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黃富三教授

 
撰寫人: 許雅玲(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助理)
 
專訪黃富三教授
 

  黃富三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碩士、劍橋大學歷史學碩士。歷任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研究員兼主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至 2010 年榮退);現任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學術諮詢委員會委員,並擔任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系、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兼任教授。黃教授的研究範圍涵蓋臺灣商業傳統、土地拓墾、臺灣家族史、洋行史、戰後臺灣政治史等,博學多識,著作等身,包括《女工與臺灣工業化》、《霧峰林家的興起 (1729-1864)》、《霧峰林家的中挫 (1864-1885)》、《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北部地區》(與賴澤涵、許雪姬、吳文星、黃秀政等合著)、《林獻堂傳》、《臺灣水田化運動先驅:施世榜家族史》等多部專書,發表學術論文數十篇。


從事家族史研究的契機

  黃富三教授早年在英國劍橋大學從事工業革命與紡織女工的研究,回國後任教於臺大歷史系,教授西洋史課程,並延續在英國的研究主題,從事臺灣加工出口區的女工研究,著有《女工與臺灣工業化》一書。1979 年,黃教授曾返母校劍橋大學,蒐集有關工業革命的資料,偶然在圖書館發現怡和洋行檔案,驚訝於當中有不少與臺灣有關的資料,因此決定進一步蒐集、研究。

  在劍橋大學調閱怡和洋行檔案有一套手續,必須事先於檔案室 (Manuscript Room) 填表,再向怡和洋行公司申請,審核通過後才能閱讀,且只容許影印少量樣本,其它均須手錄。剛開始抄寫洋行檔案時,黃教授遇到許多困難,由於年代久遠,有些字母寫法與今日不同,諸多名詞的拼音也與今日有異,加上檔案破損、字跡難辨等狀況,一開始黃教授一整天連一頁信都讀不完,但念及申請閱讀這些檔案的權利不易,自然不甘放棄。幸好在抄寫過程中,得到館員與其他研究者的幫助,因此漸入佳境,解讀的速度加快(後來黃夫人也情義相挺,加入抄寫檔案的工作)。回臺後,黃教授決定投入洋行的研究,於 1982 年至 1984 年期間在《臺灣風物》發表三篇有關美利士洋行的論文。[1]

  除了過去在臺大念碩士班時曾以劉銘傳為主題撰寫過學位論文外,[2]黃教授的學術生涯一開始便是以西洋史、社會經濟史二領域為主,我們很好奇黃教授到底是在什麼樣的機緣下投入家族史研究。黃教授表示,在大約同一段時間裡,霧峰林家後人林正方先生想為家族做一些事情,重振家族聲望。林先生感慨於霧峰林家在清代、日治時期顯赫一時,但戰後卻逐漸被世人淡忘;再者,曾有美國學者 Johanna Menzel Meskill 研究霧峰林家的歷史,撰有專書;[3]但在臺灣卻沒有學者從事這方面的研究,因此很希望有本地學者能夠以中文撰寫霧峰林家歷史。起先林先生原打算拍攝紀錄片,但所費不貲,他的好友衣治凡先生[4]建議不如好好調查與研究林家建築,並請人撰寫霧峰林家歷史。這便為日後黃教授投入霧峰林家研究的契機。

  林先生先找了臺大土木系的王鴻楷教授,請其從事建築調查、修復,而王鴻楷教授與時任臺大歷史系主任的徐泓教授是建中同學,在徐教授的轉介下,找到黃富三教授。其時黃教授除了在系上講授西洋史之外,也斷斷續續開設臺灣史的課程,是當時臺大歷史系唯一從事臺灣史研究的教授。

  林正方先生來商洽撰寫霧峰林家史的相關事宜時,黃教授一度婉拒,因為其時 Meskill 的研究在美國被公認為傑作,是研究中國地方史者必讀之書;她的研究方法出色,史料豐富,臺灣學者若無更多資料,難以突破。但林家後人相當熱情,應允可以閱讀「林獻堂日記」,盛情難卻之下,黃教授最終答應參與研究計畫。


整理家族史史料與寫作霧峰林家家族史的過程

  黃教授投入霧峰林家研究與調查的過程相當曲折。發現新史料與從事研究,對於歷史學家來說自是樂事,但他在過程中遭遇了很多狀況與困難。開始著手工作時,如披荊斬棘。黃教授追憶最初幾次與王鴻楷教授到霧峰的情境:「當時霧峰林家很破爛,有很多地方恐怕幾十年都沒人進去過。特別是林獻堂的房間,簡直像垃圾堆一樣。管理員說:那裡,小偷不曉得光顧過多少次。雖然如此,裡面仍保存有極多林獻堂的照片、資料。第二次,在林博正先生(林獻堂之孫)的陪同下,在房間裡又找到林獻堂的日記。過去葉榮鐘曾收藏二十多冊林獻堂日記,而在這房間裡又多找到大概五、六年的日記,所以目前臺史所這套是最完整的。」依黃老師的描述,可以想見這實在是一件相當辛苦的工作。

  雖然很幸運地找到了林獻堂日記,但調閱與解讀這批日記也花了黃教授很多時間,其中包含與家屬取得書寫尺度上的共識。當時日記發現後由林博正先生保管,考慮到日記中可能有家人的隱私,林先生要求黃教授只能在其陪同下閱讀日記。林博正先生是明臺保險的董事長,黃教授每次閱讀日記都得到松江路的明臺保險公司,但因還得在臺大教書,時間有限,去了幾次之後,黃教授便與林博正先生商量,是否能夠影印一份給他。起初林先生希望自己先閱讀,把有關家庭隱私的部份遮住,再交付黃教授。後來,林先生直接影印給黃教授,只要求未來如果出版,有涉及隱私的部份必須經過他的同意。

  原先黃教授估計一年即可完成寫作工作,但不料陸續發現大量新史料,整理、解讀極耗時。當時司馬嘯青(廖慶洲)先出版了《臺灣五大家族》一書,為此林家後人曾質疑黃教授研究、撰寫的時間是否過於漫長,黃教授不得不向林家說明學術研究與通俗性著作的差異。

  在寫作與調查的過程中,黃教授在林家宅中許多陰暗的角落陸續找到不少資料。日記、契字之外,甚至還有早期拍照所留存的玻璃底片,這套底片後來由賴志彰教授[5]重新沖洗成像,出版為《臺灣霧峰林家留眞集》一書。即便極力搶救,有時仍不敵無意的破壞。有次黃教授到頂厝林獻堂居處,當地管理員說:「兩個禮拜前,我才燒掉兩三箱破紙。」事隔多年,回憶起這事,黃教授仍感非常惋惜。因此一事,後來黃教授便特別請一同參與研究的臺大土木系團隊留意各角落可能存在的資料,不可任意丟棄。

  黃教授細讀 Meskill 的著作,從書中的引文得知岸裡社文書與林鶴年家文書。黃教授為此登門拜訪林鶴年,林鶴年最先說家裡並無收藏文書。後來他與太太想起,家中有一包包的故紙,拿出來一看,黃教授確定這就是 Meskill 當初引用的文書,非常高興。他問林鶴年這些文書能否出借,林先生說這是沒有用的舊紙,相當豪氣地將這批資料送給黃教授。黃教授也就一直認為這批資料林鶴年已經贈送給他。

  接著又陸續有林家其他成員提供資料。先是林正壽提供兩箱地契資料,是為第二批資料,而林正澍則提供了第三批。還有一批是黃教授助理與林家後人在林家角落找到的,即近年進行解讀的林朝棟文書。當時發現用皮箱裝著的文書,立即運到臺北黃教授家中。黃教授回憶說:「皮箱一打開,嚇了一跳,各種的蟲子從箱子裡一窩蜂地跑出來,文書也被蛀得非常嚴重。」


  在蒐集與整理這些資料的過程中,當事諸人不無歧見。首先是林朝棟文書的修復經費問題。由於文書蟲蛀嚴重,加上日久破損,黃教授找人估計修復費用,大約需二十多萬,林正方先生認為費用太高,說:「只要將幾張較完整的保存就好,破損的就丟掉。」黃教授說:「那給我好嗎?」林先生很爽快地答應。

  當時黃教授想:林家除了提供研究經費,還無償提供資料,即便沒錢也要把資料修復,於是與助理自行設法在家中修復文書。先用臉盆盛水泡開膠著的文書,再一張張舖在塑膠版上慢慢陰乾。有些文書已經破成碎片,黃教授與助理就將碎片一片片拼起來,再影印。

  1987 年,黃教授完成《霧峰林家的興起》,同時也申請了國科會的經費至美國研究一年,並自費延長一年。在美國期間,黃教授繼續撰寫第二本書《霧峰林家的中挫》。但在撰寫第二本書時,臺灣卻謠傳黃教授霸佔林家資料,黃教授在美國得知後非常訝異,便寫信與林鶴年確認。結果林氏一反先前的態度,說只是供過目。礙於捐贈時未曾簽立契約,黃教授只好答應在研究完成後歸還各種資料。

  從美歸臺之際,一次意外對黃教授打擊甚大,那就是第二本書的原稿丟失。那時黃教授一家準備從美國紐約返臺,他將原稿與護照、證件放在手提箱中,被歹徒誤以為是現金而偷走,因此不僅原稿丟失,也無法如期返臺。最後友人協助辦理臨時護照順利返臺,但原書稿始終沒有找到,只好在返臺之後重新撰寫。

  近幾年,黃教授又開始著手撰寫第三本書,暫擬書名為《霧峰林家之復興》,以林朝棟為主軸,探討霧峰林家於清末參與開山撫番、再度興起的過程,主要材料為過去在林家發現的「林朝棟文書」。黃教授說:「光解讀『林朝棟文書』就花了四、五年的光陰。」黃教授把這批文書當做碩、博士生課業的一部分,逐年與修課的同學一同解讀、整理,也有臺史所的同仁參與研讀。

  對於這批文書,黃教授說:「我們讀了這麼多年,問題還沒有完全解決,因為這批文件除了破損之外,還有很多難解的詞彙。這些文書是當時林朝棟和他手下的幕友、師爺寫的,他們來自四面八方,習慣用語也有所不同,常常要花很多時間查出文書中的典故。或者有時讀了半天,才發現某個字詞原來是閩南語甚或客家語詞彙;也常有白字、錯字;破損、蟲蛀、字跡潦草難解等狀況就更不在話下了。」黃教授認為,解讀這批文書比解讀洋行檔案還難,洋行檔案的時間、地點等資訊都相當清楚,林朝棟文書裡的文件卻常常未署日期,或者僅署日而無年月,如「十五日」,但究竟是何年何月的十五日卻未能得知。黃教授與參與解讀的成員花了很多時間處理這些問題,因此他們把文書分成有年月日、無年有月日、無年月日三種,以有完整日期的文書為經緯,試圖考證出其他無日期文書的作期。

  這批文書日內將由國史館出版。黃教授表示,在出版之前,大致能考證出部分缺日期文書的年代,但仍有很多無從稽考。回憶從發現這批文書,到如今即將出版,他打趣地以拿破崙攻埃及之事來作比喻,說:「拿破崙到埃及去雖然是打敗仗,但是在文化史上打勝仗,這就是史上有名的 Rosetta Stone,解開了古埃及文字之謎。一本書寫完就結束了,除非有人出來挑戰,但是原始資料能夠讓很多人使用,這才是無價之寶。我想在我這一生中能好好地把這個文書弄好,才是對臺灣歷史最大的貢獻。我想這對中國史也有貢獻,因為很少有家族存留這麼多的資料,有些還是林朝棟的親筆信。中國在文化大革命之後,很多東西都佚失了,我想這批文書在明清檔案中也是很重要的,而且當初以為是無救的,現在居然起死回生了,可以做一手史料使用了,有某種成就感。」

  黃教授從 1980 年代初期投入霧峰林家研究,至今已近三十年,回憶過去研究家族史時所遇到的種種狀況,不免感慨萬千。現在他最大的心願就是儘快完成霧峰林家第三書,並將林朝棟文書整理付梓。


Chinese Pioneer Family: the Lins of Wu-feng, Taiwan, 1729-1895 與《霧峰林家》

  黃教授曾提到 Meskill 的專著在當時被譽為經典之作,要超越實非易事。也許讀者會好奇,兩部關於霧峰林家的重要研究專著有何不同,下文對此二書作一概述。

  Meskill 於 1962 年來臺參加暑期研究、參訪活動,旅途中在友人的介紹下造訪霧峰林家宅第。雖然當時宅第已日漸傾圮,但仍難掩其昔日的輝煌壯麗,讓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促使她開始探索霧峰林家的歷史,並於 1964-65 年間再度來臺調查、研究。在臺灣研究期間,Meskill 採集到相當豐富且珍貴的口述與原始資料,其中部分資料甚至今日已不復存在或佚失,如後來被燒毀的臺中地區「土地申告書」。[6]

  Meskill 所著 Chinese Pioneer Family 一書,時間斷限起自 1729 年,迄至臺灣割日的 1895 年,以鳥瞰的方式來探討林家如何在臺灣的邊區拓荒,歷經幾代的起伏跌宕,而在清代從拓荒者轉變成地方土豪,最後躋身士紳之列。在這本書中,Meskill 跳脫過去將臺灣當做中國「代用品」的窠臼,透過這個家族的例子探討臺灣在清代地方史上的獨特意義。該書在 1979 年出版後造成相當大的轟動,黃教授說:「這本書出來之後被公認是中國地方史研究的經典之作,當時美國大多是從人類學的方法來探索中國或臺灣,認識的媒介是田野調查與訪談,而不是史料、古文書,Meskill 除了蒐集口述資料之外,更努力於打破語言的藩籬,解讀、運用中文史料。」

  雖然如此,Meskill 仍有其文化、語言背景上的限制。再者,她在撰寫時偶爾會加入自己的推論與臆測,因此多少影響其論述的可靠性。黃教授提到他在美國時曾拜會 Meskill,請益有關霧峰林家的一些問題。黃教授曾問她如何透過土地申告書判斷臺中的土地是否為林家所有,Meskill 表示僅由土地所有人的姓氏來判斷。由於她不知道臺灣社會「陳林滿天下」的特色,中部林姓者尤多,不見得皆出自霧峰林家,因此可能高估了霧峰林家土地的面積。

  黃教授目前已經完成的霧峰林家二書,則是以林文察、林文明兄弟為主軸,探討林家如何在十八至十九世紀之間崛起、中挫。黃教授與 Meskill 同樣關心林家如何從邊陲崛起,及其與鄰族、官府之間的互動關係,但不同的是,Meskill 認為林家的中挫是晚清士紳困境的縮影,但黃教授則認為林家在臺灣史上其實是個特殊的例子,與發展平穩的板橋林家相比,霧峰林家在林文察、林文明時代的暴起威脅了紳權、官權、皇權三者之前的平衡,因此慘遭打壓,並轉向自我收斂。此外,黃教授在寫作過程中又發掘了許多新史料,並仔細考證,提出不同的觀點。黃教授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Meskill 認為霧峰林家的財富主要來自接受戴潮春事件的叛產,但從新發現的大量契字文書來看,林家大量買入土地的時間點多在光緒年間,遠遠晚於接收叛產之時,因此他認為霧峰林家財富能與板橋林家相提並論,主要是在林朝棟時代才確立。


從事家族史研究的核心關懷

  黃富三教授從事家族史研究多年,曾研究過霧峰林家、板橋林家、彰化施世榜等家族。我們相當好奇他怎麼看待這些家族的發展,他的核心關懷又是什麼?

  關於這個問題,黃教授表示:他唸大學的時候,社會學才剛進入臺灣,很吸引人,對他日後進行女工研究、家族史研究有許多啟發。在家族史研究這個課題中,他最關心的是社會流動性的問題,特別是這些家族怎麼向上流動。他曾經比較臺灣與大陸望族的不同之處,大陸是先升官再發財,臺灣是先發財再升官,各家族大都如此。除了施世榜家比較不一樣,來臺時就已經有點功名,屬於低階的士紳外,大家都先求發財,再升官。這跟臺灣特殊的環境、條件有關係:因為臺灣賺錢容易,所謂「臺灣錢淹腳目」,但教育文化水準不高,要跟大陸人競爭考科舉、升官比較困難,常被譏笑「臺灣蟳無膏」(無才華),故而臺灣的士紳階級,要至清末、日治時期才出現。

  黃教授表示:這些家族的出身不同,致富途徑與社會流動方式同中亦有異,會影響家族的性格。像施世榜原本已是地方士紳,「有錢講話會大聲」,是投資型的家族,因此走忠實官紳路線。板橋林家出身平民,一開始只是在新莊教書餬口,至林平侯則經商致富後再拓墾,商業性格濃厚。這兩個家族的發展,都屬比較平穩。

  霧峰林家就比較特別。林氏家族故鄉平和縣位在山區,是個貧窮而不平和的地方,來臺必須赤手空拳打天下,因此可定位成「愛拼才會贏」的家族。林家開臺祖林石在大里拓墾,那是個三不管地帶,可以做無本的私墾,因而在一、二十年間暴富,但也因此枕戈待旦,以防備原住民越過墾線侵入。這種經驗塑造了這個家族的剛烈性格。林爽文事件之後,林石被抄家,死在獄中,後代遷到霧峰去,那是更邊區的地方,在霧峰下厝跟頂厝中間有個小巷子叫番仔巷,即原住民出入之路。林石的孫子林甲寅經商致富,變成小富。至林文察時,發生與鄰族間的仇殺案,變成通緝犯,未料因臺灣的動亂與後來太平天國之亂,反而因效力清廷而再蛻變成官宦之家。之後,林文察之弟林文明又在彰化公堂被就地正法,族運堪稱坎坷。

  黃教授說:林朝棟如何再興起呢?這是我現在的書要探討的問題。林家在邊疆地區仍然創造出新機運。十九世紀臺灣開港,被納入世界經濟體系,生產的樟腦與茶葉,成為新興的出口商品。我認為霧峰林家的再興,是因為他參與開山撫番,讓財富暴增。那時候山區是很危險的,但越危險的地方,越有暴利,而且他掌握一支軍隊——「棟軍」,負責山區秩序。「棟軍」的活動範圍一開始只在中路,後來北路發生原住民亂事無法平定,因為林朝棟比較瞭解臺灣的地形與情勢,官方也想借重他和手下「棟軍」的協助。當時中路山區的開墾權是由林朝棟控制的,林家開發山區,主要是經營樟腦與木材買賣,而樟樹砍伐之後,空地亦可開闢,通常由客家人耕作,如同「一魚三吃」。林家自己也進行投資,「林合號」就是他跟叔叔林文欽一起組成的墾號,很多地都歸他們拓墾,主要生產樟腦。所以林家財富能夠與板橋林家相提並論,應該是在林朝棟時代。

  黃教授接著說:「大家時常爭論到底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同樣也可以應用到家族的例子上,到底是社會環境造就一個家族的崛起,還是家族帶動整個社會環境的改變?一般來說,英雄的影響力絕非一般人能比,家族也是,大家族的影響力絕對超過普通的家族。家族本身的性格,及其與當地社會的互動情形,也會影響歷史的發展。另外,還要注意到家族的性格也會隨時代而改變。早期霧峰林家的性格是比較強悍的,到林朝棟時代轉而與官府合作。他們與鄰族的關係也有變化。通常一個家族傳了幾代之後,慢慢會形成優越感,例如霧峰林家看戲,會特別到大陸請戲班來表演,顯示不同於常人的品味。一般而言,第一代雖然有錢,但還不太會有明顯的階級意識,到了第二、第三代,優越感就會漸漸浮現,時間的傳承會塑造階級意識。我一直傾向認為一個社會應該保有高度的社會流動性,才不會有太強烈的階級意識,也可避免社會衝突。」


對從事清代臺灣史研究學人的建議

  談到近年清代臺灣史研究者日漸減少,黃教授也很感慨。他認為清代臺灣史的式微跟戰後教育政策有關,早期只重視明鄭與清朝時期,不敢談日治和戰後時期。解嚴之後,大家就反彈,試著去填補這些空白,去談過去所不敢談的,這是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是史家跟學生有捨遠求近的傾向,喜歡談較近代的問題,國外也是一樣。第三,日治時期的資料比較充足而有系統,尤其是統計數字,在研究上比較能夠得到有力的論證。反之,清代的資料有限,常常很難斷言到底該資料的代表性有多大。至於要如何改善這個問題,黃教授認為:「最根本的還是從國民教育做起,讓大家瞭解歷史的重要性,以及歷史傳承有形、無形的影響力。大樹無深根是不穩的,民族無歷史感與文化深度是危險的。猶太人是一支小民族,浪跡天涯而不衰,即是有其歷史與文化傳承。而且,歷史雖然不一定會重演,但如果不記取教訓,錯誤就會如影隨形。透過教育以及大眾媒體的宣揚,久了會達成一定的效果」。

  黃教授非常稱許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這樣一個平臺,他認為這是非常好的方向,很多人可能會迷惘自己研究的主體性與重要性是什麼?如果有一個平臺、一個研究群,就可以找到對話的對象,也可以了解自己的研究在該領域的重要性及地位。當初臺史所剛成立的時候,研究人員極少,他促成所內組成各個研究群,就是來自這樣的想法。選題也很關鍵,一般人會比較想知道研究主題跟我現在的生活有什麼關係。黃教授認為,一開始可以選擇趣味性高一點的、對當代人生活有影響、大家最有興趣的題材著手,久了之後就會像磁鐵一樣,吸引不同領域學者的注意,進而產生對話。明清研究的範圍很大,或許大家先研擬一個共同的主題,分工合作,產生群聚效應,研究者就不會自覺太孤單。適當時間後再提出另一個主題。

  另外,日本的出版事業亦值得參考。日本出版社的出版品大多強調「多角化」經營,涵蓋學術性和普及性各類題材與層次的書籍。我們可以思考讓臺灣的學術研究成果以專業著作與普及性書籍兩種形態同時呈現,使學界研究的成果能迅速推廣至社會大眾,這也是現在政府文化部門推動文化發展時可以考慮的方向。


對明清研究學人及推動委員會發展方向的建議

  黃教授以自己帶領讀書會、解讀家族史資料的多年心得,對明清研究學人以及推動委員會的發展方向給予建議。近年他召集學生、同仁一同解讀林朝棟文書,相當享受大家群策群力,一同腦力激盪解讀文書的過程。他認為史料整理的工作,最好還是由整個團隊來處理,因為個人的力量有限,也容易在長時間的解讀工作中感覺厭倦,由一群人來共同整理解讀,能達到集思廣益的效果,也不會有單打獨鬥的孤單感。

  黃教授年輕時至劍橋留學,西方的文化帶給他很多的衝擊與啟發,因此長期以來也相當關心中西文化差異問題。他認為中國文化確實博大精深,影響深遠,尤其對東亞世界,但是時代不斷在變,不加消化的文化有時就變成包袱,包袱太重就跑不快。像英國只有幾千萬人口,卻曾經統治過四分之三世界,他們統治香港,只派了不到兩百個人去,透過制定法律,將香港經營得很好;反觀中國人,定了一大堆的規矩,最後還是要透過講關係才能通行。多少國內目不識丁的底層人帶根扁擔到南洋去,竟能大大成功,這不值得深思嗎?透過與世界史的比較,我們才能夠了解中國史的真正樣貌。因此,他除了建議未來可以多探索與商業有關的課題之外,還建議可以多加探索明清時期東南亞華人的歷史。這些人是為了求生存而到東南亞發展,並非政府主導,究竟這些人在明清史當中的地位是什麼?透過這個群體的研究來反思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缺點,也許會是個相當有趣的切入點。

  最後,黃老師引用一句話:「中國不是一個國家,而是一個世界」,巧妙地比喻中國歷史的複雜性,並由此延伸出他對推動委員會的期許。他指出中國地大,各地地形、氣候差異很大;相對而言,歐洲各地在文化、地理、氣候的均質性就比較高。中國歷史也比較悠久,自然條件與民族背景比較複雜,可以研究的題材很多、很豐富,這是優點,但這樣也就容易失焦,變成各做各的,交集很少。他建議推動委員會未來可以分階段,找出大家有興趣的主題,共同研究,等研究累積一定的成果之後,再換主題,有共同的興趣、主題相當重要。

(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助理 吳佩瑾 協助整稿)

[1] 〈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上)〉,《臺灣風物》第 32 期第 4 卷,頁 104-136;〈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下)〉,《臺灣風物》第 33 期第 1 卷,頁 92-136;〈清代臺灣外商之研究:美利士洋行(續補)〉,《臺灣風物》第 34 期第 1 卷,頁 123-140。
[2] 即《劉銘傳清賦事業與土地改革研究》(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67 年)。
[3] Johanna Menzel Meskill, Chinese Pioneer Family: the Lins of Wu-feng, Taiwan, 1729-1895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本書另有中譯本:麥斯基爾 (Meskill, J. M.) 著,王淑琤譯:《霧峰林家:臺灣拓荒之家 (1729-1895)》(臺北:文鏡,1986 年)。
[4] 前空軍總司令衣復恩之子。
[5] 現為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
[6] 「土地申告書」為日治時期「臨時臺灣土地調查局」所調查製作的地籍資料,戰後土地申告書原藏於臺灣省地政局,現今僅存桃園、新竹、苗栗、臺中北部局部。有關「土地申告書」的史料價值,可以參考:莊英章:〈日據時期「土地申告書」檔案資料評介〉《臺灣風物》第 35 卷第 1 期(1985 年),頁 9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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