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濱島敦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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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島敦俊教授,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歷史學)、國立民族博物館學術博士(人類學)。曾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助研究員,後任教於日本高知大學、北海道大學、大阪大學。1981 年,受日本政府派任,前往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擔任合作研究員。此時正值中國改革開放之初,濱島教授對「新中國」的體驗與看法,多源於此時。1999年,濱島教授首次來臺講學,於國立政治大學歷史系客座。2001 年起,正式任教於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至今仍誨人不倦。
濱島教授著作有《明代江南農村社会の硏究》(東京:東京大學出版會,1982 年)、《総管信仰:近世江南農村社会と民間信仰》(東京:硏文出版,2001 年,中文版由廈門大學出版社於 2008 出版);以日、中、英文發表學術論文七十餘篇。近年濱島教授往來於臺灣與日本,持續關注與闡述江南社會的發展脈絡,並指導學生從事相關研究。
進入明清史的機緣
2014 年 6 月 21 日下午,筆者與吳景傑、劉伊芳、黃素慧四人,前往濱島教授埔里住處,進行採訪。我們好奇地向濱島教授提出第一個問題:為何會選擇中國史以及明清時代作為研究的目標?濱島教授輕捻白鬚,回憶起大學時代的求學經過,他說:原來想要鑽研的領域是文化人類學,但因為在大學時參加學運,正巧與必修體育課檢定日衝突,所以放棄檢定考試。雖然後來申請補考通過,成績只能以六十分計算,因此拉低總成績,沒有辦法如願進入人類學系。四十年後獲得國立民族博物館人類學博士時,才得以彌補年輕時的遺憾。
進入歷史系以後,本來是想研究德國史,並且以普魯士 Junker 與 Nazi 的關係作為畢業論文,但因為不適應指導教授的風格,兩周後決定轉入中國史的領域。會選擇中國史其實也非偶然。濱島教授高中以前生活在鹿兒島,是日本國內最保守的農村,且經歷農地改革成功,因此鄉間的政治態度是支持自民黨,對左翼的政黨相對排斥。1949 年時濱島教授才小學六年級,對中國的印象並不好。但是到了高中,因閱讀了 Agnes Smedley (1890-1950) 的《朱德傳》 (The Great Road : the Life
and Times of Chu-Teh) 、Edgar Snow (1905-1972) 的《紅星照耀中國》 (Red star over China) 以及魯迅的作品,開始對「新中國」產生佩服的情懷。現在的濱島教授很清楚這些作者的政治身分與立場,但當時初接觸這些書時,和一般日本青年一樣,深受感動。另一方面,濱島教授對於學習古典漢語並不感困難。語言與情感上都與中國史較為親近,促使他走上中國史的研究之路。
濱島教授三年級念文學院東洋史專業時,師從西嶋定生教授,受西嶋教授有關江南棉業研究的啟發,對明代產生濃厚的興趣。另一位啟發濱島教授的是時任助教的小山正明教授,他於 1957 年發表明清江南鄉村社會結構以及主佃關係的文章(小山正明:《明末清初の大土地所有——とくに江南デルタ地带を中心にして》(1) (2),《史学雜誌》66-12,67-1[1957-
1958]),讓濱島教授從此投入明代江南的研究。
世變與學術
過去東京大學歷史系並沒有明清史的老師,所以濱島教授師從西嶋教授時,是以《鹽鐵論》作為入門訓練的教材。四年級決定投入明代江南研究後,接受西嶋教授建議,向當時在橫濱市立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任職的田中正俊教授請益。濱島教授說,雖然自己並沒有真正上過田中教授的課,每次向田中教授請益都是東洋文庫舉辦「明代史研究會」的時候。田中教授指導的方式非常重視邏輯的緊密性,所以濱島教授在理論框架與解析史料兩方面,都獲得長遠的進步。
田中教授在當時的學術環境裡,屬於「講座派」系統的學者。「講座派」的學術思想主要是服膺史達林以及毛澤東的觀點,遵從共產國際 1932 年「有關日本問題的決議」,認為明治維新不具備市民革命的性質,強調近代日本的落後與封建性。因此,他們關注的問題都會從階級矛盾與鬥爭開始。田中教授如此,小山教授亦如此。這也影響了濱島教授初期對明代江南研究的取徑。
佐伯有一教授是進入東洋文化研究所後的導師,他給濱島教授全然不同的教育方式。佐伯教授在學術態度上並不堅持講座派的看法,對於歷史解釋也沒有堅持的意識形態。濱島教授回憶受教於佐伯教授的情景,他說佐伯教授多半傾聽學生目前的研究成果與想法,再表達自己的意見,甚少對學生進行強勢的觀念灌輸。濱島教授現在認為這種方式較適合自己不喜歡約束的個性,也因為佐伯教授「自由主義」的教學方式,讓濱島教授日後能有機會跳脫既有的學術框架,發展出與眾不同的成果。
在濱島教授念大學的時代裡,正好是日本風起雲湧的時代,左派思想流行,對於共產主義與「新中國」多有嚮往,面對時事也勇於表達意見。不少知識分子都曾經參加過學運,濱島教授也不例外。然而,濱島教授在思想上沒有單一地接受當時日本共產黨的主流,以及毛派追隨者的宣傳。濱島教授說,當時的自己,不但看不慣毛澤東對同志、人民的控制手段,也不喜歡狂熱盲目地追隨。他喜歡理性地思考與批判中國的問題,所以宣稱自己是親近「托派」的學者。
在他的記憶裡,剛上大學後,閱讀歐威爾 (George Orwell) 描寫 1930 年代西班牙內亂的回憶錄《加泰羅讚歌》(Homage
to Catalonia) 時頗有共鳴,也因此對史達林產生負面的觀感。這本書在當時尚無日譯版,濱島教授是去外文書店收購廉價的平裝版,因此對這本離開鄉下到東京後所接觸的第一本外文書印象極為深刻。
在思想上未持一端,這一點讓濱島教授自覺相當慶幸,當有些同道學者熱衷於文化大革命時,自己並未沒捲入其中。在學術上,更因為漸漸脫離講座派的說法,可以重新審視江南的社會關係與發展,進而提出與田中正俊與小山正明兩位教授不同的看法。
雖然,脫離講座派的寫作框架,難免要遭受莫名的指控。1969 年濱島教授分析江南三角洲的水利事務,強調東林派鄉紳與官員的重要性,撰文發表於學術期刊,卻遭到講座派的批評,認為濱島教授專看鄉紳,不看人民的力量!濱島教授講到這段故事時,不免對批評者的言論表達了遺憾之意,因為當時有些講座派的學者也如這位批評者一樣,對於文章的內容並不加以深思,僅僅因為意識形態的差異,就興起撻伐之語。濱島教授現在看這件事情卻相當得意,他認為自己當時是走得太前衛,才會遭受到莫名的評價。事實也證明,濱島教授確實走在這個時代潮流的前端。1970 年代學者開始反思講座派的史觀,80 年代以後日本史學界逐漸脫離史達林與毛澤東的影響。
跨學科的刺激
濱島教授表示,1978 年京都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舉辦「江南三角洲開發史研討會」,無疑是他個人研究的轉捩點,當時濱島教授已經在北海道大學任教。
參加研討會之前,濱島教授已經注意到江南「圩田」開發的趨勢,即從十五至十七世紀中,考察維修水利方式的變遷,又指出分「大圩」成「小圩」的「分圩」活動。濱島教授回憶當時只是注意到此現象,但對於這個現象的意義卻一直找不到適當的解釋,僅從社會階層以及共同關係來勉強理解「分圩」的歷史意義,但在研討會上卻受到其他學科的學者強烈的批評。
會中有許多自然科學學者,他們對東南亞各地三角洲進行了田野調查,並從經驗中歸納三角洲環境利用的普遍趨勢。這些學者對濱島教授對江南三角洲的考察大部分表示同意,唯獨對「分圩」的解釋提出根本性的批評。他們認為「分圩」其實是季風地帶三角洲開發的共同現象,並不是江南所特有,一般出現在開發的最後階段。這一點讓濱島教授深深感到這群累積田野經驗的科學家,思考的方式比起日本馬克思史觀學者的唯物觀點還要唯物論。
雖然濱島教授受到唯物史觀的影響,當他看到自然科學家對地理環境(真實物質)的重視,使他開始反省,過去所持的史觀,其實只是「唯物論的觀念」,對於人與社會周遭的物質並沒有認真考慮。
這次會議之後,濱島教授開始以「開發史」的眼光來解釋江南的水利、經濟發展以及社會變動。他著重人口、自然地理與流通的問題,首篇改變寫作觀點的文章〈土地開發與客商活動〉,在徐泓教授推薦下,受邀來臺參加第二屆漢學會議。這篇文章不但展現濱島教授史學方法的新思惟,同時也開始與臺灣學界結下不解之緣。
濱島教授進一步談到了「開發史」觀點下的大歷史發展:就菁英的變化來看,宋到清代算是一體,因為士大夫的出現與唐以前的歷史完全不同;從各地開發的歷史來看時,華北經歷動亂因此社會變化較大,但是華中地區經歷宋元明,變化雖有其連續之處,速度卻是相當緩慢的。真正快速變化的是明中葉以後,江南的「分圩」現象已經結束,這表示開發已經結束。人地比例失衡,當地人開始尋找新的生活方式,以解決當年的生活、社會問題。此時,手工業發達、市鎮簇生、客商活動蓬勃等歷史現象接連發生,商業化的發展使得社會無法回頭。這個時候又剛好遇到世界史上的大航海時代,濱島教授認為他以「開發」觀點解釋江南的變化(濱島教授的用語是十六世紀商業化),其實支持了「近代中國開始於明末」的說法。
從共同體到共同關係
濱島教授繼開發的觀點之後,同時也考察了江南農村社會與民間信仰。因此,我們向先生請教,他怎麼看待江南農村,是否可以用「共同體」理論來解釋。濱島教授認為日本共同體論,簡單說是村落要有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活動與共同生活規則,並且村落有明確的界線;但是在早期日本對中國華北農村的調查中發現,中國農村並不存在這些「共同性」。然而,濱島教授認為即使不存在「共同體」,也會有「共同關係」產生。
濱島教授舉江南的定義為例,更進一步說明:學界普遍接受的江南定義是「江南八府」,這樣的看法有其依據,但很多場合使用「江南五府」的看法更適合實際的狀況。
「江南五府」的共通特色是,江南三角洲開發的「圩田」只有這個區域裡才有,以「圩田」為中心的經濟基礎,使得五府的區域更具有獨特性。在民間信仰上,只有這五府有總管信仰出現,濱島教授考察江南鄉民的共同信仰、祭祀問題,發掘總管神的歷史,這也是始於針對「共同體」的最初關懷。商業發展方面,「江南五府」都沒有經過定期市的階段,就直接進入市鎮;社會組織型態的特色是,缺乏宗族社會的結合。就社會階層來講,「鄉紳」的登場以及成為社會問題,五府和另外三府有大區別,濱島教授早期注重發掘、分析的「均田均役」改革也顯示這樣特徵。就社會組織來看,所謂「宗族」的缺少或單薄,也是五府的特色。濱島教授認為自己是致力於「共同關係」的探尋,而不是去解決「共同體」的興起與崩潰,這反而可以走出小山以及田中的階級框架,發現更多歷史上的現象與意義。
順著濱島教授暢談江南社會發展與特色的脈絡,我們緊接著向濱島教授請教同樣是產生於江南研究的「地域社會論」。濱島教授的看法是:「地域社會論」研究的幾乎都是明末的江南,這個時代的江南是開發結束的穩定社會,語言、宗教與族群的矛盾基本上都不存在,行政機制也完全發揮效力,這個社會其實不需要靠武力保護自己的安全。換句話說,「地域社會論」所呈現的並不是社會每個階段的模樣,因此例如像清代臺灣那樣的移墾社會,或華南普遍以血緣為紐帶的社會,能否用「地域社會論」來討論,還留下可以進一步探討的空間。所以當初提出「地域社會論」的森正夫教授,正嘗試在不同區域繼續尋找答案。
濱島教授認為社會發展有各種階段與各種可能性,如何掌握一個社會的「共同關係」,以及分析這個社會多層次的矛盾問題,是掌握一個社會相當核心的部分。
江南無宗族新論
濱島教授長年觀察江南社會的變化,在閱讀方志的過程中發現江南五府的方志裡,幾乎都沒有「姓族志」、「氏族志」。2009 年濱島教授在明代研究會舉辦的「家族組織、地方社會與區域發展座談會」上發表初步意見,闡述「江南無宗族」的論點。爾後,課堂上我們即聞濱島教授暢談此論,濱島教授也曾在不少場合談過這個問題。近來,有不少反對「江南無宗族論」的意見,我們在訪談中特別請教濱島教授怎麼看待這些反對的意見。
濱島教授告訴我們,他提出「江南無宗族」是從江南社會、經濟發展的歷史角度為前提,來說明宗族產生的作用可能是極微小的,並不是單純有或沒有的問題。他用眾多史料證明宗族在江南社會並不明顯,並對此提出解釋。
他回想與學者交流的意見,有些意見是以個人生活經驗來說明江南宗族存在,有些意見是認為他所用的資料可能有缺陷,或是認為華南與華中的環境與社會狀況並沒有比較的共同基礎。濱島教授覺得這些意見都相當具有參考價值,也希望看到有人撰寫學術論文,在堅實的史料基礎上提出反駁的論點,與他進一步討論。然而到目前為止,他只見到一篇專論,但也無法提出確實「有」宗族的證據。濱島教授相當有自信地告訴我們,他相信在明末清初這段時間,江南五府的區域沒有「宗族」存在,大體上是不會錯的。
「判牘」在研究與教學的重要性
濱島教授在臺講學,最主要都是以明代判牘作為訓練學生的材料,這一點引起我們的興趣。回想我們上課時的情景,先生用過的判牘包括《㽦辭》、《雲間讞略》等,課程中每人選擇一則判牘資料,進行句讀、詞語解釋、翻譯、分析,從中討論地區發展與整個時代的問題。我們特別向先生請教以判牘作為訓練材料的用意。
濱島教授說,判牘資料是一種法律文書,就其他國家的歷史研究來看,這類資料很早就受到重視,歐洲或日本的歷史研究都注意到訴訟資料背後所反映的社會實態。所以重視判牘,並不是要進行法律史的研究,而是收集社會史的資料,這些資料具體顯示社會的關係,以及人群的行為與反應。以判牘資料訓練學生,可以收到一舉多得之效。
談及判牘,濱島教授不免又憶起往事。1981 年中國與日本政府初次交換學者,濱島教授前往中國社會科學院訪問,此行的目的之一即到北京國家圖書館等處尋找判牘材料。但訪問期間,北京國圖有些館員可能因民族情緒,經常刁難濱島教授看書,差點讓研究工作無法進行。另外,濱島教授也意外發現《盟水齋存牘》一書,使得塵封多年的古籍重現天日,也才有後來《盟水齋存牘》(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年)點校出版的可能。《盟水齋存牘》中有不少案件反應華南的地方特色,像是廣州周邊海域上的海盜與洋船事件,都是相當珍貴的海洋史與交通史資料。
濱島教授相當自豪地說,自己是最早使用判牘與發揚判牘資料價值的學者。這點確實影響明清史學界甚巨,日本近期出版判牘的書目(三木聰、山本英史、高橋芳郎編,《傳統中國判牘資料目錄》,東京:汲古書院,2010 年),臺灣明清史學者邱澎生教授亦收集整理可見的判牘目錄(成果參見維基百科「明清判牘」條目);研究生方面,目前就讀暨南國際大學歷史系博士班的劉伊芳(〈由判牘案例看明清江南商業秩序的建立〉,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2006 年),以及目前就讀臺灣大學歷史系博士班吳景傑(〈明代判牘中的婦女買賣現象〉,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09 年),都在濱島先生指導下,以判牘資料為核心完成碩士論文。
重回壯年時期的研究夢想
我們在訪談中向濱島教授提出假設性的問題:「如果教授重回到壯年時期,還有什麼是最想做的研究工作?」他不假思索地告訴我們,他最想做的是農民灌溉的歷史。原來他在進入江南的歷史以後才發現,灌溉不是這個區域最主要的問題,完全沒有發現心中設想的渠道或水塘灌溉。如果可以,會想在華北、西部地區進行研究,華北才是渠道灌溉的區域。
濱島先生除了想從江南移師華北進行研究外,也深覺田野調查應該更早一點進行。他表示:「到了1980 年代末期,中國政府開放外國學者的歷史田野調查,才有機會進行田野調查,當時自己已經五十歲,這樣的『老人』才開始田野調查是有點晚了,這件事經常被研究亞洲另外領域的日本同事們揶揄。」另外,一次大戰後,江南社會的變化相當快速,1980 年代受訪的長者,都是一戰前後出生,所見所聞都非江南的傳統社會,對於傳統的經驗可能並非親身經歷。若能早點進行口訪,一來自己年輕可以多跑些地方,再者可能有機會收集更多接近傳統社會的口述材料。
「談史會」的成立以及勉勵後學的話
2014 年濱島教授再度回暨南國際大學執教,招集門生故舊組成「談史會」。所謂「談史會」就是隨意談談歷史的聚會,成員各自的專業不同,因此每次聚會提出研讀的史料也不同,藉由報告與解析,讓彼此吸收對方的史學方法,並拓寬視野。另一方面,也希望學友們延續過去一起讀史的情感,在研究學術之餘可以建立生活的情誼。這些都是濱島教授發起此會的深意,但濱島教授謙虛地告訴我們,成立談史會只是為了「防止老頭子越老化」。
將近四小時的專訪,我們聽到了濱島教授在求學與研究過程中雖幾經轉折,但始終未曾離開史學研究,並且很早就深入江南農村,以田野擴充解讀史料的視野,完成對明清江南開發的論著與理解體系。
濱島教授經歷日本學界變動的大時代,同時又深耕臺灣多年,因此在專訪最後,我們特請濱島教授簡單勉勵有志歷史研究的後繼者。濱島教授說:「做研究是在特定的情況下才能進行,所以能夠從事研究工作必須感謝相當多人事物的支持與配合。學者從事研究確實可以得到一定的物質回報,但更重要的是不要忘了研究工作進行時內心感受到的愉快,只有這種愉快感才能讓研究工作持續而不斷。」
先生此言,似與「衣食之中無道心,道心之中有衣食」互相呼應,值得當今從事歷史研究的後輩深思。
談史會期末聚餐
後記
暨南國際大學「口述歷史的理論與實踐」課程中亦曾專訪濱島教授,內容刊載於《暨南史學》第十四號 (2011),內有許多濱島教授上大學以前的口述資料,以及對當今政治的看法,讀者可以自行參照。本次專訪,同行學友吳景傑、劉伊芳兩位是濱島教授的指導學生,所以也請他們談談受教過往,附錄於本文之後,作為濱島教授的側寫。
附錄一:吳景傑(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
做為一個中文系畢業的研究生,一開始是受到史景遷《婦人王氏之死》的影響,覺得從審判資料了解社會實態的角度很有意思,便從碩士班開始 (2005-2009) 選修濱島老師開設的課程,研讀明代的判牘。在過程中,不僅找到了研究的題目,也在老師身邊學習到不少研究的技巧。如果要說老師對我最大的影響,大概就是深究史料的細節與自由思考。上課中,老師總會追問史料一字一句的意義,這並不是吹毛求疵,而是透過探求史料的細節回到歷史語境,尋找史料未曾明言的故事。當我們經由這樣的角度提出觀察到的問題,老師都以相當開放的態度回覆:「嗯!嗯!可以呀!」任由我們自由深入研究,即使結果一無所獲,老師也從未澆人冷水。我想,研究沒有無益之功,過程中的努力會成為成功的推力。我的體會大致如此,這也成為我日後研究的原則之一。
附錄二:劉伊芳(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老師長年著力於判牘材料的運用,在暨南大學開設的課程,也多以研讀判牘為主,由此受到啟發的研究生不少。然而,在濱島老師門下多年,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不僅是老師的課堂教授,更多的是他生活中展現出來的人格與氣質。2007 年,林蘭芳老師帶領同學進行口訪實習,訪問濱島老師。訪問中,有一位同學問道:「能否請老師談談早年的政治想法與活動?」老師笑了笑,沒有正面回答問題,卻反問:「同學,你覺得什麼是知識分子?會讀書?會寫文章?那隨便哪一個人都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最重要的是擔負社會責任!」對於生活在安逸校園中的我而言,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遑論有什麼積極的信念。但自那一刻起,「什麼是知識分子?我又能做什麼?」就常常出現在腦海中。也許我能做的只有一點點,但那一點點,或許也能為別人帶來不同!
濱島教授與兩位高足(左:劉伊芳;右:吳景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