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世瑜教授演講「重觀東江:明清易代時期的北方軍人與海上貿易」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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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世瑜教授,北京師範大學文學(民俗學)博士,現為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研究領域主要為明清時期的社會史與地域社會研究。以往論及明清時期的東江(今名皮島,位於中國東北鴨綠江口,處遼東、朝鮮、山東登萊等地之間),研究者多以政治史或軍事史的角度,討論明末將領毛文龍與袁崇煥之間的關係。趙教授則試圖從一個全新的角度,重新觀察毛文龍把持東江貿易的發展過程與型態,審視其人及其背後的貿易結構,並且探討其與全球流通貿易之間的關係。
趙教授提到,此研究想法來自於多次到東南地區考察,在許多廟宇中看到藩王尚可喜的題文或其鑄造的碑文,進而注意到尚可喜在海禁期間,藉由自身將領看守海防的地利之便,進行私人貿易。之後趙教授進行華北地域研究時,發現長城沿線貿易亦有守衛軍人以中介者從事貿易模式,此種貿易模式與東南沿海的走私貿易有異曲同工之妙,只是隨著沿線各處的風俗民情有所變動。而在明末,由毛文龍所率領的東江貿易,因三藩中的尚可喜與耿仲明為毛之舊部,更為趙教授所注意。趙教授以為,或許尚與耿二人的東南貿易行為,襲自其在東北擔任毛文龍部屬時的經驗。
藉由類似貿易行為的模式對照,趙教授拉開研究視野,看見東江勢力的短暫興衰,始終與明清易代的海上貿易有關係。在空間上,東江貿易為東亞貿易乃至於全球性貿易的組成部分;時間上,為明代長城沿線衛所軍人走私貿易的組成部分。而東江舊將耿繼茂(耿仲明之子)、尚可喜在華南的通洋貿易,應是延續類似的行為。
演講結束,與會學者踴躍進行討論。中研院人社中心博士後研究學者陳麗華博士首先提問:東江島民除海上貿易外,還從事何種生活型態?趙教授回應,東江原為較無人煙的小島,島上居民多為遼東移民,多編入軍隊或進行屯田活動,其貿易多為軍閥勢力所把持,因此東江貿易是一典型由軍閥所領導的走私貿易模式。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邱仲麟教授補充說明:洪武海禁之後,明朝政府便將大多數的居民移往內地,因此東江或許曾為無人島嶼。邱教授亦認同趙教授此研究主題的方向,認為遼東貿易在萬曆年間便已經存在,但自天啟到崇禎年間,東江鎮則擔任三角貿易(東江-女真-朝鮮)的重要連接角色。
趙教授同意遼東貿易確實早已有之的說法,並補充他曾看過長城沿線山西接近內蒙地區的資料,從資料中可以看出長城內外的軍人與商人關係密切、互動良好;甚至蒙古商人前往江南進行貿易而需於長城住宿時,便是借宿於明朝軍隊的營帳之中。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陳雯怡教授則聚焦於毛文龍與袁崇煥二人背後的結構性力量,問道:若毛文龍象徵的力量是遼東海上貿易和長城貿易,那麼袁崇煥背後是否有其結構性的力量?袁崇煥不屬於軍閥貿易體系,那麼他對軍閥走私問題作出處置時,是否有意識地從戰略性的角度來考量,或者這只是出於他個人的決定?趙教授以為,當時多數政府官僚面對私人貿易多持默許的態度,但相較於明朝前半期一直到隆慶、萬曆,天啟至崇禎年間明代將領面對的是更大的軍事壓力。在此種壓力之下,即使是出身貿易重鎮廣州的袁崇煥,仍必須表現出一種與外敵堅決斷絕,以及阻止東江鎮走私貿易的態度。因此不論是個人決定或背後有何結構性因素,趙教授認為袁崇煥禁止走私的做法,應該是出於軍事考量或時勢所迫,不得不表現出來的一種舉動。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助理李仁淵教授提出,過去自己在做華南沿海研究時,便關注到明代衛所為貿易中介者的現象,今知華北地區竟也有與南方相似的貿易類型。在這樣的貿易模式中,華南地區可以看到有移民的現象,不知北方是否也有類似情況?趙教授回應,北方也有類似的移民現象,衛所也一樣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但是南北仍有相異處。在明朝廷立場而言,長城沿線相較於東南沿海具有更重要的政經地位。根據日本學者岸本美緒的假設,此時從美洲流入的大量白銀,多銷往長城沿線的邊防地帶。相較於一般學者認為這些白銀的用途為建築長城、火器,趙教授以為這些白銀應做為貿易的資金周轉。可惜華北地區的資料不足,這樣的論點假設無法對資金量與資金流向做一實際的估算。
演講最後,趙教授期盼地說,雖然相較於清代而言,明代資料尋找較為困難,現有材料不多;但他認為明代為歷史上特別關鍵的時刻,因此希望能有更多學者投入這個時期華北長城沿線的相關貿易研究,以此取徑做一更全面、跨領域的社會文化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