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藝曦教授演講「正偽之間:明末復古博學之風與江西文社士人的轉向」紀要

 
講題: 正偽之間:明末復古博學之風與江西文社士人的轉向
主講人: 張藝曦教授(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主持人: 王鴻泰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副研究員)
時間: 2014 年 6 月 11 日(三)下午 3:00 至 5: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大樓 703 室
撰寫人: 林宛儒(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生)
 
張藝曦教授演講「正偽之間:明末復古博學之風與江西文社士人的轉向」紀要
 

  張藝曦教授現任教於國立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2013 年 6 月至 2014 年 7 月擔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語研究所訪問學人。張教授的研究領域為明清思想文化史、地方社會史,尤其是由思想家個人、家族到鄉里的角度,關注思想在社會中的作用。本次演講主題為陽明心學研究的延伸成果,張教授預計撰為專書,從歷史的角度觀察心學、文學與士人社群間的互動,並藉此討論明代復古風氣的發展。

  張教授認為,今日所稱陽明心學與文學原屬儒學,兩者的復古主張內涵有別。陽明心學所復為《大學》古本,且以德性之知為先,聞見之知為次,並不追求博學;文學領域則以前後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主張影響力較大,尤其是李攀龍、王世貞為首的後七子所倡導文學復古運動。

  明代文學復古運動主張的落實,與當時大量總集式書籍之收集、出版、流通有密切關係。例如:馮惟訥《詩紀》、梅鼎祚《漢魏詩乘》、張燮《漢魏七十二家集》、臧懋循《詩所》、汪士賢《漢魏名家》、楊慎《風雅逸篇》等。馮惟訥《詩紀》為此類之首,此後出版的書籍多以馮書為基礎,再加以擴充或者補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這些總集式書籍的評價批評多於肯定,如評梅鼎祚《漢魏詩乘》:「此書作於馮惟訥《詩紀》之後,頗欲補其軼闕,然真偽雜糅,不能考正。」評張燮《漢魏七十二家集》:「溥以張氏書為根柢,而取馮氏、梅氏書中其人著作稍多者,排比而附益之,以成是集。卷帙既繁,不免務得貪多,失於限斷。」評楊慎《風雅逸篇》:「馮惟訥《風雅廣逸》即據此書為藍本,而紕漏之處,亦即沿此書之訛。末一卷所載逸詩諸名,尤多牽合。既有《詩紀》,此無庸複錄矣 。」儘管如此,從這些批評中仍可窺見此時知識出版之發達,提供了明人接觸科舉考試以外的知識,甚至罕見書籍的便利途徑。

  隨著蓬勃的總集出版風潮,出現許多罕見書籍,真假難辨。不少經清人考證為偽書,例如《詩傳》、《古三墳》。張教授指出,清人在這些典籍考證上取得的成果以及評價,對今日吾人影響甚深,他無意全盤推翻前人成就,不過清人過度重視典籍出處考訂,以之作為劃分真偽的依據,有時適得其反。例如《鶡冠子》一書的真偽爭議,在馬王堆漢墓發掘後,學者研究該墓出土帛書與《鶡冠子》內容相符,為其正名。

  大量的知識搜獵、出版活動,將當時的復古風氣推向「博學於文」的方向發展。明人不滿足於四書五經的研讀,更渴求博覽各種典籍。可以想見的是,伴隨越多《鶡冠子》這一類過去不熟悉的古籍在明代流通,明人對於「古代」的理解和想像也有所轉變。張教授指出,明人的復古不只是回追古代典籍或者博覽各種知識,更值得留意的是,明人對當時文化成就的高度自信心,錢基博先生便以此評價明代文學的成就,有如歐洲「文藝復興」。

  對「今」(當代文化)的高度肯定是文學與陽明心學在復古運動中的共通點,而博覽典籍的走向,又恰好是二者分歧點。文學鼓吹博學,而心學主張心即理。湯顯祖曾語帶諷刺地說:「為文人難,而為理學家易」,可見二者的歧異。「經義」則是二者共通處。伴隨明代文化自信與自我期待的提升,「制藝」此一新文體得到相當的關注發展,與復古風潮或有關聯。

  在江西士人的文集中,有大量關於文學、心學與制藝的意見與批評,其中有主張制藝可以救正者,以艾南英為主,及陳弘緒、徐世漙等人。總括其意見,認為制藝是文學、心學與經義的綜合體,也是一代之制與一代之文。士人必須有理學的基礎,以制藝寫作的形式詮釋儒學經典。

  各家復古主張的競爭促成了江西文社的興起。萬曆二十八年 (1600) 紫雲社為其中較早成立者,到了李長庚成立豫章社,推舉制藝的聲音更盛。艾南英主張掃除時習虛浮文風,而「以易、詩、書、春秋、禮、樂之言代語、孟之文,以古雅深醇之詞洗里巷之習」,一時文風丕變,文人紛紛學習制藝,祖法豫章。制藝文體的發展變化,也在這股風潮推波助瀾下,從三年一變進而為一年一變,最終不免走上偏途。艾南英批評此時文風「贅撰經語,肥皮厚肉,酸腐滿紙,由不能惜墨,首顧居下,足顧居上,疏數無節,由不知結法」,極力撇清這些附會豫章者流,實則非我族類。

  制藝寫作若要出奇制勝,只讀四書五經,所能用到的典故十分有限,故博覽各種書籍蔚為風潮。前述的總集式套書出版,有利於此風發展。這些書籍有些真偽難辨,內容也非「正統」儒家之說,而是接近雜家、陰陽家等學說。如《制藝叢話》所云:「今之讀書者,只讀《陰符》、《考工記》、《山海經》、《越絕書》、《春秋繁露》、《關尹子》、《鶡冠子》、《太玄經》、《易林》等書,卷帙不多,而用之於文也,無不斑斑駁駁,奇奇怪怪,故用力少而見功速。此今昔為文難易之故也。」

  看到如此偏激的走向與弊端,艾南英甚至主張乾脆回歸到四書五經,將這些奇奇怪怪的書都燒燬也罷,以免汙染士習。而為了改正這些制藝流弊,豫章社的主張也有所轉向。艾南英便主張「文之篇章當考古,而文以經國則當證今」;又強調「舉業一途」,「與詩、古文辭並稱文章」,不該「僅以八股爭短長」。要言之,即主張博學但是對典籍篩選審慎而不氾濫,並且強調制藝於經世的作用。

  會後討論時間,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廖肇亨教授指出,張教授研究的切入角度與明代文學史側重公安派、性靈派的討論相當不同,並建議關注日本古文辭派(荻生徂徠等人),以深化對復古派思想的討論。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呂妙芬教授則指出,可將同時期江南文人對於制藝的意見納入比較,以突出江西主張的特色。中研院史語所副研究員王鴻泰教授認為,明代「古文」與「時文」之間的關係相當複雜,為求復古博覽而作的「古文」是「時文」的反動,建議未來進一步研究時或許也可將此點納入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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