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jamin A. Elman 教授演講 「A Late Chosŏn Korean Polymath:Kim Chŏng-hŭi 金正喜 (1786-1856) and Qing Dynasty Qianlong-Jiaqing Era Scholarship」(朝鮮鴻儒金正喜與清朝乾嘉學術)紀要

 
講題: A Late Chosŏn Korean Polymath:Kim Chŏng-hŭi 金正喜 (1786-1856) and Qing Dynasty Qianlong-Jiaqing Era Scholarship(朝鮮鴻儒金正喜與清朝乾嘉學術)
主講人: Professor Benjamin A. Elman (Gordon Wu ’58 Professor of Chinese Studies, Professor of East Asian Studies and History.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Stud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主持人: 黃進興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時間: 2014 年 6 月 9 日(二)下午 2:30 至 4: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物館五樓會議室
撰寫人: 曾令儀(臺北藝術大學美術系中國美術史組碩士生)
 
Benjamin A. Elman 教授演講 「A Late Chosŏn Korean Polymath:Kim Chŏng-hŭi 金正喜 (1786-1856) and Qing Dynasty Qianlong-Jiaqing Era Scholarship」(朝鮮鴻儒金正喜與清朝乾嘉學術)紀要
 

  艾爾曼教授 (Benjamin A. Elman) 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胡應湘講座教授。研究領域為近世以來的中國思想、文化、社會史與東亞文化史。近年研究中國近代科學文化史,以及十八世紀東亞文化交流,尤其是中國經學、醫學和格致學等學術對日本與朝鮮的影響。

  本次講題為「朝鮮鴻儒金正喜與清朝乾嘉學術」,艾爾曼教授以朝鮮鴻儒金正喜 (1786-1856) 為例,討論十八世紀朝鮮、中國與日本間的學術文化交流,以期重新了解朝鮮長期以來在早期現代東亞文化互動中的重要地位。

金正喜其人及其重要性

  金正喜出身兩班貴族,即科考及第並躋身傳統統治菁英階層;在十九世紀朝鮮兩班學者中影響甚鉅,是當時力主學習西學的改革派「北派」領袖。但也因為身兼改革與兩班身分,在日後深陷政治鬥爭漩渦而遭流放。他曾多次擔任燕行使前往中國。

  金正喜熟稔經書,在文獻考據、公羊學等方面尤有專精的研究。其繪畫與書法造詣極佳,在兩次流放中不斷鑽研漢隸,創造了以孔子《春秋》為名的「秋史體」。深厚的文化素養使他在出訪中國時受到矚目,以此結交了許多朝中文士,頗受阮元 (1764-1849)、翁方綱 (1733-1818) 等人器重。

  以往總認為李氏朝鮮 (1392-1910) 儒士都奉宋代程朱理學為「道統」。金正喜可作為此一觀點的反例,讓我們重新發現清代新興的「漢學」,如何透過燕行使為中介,為朝鮮兩班所接受。

金正喜的漢學師承與今文學淵源

  朴齊家 (1750-1805) 是金正喜的老師,對其影響非常深遠。他師從北學名師朴趾源 (1737-1805),雖非兩班出身,但在十八世紀後期仍以經學研究而著名。一如其師,朴齊家亦曾任燕行使,在北京與中國文士陳鱣 (1753-1817)、錢坫 (1744-1806) 等人交往。雖礙於語言隔閡,僅能筆談,但彼此互相欽佩,皆對考證訓詁之學懷抱興致。

  朴齊家的文章展現了他對考據學的熟稔。他對於洪亮吉 (1746-1809) 十分推崇,稱讚其小學、文獻學上之成就,認為他在駢文上的成就繼承了公羊學的褒貶傳統。換言之,即將「比事矚辭」的文學措詞傳統,與孔子編訂《春秋》的歷史褒貶傳統結合。

  由朴齊家對於洪亮吉的推崇,艾爾曼教授進一步討論關於和珅 (1750-1799) 的問題;他認為和珅問題是造成公羊學與今文學形成之因。嘉慶前期,翰林學士洪亮吉是對抗和珅的士人之一;常州是當時反抗和珅的中心。常州學派的莊存與 (1719-1788)、劉逢祿 (1776-1829) 等人因為反對和珅,不斷以公羊學的理論針對和珅問題提出政治看法。

  朴齊家於 1790 年的北京之行中接觸了當時的政治情勢,並在返回朝鮮後為之筆錄。金正喜也曾在書信中提到乾隆朝末年,和珅的問題使得中國的國勢衰退;在當時清朝諸如此類針砭時事的文人紀錄相當罕見,故而彌足珍貴。

  金正喜還曾結識莊述祖 (1750-1816)、張惠言 (1761-1802)、劉逢祿等常州今文經學者;也閱讀過龔自珍 (1792-1841)、魏源 (1794-1856)、惲敬 (1757-1817) 之著作。龔、魏二人從學於劉逢祿,惲敬的公羊學與今文學影響了龔、魏的思想,而金正喜即是從這些學者身上,吸收了公羊學與今文經學的傳統。公羊學在清代造成的漢、宋之爭所帶來的思想與文學變革,也透過如金正喜這樣的燕行使,傳入了朝鮮王朝。

一幅畫的跨文化生命之旅

  金正喜因1844 年迫害天主教的政爭,遭流放南方。艾爾曼教授透過一幅此時所繪著名的水墨山水畫——《阮堂歲寒圖》(簡稱《歲寒圖》),展示了畫作背後所蘊藏的政治社會的不安、學術思想與文學的變貌,以及繪者個人生命際遇的感懷。

  畫中描繪了年歲將終的枯寒之景,以及自己的陋室與挺立在寒冬中的松樹。艾爾曼教授由此聯想到元代羅稚川 (1271-
1368) 的《枯木寒鴉圖》,這種自南宋以降文人以松樹自況有志難伸的視覺表現傳統,也同樣出現在日本與朝鮮。

  金正喜雖然遭逢困厄,卻藉由「中國—朝鮮」文化對自己的命運有清晰的把握。當時的朝鮮皇室濫用權力,賢能之士常常遭遇不公的待遇。金正喜在畫中表現安貧樂道、堅持道德操守的同時,也透露出有志不遂、被迫放逐而隱遁的矛盾心情。

  他將這幅《歲寒圖》贈予其弟子李尚迪 (1804-1865) 以感念其情誼。李尚迪是一名譯員,詩作與書法亦十分出色,屢獲清朝文士讚賞並與之交往。1845 年他將《歲寒圖》攜至中國,展示給新結識的常州文士觀看。在得知金正喜遭流放後,共有十六位中國文人題跋以示敬意;常州文士紛紛透過描述如履薄冰的政治生活,以致勸慰。李尚迪將之輯錄,攜回國後,又有許多朝鮮文士為此畫題作詩文,使之成為一卷匯集繪畫、詩文、書法,而帶有政治抗議色彩的藝術卷軸。從中,我們可以了解朝鮮當時的政治狀況,以及中國與朝鮮間的關係。

燕行使眼中的東亞圖景

  整體而言,金正喜視漢學為經學研究的一種方法,又因與今文學者交往,特別關注經世治國、實事求是之學,尤其是因閱讀魏源《海國圖志》,意識到了一個更為現代的世界即將到來。如此,便為漢學染上今文學的色彩。這種力圖調和漢宋之學的綜合傾向,不僅在清朝中國,在朝鮮也出現像金正喜這樣的燕行使。

  金正喜等人行至北京、熱河、江戶、大阪等地,結識了眾多朋友,使我們從中看到一個初具規模的東亞社會文化世界——經學、文學、政治與藝術在其中相互交織,而貿易也促進了東亞社會文化的聯繫。透過金正喜此一「中介者」的眼光,我們得以從不同角度理解「後乾隆時期」中國文人與朝鮮兩班貴族的政治意識;而從朝鮮文人如何回應中國與日本新興的經學潮流,我們也可以對朝鮮時期的文化史與思想史,作出更深刻的解釋。

  會後,史語所研究員祝平一教授提問:金正喜是否受到西學的影響?而考據學在東亞之間相互影響的關係為何?艾爾曼教授回應:當時許多朝鮮燕行使都會想方設法接近耶穌會士,金正喜也不例外。然而中國朝廷對西學較為開放,朝鮮則較保守,朝廷內對西學的看法也不一。金正喜屬於態度較為開放者,後來也因此被流放至南方。至於第二個問題,艾爾曼教授認為這是個相當大的問題,不過若從古籍重刊來看,可見考據學對十七、十八世紀日本、朝鮮兩地學者所保存的醫學、數學古籍有所影響。例如阮元根據金正喜在朝鮮找到的《算學啟蒙》重新刊印。儘管如此,對於近代中日韓的文化關係仍然有待更進一步的研究。

  史語所副研究員張谷銘教授提問:日本學者在中國─朝鮮交流關係中扮演什麼角色?艾爾曼教授回應:日本在當時並未與中國直接交流,反而是朝鮮每年派遣使者到中國三次、到日本四次,使得朝鮮在近代東亞文化互動中占有中心地位。由於中國對於開放哪方面的文化交流以及選擇交流對象有其主導權,且開放程度不斷地改變,因此若論日本在中朝關係中的角色,問題變得相當複雜。日本學者在日本將朝鮮納為殖民地後到了朝鮮,購買到金正喜的《歲寒圖》,此圖遂流傳至日本。這是殖民地與母國間的交流,在此《歲寒圖》已單純成為一幅畫,而非承擔過去文化交流的角色。這幅畫是在殖民地經濟體系下被賣到日本,而在不同經濟體系下如何流傳,頗值得再加以探討。

  艾爾曼教授此番演講,以其最近的研究成果為東亞研究一新耳目。這場精采的學術交流,便在現場學者與之熱切的討論中畫下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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