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宗正教授演講 「清詩中的女俠」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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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宗正教授畢業於臺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後赴美國印第安納大學語言學系攻讀碩士,專研當代邏輯學、語法學與語言哲學。之後再轉往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攻讀博士,師從施吉瑞先生,研讀中國古典詩歌與當代敘事理論。林教授曾在日本京都大學擔任外國人研究員一年,現任加拿大維多利亞大學亞太學系副教授,專研中國文學。
歐美漢學界研究俠客文學的學者中,林教授首推劉若愚教授的貢獻最大。林教授指出,過去由於缺乏科技輔助,劉教授多選擇《樂府詩集》中以「俠」為題的作品作為研究對象。如今學者借助資料檢索的便利,在《樂府詩集》之外,整理出不少相關的古詩可供繼續研究。林教授此次即以「俠客」為主題,著重探討「女俠」自漢至清的形象演變,以及有關「女俠」的詩歌傳統與文本研究中幾個有趣的主題。
中國古代俠客的起源
林教授以「古代中國俠客的起源」作為楔子,首先說明誰是俠客?俠客有何特質?司馬遷將「遊俠」與「刺客」分別立傳,可見早期「俠客」與「刺客」有別。秦漢之際,俠指的是「卿相之俠」,如戰國四公子,與地方上有影響力的「布衣之俠」。他們各自有善於武藝的「私劍」跟隨,並藉私劍來達到私人或政治之目的。後來由於朝廷的打壓,俠的勢力因之式微,私劍亦流落四方,轉變為「遊俠」。遊俠到了長安、洛陽等大城市,與當地少年往來,構成了「城市少俠」的形象:高傲、揮霍、重友情、輕死生,種種形象對唐朝邊塞詩亦有影響。
文學裡的俠客最早現身於史傳,史傳散文裡面所描寫的俠客與刺客的精神,影響了詩歌的俠客形象。但是詩歌中的俠客形象,跟史傳散文裡面的俠客形象,二者之間有著很大的差別。詩歌出現了俠客的身影最早是在魏晉南北朝,詩中的男性俠客和邊塞少年俠客,其特質、形象與城市少俠相當類似。
漢魏六朝至唐代的女俠——〈秦女休行〉、〈東海有勇婦〉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女俠,則展現出與男俠傳統相當不同的特質,例如主題多是女性為宗族復仇。代表作品首推左延年及傅玄的〈秦女休行〉。
左延年〈秦女休行〉的女休具備高強武藝,報仇意志堅定。「明知殺人當死,兄言怏怏,弟言無道憂。女休堅詞:為宗報仇死不疑。」暗合當時女子為宗族復仇在政治與社會上的合理性,亦是諷刺何以不是男子報仇。最後皇帝詔書在臨刑時趕到,女休終獲赦免。大致上,詩歌中女俠與男俠被赦免的原因有別:男俠只有在正義的情形之下會被赦免,女俠則基於為家族復仇受到體諒。
傅玄筆下的龐氏烈婦就沒如此幸運。「雖有男兄弟,志弱不能當」,句句貶低男子以彰顯女俠的孝勇。「外若無意者,內潛思無方」,則以女俠的苦無計謀卻孤注一擲,表現意志之堅。這首詩用十行詩句描寫殺人場景,凶狠而血腥,開啟後來詩歌以及小說中刻畫女俠殺人的書寫傳統。龐氏沒有被特赦,但後來政府頒發了允許女性為宗族復仇的法令。
唐朝詩人繼承漢魏六朝詩歌的女俠傳統,成就首推李白。李白〈秦女休行〉大致承襲前作,唯〈東海有勇婦〉別出心裁:女俠精通「越女劍法」,是詩歌史上首位「女性劍俠」;其從容使劍、劍出人亡的輕快搏鬥場面,奠定了後代俠客文學中真正的俠客類型。最末,李白藉著嘲笑歷史上著名男俠來歌頌女俠,指出樂府詩與史傳文學中男性俠客報仇行為的荒謬性。
清代的女俠——〈蘭陵女兒行〉
爰及清朝,女俠詩歌才有更新的發展。金和〈蘭陵女兒行〉可謂中國女俠詩歌巔峰之作。其中使用了四種叙述筆法,包括一系列的危機,懸而未决的危機,開放叙述,開放性结局。一開始,詩人以全知觀點敘述將軍迎娶的熱鬧場面,帶出主角蘭陵。之後,敘事者轉為蘭陵自述生平與將軍逼婚經過。語氣一轉,突現一劍,蘭陵操白刃挾將軍頸,故事轉入懸疑高潮。將軍部下對蘭陵從威嚇到妥協、退讓,任憑蘭陵駕著將軍駿馬呼嘯而去。最後,駿馬載物歸來,退還的聘禮之下還擱著一把利刃。結局餘音繞樑,在中國敘事詩以及俠客詩歌中絕無僅有。
金和使用敘事筆法來營造懸疑效果,此前詩歌中多未曾出現。金和與吳敬梓有親屬關係,或可推斷金和熟悉《儒林外史》與明清小說敘事筆法。此外,蘭陵女俠融合了勇敢、智慧、口才、鎮定、從容等特質於一身,呈現出奠基於男俠傳統、卻又超越傳統的英雄形象。
四個關於女俠的有趣主題
一、女俠對道德與社會規範的態度
男俠常會面臨復仇與道德衝突的兩難,女俠復仇則只為宗族。金和在傳統之上創新:〈烈女行紀黃婉梨事〉寫女俠靠著毅力與忍耐為宗族復仇,〈蘭陵女兒行〉更顛覆傳統,女俠以高超武藝、過人膽識與機智,捍衛自己的正義與權力。新的女俠形象,與當時俠義小說的女俠形象相互呼應,並影響晚清以來文學、現代武俠小說的女俠特質。
二、男俠詩歌中的女性與女俠詩歌中的男性
中國詩歌中並無男俠與女俠並存的現象,多以對應、對比來互相烘托男女角色的差異,例如蕩婦與男俠,既是為男性的好色脫罪,也為殺害蕩婦提供了正義與正當性。此外,以男性的懦弱無能來凸顯女俠的英雄氣慨,也是一種書寫傳統。但在金和作品中此傳統已經消失,不以男子的弱點,而純以女俠個人來展現俠客行為,更加凸顯女俠的「獨立」特質,這甚至和當時小說如《兒女英雄傳》也有很大的不同。
三、詩歌與小說中女俠形象的比較
在詩歌中,女俠的反叛行為打亂了以男性為中心的階級制度,但事後女俠不會去修復因她而起的變化;在小說中,女俠不管如何叛逆,結局總會變成賢妻良母。我假設這可能與文類差異有關。男性詩人藉由書寫女俠違反傳統,打亂詩歌中由父權思想所構成的秩序,似是企圖疏離正統規範,可謂「對正統的疏離」。小說的地位一直要到明清,才在文學中受到重視,但詩歌仍然是明清文學的主流。小說作為附庸,作家本可在儒家道德的管束之外,自由描寫詩歌視為禁忌的課題與思想,例如女俠的男性化、血腥的殺戮。然而,小說中女俠形象的轉變,象徵從背離父權傳統轉變為服膺父權道德,女俠的馴化使原本處於邊緣的小說回歸為「正統」文學的一份子,可謂「對正統的歸化」。
四、飲酒與俠客
漢魏六朝之前文學作品少有以喝酒來渲染俠客氣質,唐朝的詩歌才開始大量描寫俠客飲酒。明清小說與當代武俠小說,此類情節則被發揮到極致,但詩歌中的女俠與飲酒毫無關係。大致上,宋代是女性飲酒文化的高潮,明清女戲曲家曾在作品中描寫飲酒,女性彈詞中對此著墨不多,但小說和戲曲中描寫閨秀飲酒的場面不少。詩人往往藉由飲酒來展現俠客的豪放、自由的特質,然何以文人筆下的女俠與飲酒情節如此疏遠(金庸作品亦然)?則有待探究。
會後討論十分熱烈,劉瓊云教授指出俠客主題可以分成文學傳統與文本討論。有關〈蘭陵女兒行〉的結局,嚴志雄教授認為並非開放性結局,金和注意到了讀者反應,在敘事懸疑感中讀者體會到女俠的形象。在座諸位教授都認為,明代女俠或女俠的後續發展,例如明代王翠翹、明末清初具有俠義個性的柳如是、寇白門等,以及清末民初的秋瑾等等,都值得進一步研究與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