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衛國教授演講「神話、傳說與歷史:兵部尚書石星與明抗倭援朝戰爭」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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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的「倭寇」問題向來是明史研究者頗為關切的議題,而作為「萬曆三大征」之一的朝鮮戰爭,不僅常被視為導致明帝國覆亡的因素之一,對牽涉其內的日、韓兩國亦是重要的歷史事件,故上述三國學界對該段歷史均多有討論。此次孫衛國教授應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之邀,於中研院史語所進行的演講,即聚焦於朝鮮戰爭期間的一位重要人物——明兵部尚書石星 (?-1599)。
孫教授現任職於南開大學歷史學院,研究領域包括中國史學史、明清中朝關係史、海外中國學研究、韓國史。此次演講,孫教授以朝鮮史料為基準,參稽明清史料,試圖釐清石星在朝鮮戰爭期間所扮演的角色,以補足現存各國史料及認知中的模糊與不實之處。整場演講主要討論三個面向:石星的仕宦經歷與其力主援朝的原因、石星在明朝對日封貢過程中的角色、朝鮮對石星之感恩心態及從而衍生的傳說。
首先,孫教授梳理了石星在萬曆朝鮮戰爭之前的個人際遇與仕宦過程,指出其早年經歷便已顯示出其敢作敢為,卻行事莽撞、不顧後果的性格。此種性格不僅導致他在隆慶年間遭遇政治挫折,也影響日後他在萬曆朝鮮戰爭期間所下的決策。石星在朝鮮戰爭前半期發揮的重要影響力,主要表現在出兵與否及其時機的決定,而當後來戰事陷入僵持階段時,亦由他主持對日本的封貢事宜。
朝鮮君臣視石星為明朝出兵援助的關鍵人物,因而對他滿懷感激;然而不知從何時開始,朝鮮出現一種說法,認為石星之所以堅持出兵援朝,是為報朝鮮通事洪純彥昔日對其繼室柳氏的恩情。此說目前可考察到的最早文本,是鄭泰齊 (1612-1669) 的《菊堂俳語》,不過該書已是清代作品,且內容亦屬「俳語」性質,難以史實視之。
孫教授接著由四個方面論析此說的不可靠:第一,此類故事提到朝鮮宣祖十七年(萬曆十二年,1584),洪純彥為「宗系辯誣」一事出使明朝期間,已靠著石星為報其恩從中斡旋而達成任務,但在現有官方記載中,並未提及洪氏有任何特殊貢獻;第二,故事中許多細節均過於巧合,而後續文本如《燃藜室記述》對相關故事的又增添渲染,益使此類說法越發缺乏可信度;第三,《菊堂俳語》已是距離相關史事半世紀之久的作品,而在《燕行錄全集》、《朝鮮宣祖實錄》等文本中,也不見任何能支持其說的記載;最後,朝鮮請兵時,洪純彥並未隨同入明,理應無法發揮影響力。
孫教授進一步梳理相關史事,指出石星實是在遣人打探朝鮮戰事,確認日軍侵略屬實後,方決定出兵,其以力主援朝係基於職責所在,並非囿於私情。而在上述過程中,朝鮮請兵使鄭昆壽 (1538-1602) 亦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其於入明後便積極聯繫石星,進而堅定對方抗倭的決心。
封貢問題方面,在碧蹄館作戰失利後,明朝對日方針便轉向「以和為主,以戰為輔」,嘗試透過封貢結束朝鮮戰事。居中策劃的石星,在朝仰仗首輔趙志皋 (1524-1601) 的支持,在外則依靠由私人關係結識的沈惟敬 (?-1597) 聯絡交涉。然而沈惟敬在交涉過程中欺瞞兩邊,終使封貢計畫全盤失敗,明、日雙方重啟戰端,石星本人也因此下獄,落得瘐死獄中的結局。
孫教授總結石星在對日封貢一事上扮演的角色,認為其作為此事的主持者和策劃者,又直接受命沈惟敬,自應負起主要責任。失敗的原因,除了過於信任沈惟敬,石星本身的性格缺陷亦導致其一意孤行,甚至為達到目的不惜使用欺騙手段;而他對冊封禮儀和日本國情的無知,也是導致封貢失敗的重要因素。
石星於封貢失敗後下獄論死,妻兒全遭流放,如此刑罰在時人看來似已過於嚴重,朝鮮人更對此感到愧疚。萬曆三十一年 (1603),朝鮮已在平壤建武烈祠崇祀石星及李如松 (1549-1598) 等明朝將領;封貢失敗後,石星遭下獄,朝鮮君臣亦曾一度謀求上疏申救。據《明實錄》記載,石星之子後來在天啟年間獲宥回籍,蔭任指揮僉事;然而在目前韓國所存《東泉先生實紀》中,卻記載石星二子石潭、石洊於父親下獄後先後往渡朝鮮,其中石潭甚至還找到洪純彥,由洪氏將此事上奏王廷。不過,《朝鮮王朝實錄》之類的官方史料,並無任何能佐證此說的記載。
在近二百年後的正祖十五年(清乾隆五十六年,1791),朝鮮又出現另一對自稱是石星之弟石奎的玄孫,雖然查無實據,但正祖仍下令御營廳予其俸祿。此事之受重視,也證明了《東泉先生實紀》所載不實。
孫教授最後總結道,朝鮮之所以出現石星為報恩而主張出兵援朝的故事,實是為石星之死尋求某種合理的寄託。至於石星或其弟後人前往朝鮮的說法,由於缺乏足以判斷的證據,目前只能存疑。但這些說法至少都反映出,直到十八世紀的正祖時期,朝鮮對石星的感恩之情仍舊強烈,而正祖似乎也想通過對所謂「石星之弟後人」的優禮,來表達對石星之敬意。由此看來,自稱石星後人者在正祖時期的出現,似與當時的此種氛圍密切相關。
此次演講引發了相當熱烈的討論。王鴻泰教授提到明朝因長年的倭寇問題,對日本相關知識的汲取頗為積極,而這又可放到十六世紀中國進入世界史的脈絡來看,與日本、朝鮮及傳教士的互動,都成為當時明人掌握、建構海外知識的需求動機及重要管道。中研院史語所特聘研究員石守謙教授則關注東亞文化交流過程中的「中介者」角色,認為明人當時對日本的認識仍有限,相關知識的複製程度很高,這或許便是沈惟敬脫穎而出的原因,而其較大的問題可能在於對朝廷禮制缺乏概念。
另外,也有與會者指出,在明代時期,日本實經歷了一個從戰國割據到逐步統一的過程,故明人多年累積的日本知識,極可能因論者所面對之「日本」的異質性、多重性及變化性,而呈現混亂、無法反映朝日現實狀況。
明廷內部及其軍隊對朝鮮戰爭發展的影響,是另一個主要的討論焦點。廖肇亨教授便指出,當時明朝派駐朝鮮的軍隊存有內部矛盾;孫教授在回應時也同意南北軍派系問題是影響朝鮮戰爭的重要因素,而戰場上的南北矛盾,又與朝中和戰兩派的矛盾交織在一起。至於明神宗(1563-1620,1572-1620 在位)在朝鮮戰爭期間扮演的角色,孫教授指出,神宗對朝鮮戰事一直非常關心,對石星援朝的決策亦予以支持。
孫教授也在回覆與會者提問時表示,關於沈惟敬的角色,在很多細節上都還有待進一步考察,他接下來將繼續致力於對日本相關史料的掌握。孫教授也談到了明清中朝關係史的研究潛力,認為中朝關係在明清時期的發展,正呼應了美國新清史聲稱明代與清代歷史發展存在「斷裂」情況的論點,而將此議題放在東亞的區域視角下,可以提出很多值得重新思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