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時代的臺灣與東亞」國際學術研討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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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海洋史研究是由曹永和院士於 1983 年推動,將臺灣史研究結合海域研究,以跨專長、跨學科且兼具不同語言、文化的視野,拓展研究領域。本次為期兩日的「大航海時代的臺灣與東亞」國際研討會,邀集來自西班牙、日本、中國與臺灣等地學者,分六個場次發表十五篇臺灣海洋史研究最新的研究成果,每日並各安排一場專題演講。以下依會議進行順序,分別簡要記錄演講與論文內容。
7 月 14 日開幕式由中研院臺史所所長謝國興教授主持,西班牙駐臺代表處 Borja Rengifo Lloréns 處長首先致辭。接著國立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暨歷史所徐光台教授、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呂理政館長、中研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副主任兼亞太中心執行長朱德蘭教授分別致辭之後,由清大人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黃一農院士代表,將中心在獲得西班牙研究單位幫助與李毓中教授努力下重新複製的《古今形勝之圖》,贈予與會各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海外漢學研究中心金國平教授引言介紹時指出,此圖繪製者為信豐人甘宮,在海澄金沙書院刊印。此圖對往後中國製圖有深刻影響,金教授更指出,將此圖送出中國者非過去學界認為的利瑪竇,而是在菲律賓的福建人。
緊接著由中國社會科學研究院歷史研究所張鎧教授發表演講,主題為「大航海時代大明 (Taybin) 與西班牙的交流及其意義」,概論西班牙早期的漢學研究發展。在大航海時代前,中國與西班牙已有超過二千年的間接聯繫;等到西班牙展開橫跨太平洋的帝國擴張後,對中國的興趣愈濃。他們對富饒中國的深刻印象,使得以天主教為國教的西班牙希冀征服中國,將世俗、精神王國二者結合,建立偉大的天主教王國。西班牙了解中國的管道除了商人,還有林鳳事件後,能直接踏入中國的傳教士。當傳教士離開福建返回菲律賓時,隨行帶著上百部中國典籍,成為西班牙漢學研究之始。後來西班牙逐漸衰落,征服計畫因而告終。另一漢學研究的巔峰則是門多薩《大中華帝國史》出版,此作很快出現各種歐語譯本,形成歐洲世界理解中國的一波熱潮。而後因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改變戰略方向,不再有征服中國的野心,奠定了中、西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基礎。
第一場會議由西班牙塞維亞大學美洲史系榮譽教授 Julian Bautista Ruiz Rivera 發表論文〈西班牙耶穌會在西屬殖民地的傳教(任務)〉。Rivera 教授指出,西班牙耶穌會在西屬殖民地傳教,擁有數千名成員、數千座教堂、服務超過百萬名信徒,是中南美洲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勢力之一。1572 年耶穌會士抵達墨西哥開始傳教,目標是中南美洲的原住民。此後,逐漸在秘魯建立「集中傳教社區」(Reducciones),以居民共存的安全社區為號召。透過傳教士的不同領導方式,有的建立起軍事般的紀律社區,有的則以全民共同勞動為主。相同的是所有社區均需要依循著耶穌會的思維和規定活動;這類社區,在中南美洲持續了將近兩世紀。
西班牙塞維亞大學美洲史系講座教授 Manuela Cristina Garcia Bernal〈十六、十七世紀墨西哥白銀及其對東亞的影響〉一文,指出西班牙帝國大量開採中、南美洲白銀,發展出以水銀快速提煉出純銀的技術;此技術與白銀流動有很大的關係。水銀需從西班牙進口,控制水銀從歐洲出口到中、南美洲,就控制了白銀的產出量,墨西哥地區因此占有該國的主要經濟地位。16 世紀就已開始有白銀大量流入亞洲,主要流向中國,用以換取絲綢、瓷器等貨物;墨西哥地區更將中國與日本的屏風、雕刻等視為貴族最大的需求品,於是白銀在太平洋之間的交換愈加頻繁。雖然此時有人提議從中國進口便宜的水銀,供中、南美洲地區提煉出更多的白銀;但這個提議旋即被否決,因為如此一來,控制權將不再由政府一手掌握。不過,縱然存在這些限制,仍無法阻止美洲白銀進入亞洲地區及所造成的影響。
西班牙塞維亞大學美洲史系系主任 Emilio Jose Luque Azcona 教授發表〈新西班牙的城市規畫以及對太平洋的影響〉。論文中比較了西班牙重要的二大殖民地,一是新西班牙地區,二是菲律賓的馬尼拉。指出兩者縱然因許多政策、經濟、社會型態等差異而有不同,卻憑藉著特定雙向溝通聯絡的方式,如大帆船等,而發展出很多相似性。
第二場會議首先由倫敦大學國王學院博士候選人蔣薇,以〈十七世紀馬尼拉華人的「天官」崇拜〉為題,透過墨西哥宗教裁判所的檔案,來論述馬尼拉華人的天官崇拜,從不同角度思考大航海時代馬尼拉華人的宗教信仰及其歷史意義,並指出華人的天官崇拜不僅是民間信仰,其實更是另一種形式的禮儀之爭。
慕尼黑大學 Paolo Aranha 教授發表〈義大利與梵蒂岡所藏的東南亞史料〉,分別就檔案、檔案館、檔案間的互動、檔案所面臨的挑戰和機遇等四個方面,介紹義大利與梵蒂岡的東南亞史料與亞洲文獻。Aranha 博士指出義大利的檔案目錄、索引不多,是研究的困難之一,但從這些史料中可以整合出全球史研究值得關注的議題。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訪問學者游博清博士以〈英人對臺灣周遭海域的水文調查 (1757-1840)〉為題,藉由英人透過新的科學儀器和方法繪製出的海圖,探討 18、19 世紀英人對於臺灣周遭海域的認識與探勘之目的。指出基於商貿、帝國擴張等,英國對臺灣海域的了解愈來愈多,對經緯度、危險礁岩的認識領先歐洲國家,雖然如此,仍侷限於部分地區。
第三場會議,國立故宮博物院林天人研究員發表的論文〈皇輿搜覽:記英國大英圖書館所藏中文歷史輿圖〉,是其翻查大英圖書館收藏地圖的結果與心得。本文指出大英圖書館收藏約 450 萬張地圖,但中文地圖數量並不多,排除已出版的地圖、圖集後,館藏地圖之年代多在道光前後及鴉片戰爭時期之際,而涵蓋區域則在江蘇、浙江等地。不少地圖是研究太平天國相當好的歷史材料,卻尚未被充分使用。
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陳宗仁教授發表〈Selden map 有關朝鮮的描繪及其知識淵源〉。Selden map 此一東亞地圖風格屬於中國山水,地形卻是西方形制,當中包含著細緻的針路,因此,歷來相當關注此圖於何時、由何人、如何繪製而成。陳教授從該圖中有關朝鮮部分的描繪及知識淵源,將此圖作為文本進行研究,希望理解背後含義和歷史背景。進一步比較日本、朝鮮、中國、歐洲的地圖之後,陳教授認為 selden map 與《古今形勝之圖》之間存在一定的關聯性。
7 月 15 日第二日議程,一早由大阪大學文學研究科桃木志朗教授發表專題演講,題目為「亞洲東部海域的『貿易時代』與『小農社會』:以越南北部實例為中心」。一直以來,英語世界對於東南亞史的發展存在論爭,澳洲的 Anthony Reid 和美國學者對東南亞歷史進展理論有不同的想法。桃木教授認為,對於東南亞小規模的地區發展而言,無法用理論加以詮釋。而日本學界的經濟史研究對於東南亞史有相當重大的影響,濱下武志的理論及黑田明伸對近代貨幣的理論,都影響東南亞史研究的發展趨勢。桃木教授認為所謂的「勤勉革命」和「小農社會」理論來自美國學者,主張生產量提高但勞動生產性沒有隨之提升,所謂的農業過密化 (agricultural involution) 的發展並未發生在亞洲。此外,關於 16 世紀大越地區的海外貿易屬於衰退或是興盛,學界仍有論戰。不過可以看到,莫朝到 17 世紀仍有東京地區的交易網,海外貿易並無衰退的跡象。18 世紀,東亞與東南亞逐漸大規模開發,但主要經濟來源均掌握在華人手中,因此勤勉革命無法發生。桃木教授將越南的發展輔以各種理論,分析整體越南的歷史進程,最後指出,越南研究仍有許多課題待釐清,例如人口增加對於當地政權的影響等。目前中西方史學界對於東南亞地區的相關理論,僅能解釋越南近代早期歷史,近代之後則必須發展其他理論,提出更新的解釋。
本日第一場會議,由九州大學人文科學研究院副教授中島樂章以〈南蠻人與荒唐船:1544 年,葡萄牙人的朝鮮漂泊〉為題,發表歐洲人與朝鮮接觸史的最新發現。學界一般都同意歐洲人在 1570 這一年抵達朝鮮;但根據中島教授的研究,在《朝鮮實錄》中有一筆資料,記載了參加雙嶼貿易的葡萄牙人,隨著福建荒唐船走私貿易的船員,在 1544 年就已抵達朝鮮。
北海道大學文學研究科副教授橋本雄發表〈1540 年代大友氏的遣明船與種子島、鐵砲傳來〉一文,指出鐵砲傳日的時間目前有 1542 年、1543 年兩種說法,其贊同 1543 年者,認為與 1544-1546 的遣明船有關。橋本教授根據大量史料,得出了 1543 年鐵砲傳入日本的結論。
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山崎岳發表〈海寇是怎樣平定的?——嘉隆萬時期東南海盜的招撫與剿滅〉一文。山崎教授首揭隆慶開港並非由中央下令執行的政策,而是透過地方官員運作;因此分析華南地方政府對海盜的態度,將問題核心集中在政府對諸海盜的招撫政策上。招撫政策是羈縻盜賊之法,在中央典章制度內並無明確記載招撫規範。例如王直、鄭芝龍這兩位大海盜,同為官方招撫卻出現完全不同的結果:王直被斬,但鄭芝龍卻能夠建立海上霸權。實則在鄭芝龍出現前,華南地區的海盜已有特別的發展脈絡,海盜或是良民,端看當時政治氣氛。山崎教授認為招撫是一個又靈活又籠統的政策,需要更多史料來才足以支撐假設與判斷。
第二場會議由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系主任康培德教授發表〈北臺雙東(東寧與東印度公司)對峙下的臺灣原住民〉一文,重點在探討海外或南洋唐人移民史和當地原住民在諸多勢力間的互動;藉由分析原住民的態度,來理解雙東戰爭時期,自身背景、人際網絡等因素,如何影響北臺原住民日後的選擇。
臺北大學歷史系查忻教授發表〈1640 年代後期西拉雅語及虎尾壠語教理問答的比較〉一文,以兩種語言版本,探討教理問答在 17 世紀臺灣使用的情形。西拉雅語的《教理問答》經過多次的修訂,最新的版本卻未在臺灣使用;該版本是西拉雅語、荷文並排,共有 69 個問答,每一個問答後都加上解釋性的小問答,總計 1120 個問答。虎尾壠語的《教理問答》,則有 141 個問答。兩種《教理問答》均採類似《海德堡教理問答》的形式。透過比較兩者異同及各自特色,可以更加深入理解二書。查教授也進一步推測,這些差異或許是緣於使用者不同所造成,因為一是已受基督教影響多年的西拉雅人,而另一則是一群甫接觸基督教的虎尾壠人。
第三場會議由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常修銘以〈以小搏大:葡荷海權爭霸與 17 世紀廣南軍事國家的崛起〉為題,討論舊海權國家葡萄牙以及新興海權勢力荷蘭東印度公司,雙方在 17 世紀於東南亞地區的相互抗衡競爭。指出採用源自廣南本身的軋船技術,再配合葡萄牙的火炮技術,廣南擊敗了東南亞海上強權荷蘭東印度公司,而這一點是日後廣南建立軍事國家與統一的主因之一。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盧正恒發表〈旗與民、海與陸:從新發現的鄭氏佐領冊談起〉一文,試圖通過新近發現的十份滿文佐領冊,配合目前已知的四份鄭氏家譜,探討鄭氏家族此一傳統的閩南宗族入旗後,在清朝近兩百年的發展;並在「文化認同」的概念下,解析鄭氏家族如何同時間成為八旗旗人的一分子,在時代的變遷下,既未曾遺忘自己漢人的傳統與身分,卻也不肯放棄旗人的文化。
本次會議廣邀來自各國的學者從不角度檢視大航海時代的臺灣,其中最特出的共同點,是與會學者嘗試運用各種語文處理相關課題,如古英文、荷蘭文、西班牙文、日文、滿文等,藉由各種研究東亞、東南亞的各式議題,探究東亞地區的各種歷史問題,獲得相當豐碩的成果。此外,在各個圓桌會議中,各領域的學者更一同集思廣益,商議臺灣史與海洋史等領域值得持續考掘與深耕的發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