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志雄教授演講 「王漁洋研究與『手抄本文化』之一例」紀要

 
講題: 王漁洋研究與「手抄本文化」之一例
主講人: 嚴志雄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
主持人: 廖棟樑教授(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教授)
時間: 2014 年 4 月 26 日(一)下午 2:00 至 4:00
地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樸大樓七樓會議室
撰寫人: 陳建銘(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生)
 
嚴志雄教授演講 「王漁洋研究與『手抄本文化』之一例」紀要
 

   「百年論學:中國古典文藝思潮研讀會」(簡稱「百年論學」)日前邀請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嚴志雄教授演講,講題為「王漁洋研究與『手抄本文化』之一例」;政治大學中文系廖棟樑教授擔任主持兼與談人。

  嚴教授專研明清文學,從明清之際詩壇盟主錢謙益 (1582-1664) 至清詩一代正宗王士禛(貽上,漁洋,1634-1711)皆有獨到之研究,屢獲學界佳評。這天午後,嚴教授透過一幅《秋柳詩話》圖卷及周邊的「手抄本」序、跋、詩作,檢視其錯綜複雜的形成過程,重新探問:文本及其意義,是否如表面上和諧、穩定,抑或隱藏著一紊亂而豐腴的文化與歷史世界,等待後人來訪?

  廖棟樑教授於引言中提示聽眾,貌似可靠的文本常具有流動性,往往呈現被扭曲、誤讀或留白的可能,尤其「手抄本」與傳世刻本中異文的對照,更必須細心探索。

  嚴教授引領聽眾探索的圖、文,乃 1926 年史家顧頡剛購得之《秋柳詩話》圖卷,圖後另紙,錄王士禛書〈秋柳〉詩四首之詩并序、各家和作與評語,約八百字,最後繫有民國名家之題跋。

  1657 年秋天,少年士禛於大明湖畔賦〈秋柳〉四首,風調淒清,一時和者甚眾,此後成為清詩一小傳統;1659-1660 年間,畫卷誕生,畫中四人雅集湖畔,相對暢談,兩書僮背琴捧卷侍立,看似清雅絕倫,然而,其中卻線索紛雜,暗潮洶湧——卷上文字與王氏傳世諸刊本相應看來,頗多異文及佚文;王士禛「訂正」、刪削卷上及周邊文字的過程,隱藏著其「自我形象的建構」與對「政治敏感字詞的馴化」,甚至帶有王氏「神韻詩學」的實際操作。

  嚴教授首先指出,製畫、題詩之際,王士禛不只是詩的作者,更是參與其中的「行動者」(agent);觀此卷上詩序,士禛云「偶成四什,以示同人」,後更有「為我和之」之語,這些祈請語及背後反映的行動,是製作《秋柳詩話》圖卷的一大驅動力。

  「秋柳社詩」可說是由王士禛啟動、「策劃」,並且全程參與的一次活動。湖畔〈秋柳〉日後流傳大江南北,儘管已擁有原作者無法控制的、自主性的「生發動力」(generating dynamics),但嚴教授強調,這幅圖卷的存在,仍清楚地提醒我們:在〈秋柳〉詩的書寫、傳播、詮釋過程中,王氏作為一名積極介入的「行動者」,著力影響、形塑此一事件的發展與樣態,並企圖製作或控制此一事件的意義與價值。

  明乎此,《秋柳圖卷》與傳世刻本間的異╱佚文,不得單純以偶然記誤或筆誤視之,它們充滿了即臨感 (immediacy),時見行動者不辭省略細節、搏造事實的「口語性」(orality),以及一斧一鑿製作自我形象的「表演性」(performance)。嚴教授表示:這即是「手抄本文化」研究中無窮樂趣之所在。這樣樂趣無窮的探索,來自一字一詞(甚至是一方閒章)的嚴格對勘、審視。嚴教授援引三例為證:

  首先是王士禛對於自我形象 (self-image) 的經營,《秋柳詩話》圖卷題記中所錄詩序,王氏云:「僕本恨人,性多慷慨。」二句於後來的刊本中作「僕本恨人,性多感慨。」嚴教授引古典解析,「慷慨」有二意,一解「壯士不得志於心」,陸機〈門有車馬客行〉嘗用此意;一解性情豪爽。「慷慨」、「感慨」,揆諸上下文,似是後者於義較勝,但題記之後,士禛又鈐一方閒章:「余亦澹蕩人」,知其亦樂於擁有這「慷慨」、「放達」的形象。此外,士禛題寫之際,正臨出任揚州推官,乃一「車馬客」,或者也受陸機原作的牽引。士禛如有陸句在胸,則其題圖之際的心理狀態更能昭明;如取「慷慨」、「澹蕩」之義,這一改字,更可視作行動者經營自我形象、製造意義與價值的刻意作為:士禛當下正汲汲於「自我宣示」(self-proclamation)。

  除了自身作品的異文,王士禛對於兩首他人〈秋柳〉詩作的改動,動機各不相同,也頗耐人尋味:有時涉及政治、歷史,怵目驚心,有時則是其「神韻詩學」的鱗爪一露。

  《秋柳詩話》圖卷題記中,王士禛手抄朱彞尊〈同曹侍郎遙和王司理〔士禛〕秋柳之作〉,異文關係到明清之際士人的隱微心事。嚴教授指出,朱詩亡國意象鮮明,頸聯云:「亡國尚憐吳苑在,行人只向灞陵看。」當用李後主倉皇辭廟,望「吳苑宮闈」、「廣陵臺殿」之故實。士禛題記改「亡國」為「故國」,雖亦雅馴、穩妥,但卻離開了「吳苑」所繫連的時、地、情景。朱彞尊遙和〈秋柳〉,時在 1659 年秋,其身猶為「遺民」,親見鄭成功舟師敗退長江,「亡國」二字,寄託遙深。朱氏有遺民心曲,而王士禛乃興朝新貴,不能不心存忌諱;一字改動,隱去「亡國」,遂成「政治正確」
(politically correct) 之語,馴化了政治敏感字詞。(王士禛晚年由門人輯刻《漁洋山人精華錄》,削去可能引發政治聯想的〈秋柳〉詩序,或也出於類似的考量:清詩一代正宗,豈能有「故明之思」?)

  另一個例子,也與「秋柳社詩」相關。王士禛為從兄徐夜輯刊《徐詩》,其中〈貽上濟歸為言一時名士之盛觴咏之樂并示《秋柳集》詩既續其後響因題其冊〉一詩,士禛改為〈再題阮亭秋柳詩卷〉,原題中保存該詩寫作背景的重要訊息,已先被輕輕抹去。徐夜詩頷聯:「一時感遇垂條木,八月驚逢落葉秋。」士禛改作「一時感遇垂條木,千里驚逢落雁秋」,氣象恢宏,但「八月」這一描述「秋柳社詩」發生的重要時間點便消失無聞;對句「落葉」,從士禛原詩序「昔江南王子,感落葉以興悲」化來,一改「落雁」,兩作品間的互文 (intertextual)、「唱和」關係亦隨之湮沒。士禛改徐夜詩,當出於其「神韻詩學」的追求,不欲令詩句「落實」,卻也對歷史事實剝膚椎髓;王本徐詩,宛若一「去歷史化」
(dehistoricize) 的「潔本」。嚴教授於此下一妙喻:王士禛的「選政」美學,如欲建構一「展品沒有標籤的美術館」,館中眾美紛呈,觀者卻苦不能知其作者與所作之時、地、背景因緣。

  透過上述諸例,嚴教授展演了處理「手抄本」的方式:觀察異文,細察作者在不同意義場域中的所思、所行,並思考它們如何與文本結合,產生意義。一如《秋柳詩話》圖卷及題記,竟帶出王士禛對於自我形象的汲汲經營,對於「公」、「私」領域中文本流播的小心翼翼,積極介入,在不同語境、不同社會實踐 (social practice) 中,文詞的流動,本具有各自存在的意義;「手抄本」研究可以掀動權威文本,改變文學研究者思考、論述的方式,也進一步加深了我們對作者的了解。

  講演後的討論時間中,會眾針對畫面訊息進行討論,仔細推敲一字一句,各抒意見,氣氛熱烈而融洽。嚴教授除一一回應以外,更感謝眾人的相互攻錯,因為「手抄本文化」研究之重點,即「魔鬼就在細節中」(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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