多學者都曾表達對臺灣學術環境的嚮往以及擴大交流的意願。承接相關的職責與任務，便可適時扮演這樣的橋樑。2018 年近史所舉辦的「臺日明清研究交流合宿研習營」，就是源自巫教授參加日本某屆明清史「夏合宿」時的經驗。當時濱島敦俊、高橋芳郎、三木聰等教授所提出的交流意願，最終在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的支持下，順利將日本明清史學界行之有年的合宿移至臺灣召開，成功促成這場為期 3 天，集結近百名臺、日學者密切交流的盛會。2024 年的「臺韓明清史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也是相同理念的承襲與實踐。特別自 1992 年臺、韓斷交後，韓國明清史學者的留學選擇多轉往中國大陸，與臺灣學界的聯繫也幾乎就此中斷。巫教授非常希望能藉此機會，重新開啟兩國學者之間的交流，對於該次會議的圓滿進行，亦備感欣慰。

　　近年學術活動的主流，較傾向主題清晰的小型工作坊或會議。不過，巫教授認為，像明清研究大會這樣兩年一次、常被戲稱是「大拜拜」的大型會議，依然有其存在的必要。畢竟能讓世界各地的學者齊聚一堂，相互認識、彼此切磋，本就是非常難得的機會。未來巫教授還希望規劃更多國際性的學術交流，包括再次爭取明清史夏合宿在臺舉辦。他的另一個理想，是舉辦一場以研究生為主的國際明清史討論會，讓臺灣的學生可以和歐美，甚至更多不同地區的學友，透過相互報告、評論，進行各種思維上的激盪與碰撞；相信在結束之時，雙方都能得到許多的收穫與反饋。

　　此外，巫教授曾在不少海外研究機構或學校進行訪學與研究，也多次出國參加各種研討會或工作坊，這些經驗不僅開拓了他的眼界，亦使其對國內外學術生態與環境的差異深有感觸。就巫教授看來，臺灣在明清研究方面最大的優勢，應是資料的完整性及使用上的便利性，這一點可說是全世界無出其右。研究者在臺北要於一個星期內從各大圖書館蒐齊所需材料，並非難事。日本在學術社群的交流方面，具有極強的熱情與活動力，這與他們過往研究傳統中注重合作的模式，有很大的關係。歐洲則擁有長年積累、底蘊深厚的漢學傳統，因此在某些文獻（例如中國宗教）方面的收藏頗具特色。美國學界的情況或許是最特殊的，由於學制上的因素，研究者多是在機構內單打獨鬥，但經濟資源相對充裕，足以支持他們至各地深度收集資料；而在相同機構的同仁多半非中國史同行的前提下，中國史研究者必須積極主動與從事歐洲史或美國史的研究同仁對話，致使美國的中國史研究傾向將中國歷史置於比較對照的位置，甚至是在全球性的脈絡下檢視，亦相對善於利用社會科學的理論與分析方法。

　　基於這些差異，巫教授認為，以明清研究來說，臺灣與國外學術界最能互惠的交流模式，在於史料解讀與方法運用上的截長補短。臺灣學者對史料的掌握能力往往高於國外，若能搭配國外新穎的分析方法與研究視角，便能如虎添翼。至於外國學者則可通過與臺灣學界的交流，驗證他們對於中國歷史的觀點、假設或問題意識是否站得住腳。因此，倘若未來有機會能讓多邊學者針對一項特定議題進行長時間的密切交流，就像當年近史所與安克強教授合作的「動亂中的城市」計畫那樣，經過兩三年的討論與切磋磨合，並進一步集結從不同研究視角出發的成果，出版為論文集專書，如此一來，不僅參與學者能透過此種互補的模式獲益良多，對學界也將會是一大貢獻。

　　談到交流，巫教授不免憶起自己的學生時代，彼時的臺大校園之所以能成為滋養明清研究碩果的沃土，除了師資與課程之外，也和一些制度面的因素有關。在 1997 年以前，美國各大學中國語文聯合研習所就設於臺大，也就是通稱的「史丹佛語言中心」。那時許多到臺大來學習中文的外國學生，亦會選修文學院的課程，而巫教授當年透過修課所認識的同學，如今不少都已成為國際知名學者。他日後能得到許多國外訪學的機會，也是因為有這些昔日同窗的推薦。即使後來隨著語文聯合研習所遷至北京清華大學，多數美國學生都轉往中國大陸學習中文，但巫教授相信，近年起可能會有所改變，過去能在臺灣校園接觸許多外國學生的條件或能再現。這對臺灣的研究生來說，將會是彼此交流、獲取刺激的絕佳機會，而由此建立的友誼，亦值得把握與珍惜，因為在未來的學術道路上，這些都將成為重要的人脈資源。

回首之後再前行：明清研究展望

　　從巫教授的訪談可知，1980 年代末至 1990 年代中期，特殊的時空背景為國際學術交流提供了良好的條件，從而締造了一段明清研究的繁盛時期。包括巫教授在內，許多當時躬逢其盛的年輕學人，後來都成為了學界的中流砥柱，並在接下來的 21 世紀之初，又引領了另一波新的明清研究風潮。不過，隨著近年國際政經局勢的變化，明清乃至中國史的研究熱度，都在急劇下降。部分國家開始採取削減人文研究的策略，而 AI 技術的興起及其作為研究工具的潛力，更是對未來學術發展，投下了不少變數。面對這樣的現況，巫教授亦難免心生無奈，並感受到身為人文學者的渺小。畢竟經濟景氣與政治局勢的變動，對人文學者的研究取向與趨勢興衰，都有著相當大的影響力。但身為明清史的研究者，不該束手等待，被動期盼未來能有所改變，而是應主動利用現有的資源，包括 AI 的技術，持續創作出更好的研究成果。

　　巫教授在其求學階段，曾親歷中國近代史在臺灣從熱門研究領域到逐漸退燒、式微的過程，這當中除了政治局勢與意識型態的轉換，制度層面的變遷亦是重要因素。至於明清史原初也並非中國歷史研究的主流，然而，憑藉過去師長們積累的經驗和基礎，加上後續學界同仁們的努力，巫教授仍很有信心地認為，未來這個研究領域即便回不到過去的黃金時代，至少還能維持著一定的成績。比起大聲疾呼尋求他人或執政者的關注，更重要的是充分地利用手裡的資源，創作出更出色的學術專書與科普讀物，從而更有效地深化大眾對歷史知識、史實的重視與理解。這些抵抗現實、扭轉局面的嘗試，需要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對未來有志投入明清研究領域的學子，巫教授根據多年來於大學兼課、指導學生的經驗，認為臺灣在課程方面，對於如何指引研究生熟悉明清史研究的學術史脈絡以及掌握史料，都有一定程度的訓練。不過，往昔常見指導教授對研究生論文選題採取放任態度，任其自行摸索；巫教授認為現階段應該給予學生更多的引導，協助他們找到真正適合自己志趣與關懷的題目。巫教授也期待未來臺灣的明清史研究生，在熟悉史料與研究脈絡之餘，亦能嘗試思考如何運用社會科學的分析角度和理論進行研究，並對同時期的西方歷史，有更深入的理解。巫教授認為，臺灣從事明清史研究的一大優勢，在於沒有意識形態的包袱，故能採取多元的分析方法與視角。他鼓勵年輕學人在上述優勢下，能突破既有研究框架，勇於挑戰更宏觀與更具新意的議題，就如同巫教授一直以來對於自己的期許。

^[1]王鴻泰，〈城市圖像的建構：近百年來明清城市史研究的轉折與拓展〉，《明代研究》，34（2020），頁 193-219。


編按：本文經陳彥蒨（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生）協助整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