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李惠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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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儀教授 (Wai-yee Li),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曾先後任教於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賓州大學與普林斯頓大學。現任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2015 年當選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研究專長為古典小說、明清文學、《史記》與《左傳》。主要著作有《引幻與警幻:中國文學說情》(Enchantment and Disenchantment: Love and Illus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1993)、《左傳的書寫與解讀》(The Readability of the Pas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 2007)、《明清文學中的女子與國難》(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the Late-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2014),後者榮獲 2016 年美國亞洲學會所頒發「列文森書籍獎」(2016 Joseph Levenson Pre-1900 Book Prize)。合編有《清初文學中的創傷與超越》(Trauma and Transcendence in Early Qing Literature, 2006),另英譯元代雜劇 (The Columbia Anthology of Yuan Drama, 2014) 與《左傳》(Zuo Tradition / Zuozhuan: Commentary o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2016),從論著和翻譯兩方面推動、拓展明清文學與中國史傳傳統研究,貢獻卓著。
文學啓蒙與學生時期
李教授生長於香港。那是一個升學導向,入學考試競爭激烈的時代。李教授的研究以文史融貫兼擅,中英譯筆及寫作文字精當典雅著稱,其根芽追究起來在中學時期已見端倪。李教授笑稱,當年考進中學時英文成績特別差,為了提升語言程度,發現閱讀英文小說乃學習良方,故勤讀廣覽,特好十八、十九世紀的英國古典小說。中國文學方面,李教授謙稱啟蒙甚晚,當時班上同學們的閱讀興趣以當代言情小說和武俠小說為兩大趨向,李教授屬武俠小說一派。武俠小說的章回敘事結構,承自明清小說格局,由淺入深,明清小說也由此進入李教授的閱讀世界。
進入香港大學之後,李教授持續對中、英小說的閱讀興趣。她進入英文及比較文學系 (Department of English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Literature),也選修歷史系課程,特別是幾乎選遍了比較文學系開設的課程,只為了希望也能多讀到各類歐洲、俄國文學。雖然當時無力閱讀原典,只能借重英譯本,就嚴格學術標準而言,方法並不成熟,但豐富大量的閱讀,已然打開了一廣袤新世界,使一個甫從填鴨式升學體制中探出頭來的青年,能逐步開闊視野。大三時李教授選修了一門論文寫作課,以文學中的幻奇觀念 (the idea of the fantastic) 為主軸,比較《西遊補》、卡夫卡 (Franz Kafka) 與果戈理 (Nikolai Gogol) 之作。這篇少作成為李教授之後申請赴美攻讀學位的重要憑依——李教授自云,當年(即大三)申請研究所時甚為心虛,自愧缺乏中國文學素養,大學成績又只限於一年級的分數。(其時港大為三年制,第二、第三年的成績要等到畢業考試才公佈。)研讀寫作的過程也讓李教授體會到,文學文本作為一手材料 (primary source),若經分析細察,深具超越成說,直入核心,示現新局的潛力,是用以思考問題的絕佳素材之一。帶著如此領會,李教授大學畢業後,進入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系博士班就讀。
李教授回憶一九八零年代的普林斯頓大學,是個清幽靜謐,助人好學深思的環境。普大研究所課程重視細讀、思考、討論及寫作,與李教授在港大所受的訓練方向相近。除了因母語為廣東話,初期必須花些時間熟悉普通話的發音,李教授在普大如魚得水,大量閱讀中文典籍,沈潛厚積學力。不幸幾個月前辭世的高友工先生,當時風華正茂,極能啓迪後進,因曾在國立臺灣大學講學,將多位出色的臺灣年輕學子,也一同帶到了普大。知名詩人楊澤、臺大藝術史研究所教授陳葆真、臺大外文系教授廖朝陽、精研六朝詩歌的已故臺大中文系教授劉翔飛,在當時都是彼此相互切磋,情誼真摯的同學。指導教授浦安迪 (Andrew H. Plaks) 先生的治學風範和人格典型,也成為李教授終身珍重的身教。
李教授自身文字,傳神道出了當時課堂上的氛圍與蒲教授為人、為學的風格底蘊:「1982 到 83 學年,蒲老師開講《紅樓夢》,以細讀文本和清代評點為主,每星期上課三小時,只討論五回。我們十來個研究生圍坐於老師教研室的四方形桌子,斟酌書中幽微靈秀,細味字裏無可奈何,其樂無窮。83 到 84 學年,我們廣泛研讀嘉靖、萬曆年間文獻,浸淫那異彩紛陳的時代。……蒲老師那四方桌子的討論求真務實,怡神悅心。蒲老師對學生的期待,是超越辯論鋒芒,追尋知人論世,尚友古人。」[1] 蒲教授寡言,然而一段時間之後,李教授發現老師研究室的門時常敞開,以便學生隨時請益;閱讀學生論文,逐字逐句推敲琢磨,不吝惜時間心力。正因爲老師不好空論,精銳而平實,因此簡潔扼要的評說應答,往往特別令學生珍惜玩味。李教授寫道:「蒲老師不輕許人,半句誇讚的話不說,卻能讓學生感到鼓舞振奮,其中默契不足為外人道。……我生長於極擁擠煩囂的環境,在普林斯頓首次感悟靜謐,領略秋爽春妍,一直覺得,浦老師的內斂睿智,正是那沖和淨遠境界之昇華。」
李教授博士論文的構思與寫作,背後有一個較長期的演進過程,最終脫化為第一本專著《引幻與警幻:中國文學說情》。這是一個從大問題出發,逐步聚焦落實的過程。李教授最先選擇了《聊齋誌異》,一方面為其文字之美所吸引,當時相關研究也還不多;另一方面由於比較文學系論文的要求,考慮《聊齋》與歐洲十八世紀的幻奇文學傳統,或有可資對話之處。之後李教授因喜愛之深,「陷進《聊齋》研究裡頭」,當時首先想探索的問題是:幻奇文字,是不是會有某種自己的邏輯?它與紀實的記述之間有什麼樣的差異?幻奇與紀實,內容自然別異;李教授的關注所在是,作家造奇生幻,在語言和佈局上,與紀實性的史傳文字如何不同?歸結起來,當時兩條考察的軸線便是幻奇語言修辭 (rhetoric of fantasy) 與史傳語言修辭 (rhetoric of history) 兩者間的關係異同。前者進一步收束為中國古典文學傳統中「真假」、「真幻」的問題,後者則引領李教授開始細讀《史記》。
兩個機緣相助之下,《引幻與警幻》一書的章節結構大致成形。在普林斯頓第四年,論文寫了兩章(分別討論《聊齋》的真與幻、情與道德秩序),時任教芝加哥大學的余國藩教授到普林斯頓訪學,李教授因此有機會與之討論論文進展,並一致認為情/幻、真/假之說,最精妙者在中國古典文學中當屬《紅樓夢》無疑。李教授原已有心於《紅樓夢》,但因前行研究望之儼然,不敢躁進,裹足遲疑。經余教授鼓勵肯定,遂放手撰作成二新章討論《紅樓夢》,一章談「情、不情」,一章談「真假」。另一機緣是當時有學者提出:中國文學中的「虛構意識」(fictional consciousness) 源自隨佛教東傳的印度文學文化,此說促使李教授重審《紅樓夢》中警幻仙子與中國神女辭賦傳統的承接關係,畢業後撰成〈警幻的系譜〉(The Genealogy of Disenchantment) 一章,立論巫覡或男性文人遇仙進入情欲妙美幻境,之後出幻覺返的文學母題,自《楚辭》〈九歌〉、漢代辭賦(如〈高唐賦〉、〈神女賦〉等)以降發展不絕。中國文學中之「虛構意識」不待印度早已生發。〈警幻的系譜〉後來成為書中首章。也是在這寫作過程中,李教授注意到「真幻」的語言佈局與「情」的表述往往緊密關聯,遂將後者納入討論主軸。原先關注史傳語言修辭的論述則暫移出,之後另開展成書。
《引幻與警幻》一書細膩梳理了中國文學傳統中「談情說幻」的表述脈絡、修辭特質以及言辭背後連貫的思想內涵。整體觀之,誠如一位評論者所言,此書處理的不僅是個別文本中的情/幻關係,更深入整個中國傳統中,「文學虛構」 (literary fiction)之本質這個前此少見詳盡梳理的重要論題。[2] 細部而言,除了《楚辭》、漢賦、《聊齋誌異》與《紅樓夢》,此書另有一專章析讀晚明清初湯顯祖「臨川四夢」、洪昇《長生殿》、孔尚任《桃花扇》等經典之作,洞見迭出。例如討論賈寶玉之「情不情」,指出「多情」與「無情」兩者看似相對,其實皆根植於自由解放的渴望,內蘊「自我否定」 (self-denial) 的因子。「情不情」可以指泛愛眾人萬物,「物我合一」以致「處處有我亦無我」的美學理想;也可指因「情極之毒」走向極端終至「無感忘情」,「懸崖撒手」自我解消;泛愛與絕情,因由同源。如此,真與幻、情痴與覺悟實為既相悖又相生的一體兩面,與宗教超越的圓融之境,恆呈緊張拉鋸關係。[3]「以情悟道」的弔詭,以警幻仙子代表,卻在不同文本中以多元形態呈現。通過這母題的演繹,李教授重新思考小說虛構、戲劇表演、抒情傳統的藝術精神,並進一步探討個人想像及欲望與社會、政治、道德、宗教的秩序架構之間的張力和調融。李教授認為曹雪芹層層思索、敘寫「情」、「幻」複雜關係的筆法,正是《紅樓夢》遠邁前人時賢,超拔卓越之處。當時「紅學」學風長期專注於鑽研考證,《引幻與警幻》一書從中國情幻傳統出發,鋪展論述出《紅樓夢》的深刻文學內涵及價值,彌足珍貴。
學術路徑的開展
博士班畢業後,李教授先在美國伊利諾大學任教三年,接著得到哈佛學會 (The Society of Fellows at Harvard University) 青年會員的殊榮,[4] 利用這難得的機會,李教授回到半學生的狀態。三年博士後期間,第一年修改完博士論文成書出版。後兩年,李教授尋思開拓新領域,原先想寫一部關於《史記》的書,但重讀《史記》的過程中,自覺對《史記》之前的敘事傳統不夠熟悉,因此開始讀起《左傳》。李教授坦言起初將《左傳》當小說讀;面對較《史記》艱澀數倍的文字,又缺乏經學訓練,李教授的因應之道除了多讀數遍外,也參看《春秋大事表》、《左傳事緯》、《左傳紀事本末》、《左繡》等清人彙編、評註輔助,如此反覆精讀直到掌握敘事因果脈絡。
這段期間研讀《左傳》的心得,促使李教授撰成第二本專著《左傳的書寫與解讀》(The Readability of the Past in Early Chinese Historiography)。這書的起點是一個基本的問題:我們如何通過敘述與論辯詮釋歷史?敘述與論辯的不同呈現方式如何影響我們解讀史籍的方法?《左傳》的「歷史性」如何界定?問題並非在於《左傳》應否看作「信史」,而是《左傳》在敘述往昔事件時體現了何種解讀形式及論辯架構,而我們在解讀《左傳》的時候,又如何重建和剖析此「歷史精神」?把《左傳》推尊為儒家經典,容易忽略其駁雜及多元。《左傳》的成書時期(約公元前四世紀),與箴砭當時衰亂之世的各種不同言論之興起約略同時。李教授認為正視《左傳》包涵的不同(甚至矛盾)的觀點,適足以理解春秋末年至戰國初年對治亂的多元思考如何以歷史詮釋的方式呈現。然李教授自認仍有諸多疑難無法解決,「比如我知道非一人一時之作,但是中間怎麼分層,我一直沒辦法解決。」許多問題只能以權宜口氣陳說,讓李教授相當苦惱。因此儘管此書 2000 年完成後便獲得出版社青睞,李教授硬是擱置數年不願出版,及至確定無法脫胎換骨才鬆手。但談及這段期間最重要的收獲,教授表示對《左傳》內容非統於一,雜音紛陳的敘事現象體會深刻。及至今日,每讀古代諸子文獻,不惑於「一家之言」之簡單成說,蓋歸功於長期浸淫《左傳》的閱讀經驗。再經十多年努力,2016 年李教授與杜潤德 (Stephen W. Durrant)、史嘉柏 (David Schaberg) 兩位教授合作的《左傳》英譯本竣工出版,譯筆信達傳神,導論明晰詳備,註解索引精當易查,在英語學界廣受讚譽。未來必將有力推動《左傳》研究,特別是協助中外研究生閱讀這部文字入門困難但內容豐厚之經典。
從明清小說更進一步走入明清易代的研究,機緣起於博士後期間參與學術會議,主題為明清之際的女性寫作。當時李教授應允寫一篇關於名妓的文章,故開始閱讀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初讀雖尚未能全部讀通,卻頗受此書感動,開始考察書中提到的人、事,並延伸閱讀。階段性的成果是於 2006 年與伊維德 (Wilt L. Idema)、魏愛蓮 (Ellen Widmer) 兩位教授合編出版的《清初文學中的創傷與超越》論文集。此乃有鑒於清初文學承繼晚明書寫自我,剖析個人內在之風,加上國變遭遇,內外衝激熬煉,佳作迭出,但當時相關研究卻仍有限。如此開始了李教授長期探索明清易代文學的系列研究。
2014 年《明清文學中的女性與國難》(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the Late-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一書問世。是書以明清易代在清代文學的表述為主,以明亡記憶在清末民初及二十世紀文學中的回響為餘波,其重點是女子代表的議論、抒情、和想像空間,範圍包括女性文學、男子作閨音或署名女子的書寫、通過種種女性形象表達亡國哀思、緬懷往昔繁華或追究亡國責任的作品。全文 638 頁,使用的材料涵蓋詩詞、小說、戲曲、彈詞、筆記、方志、傳記等類型;學者統計此書內文包含了超過百首明清詩歌的英譯,並詳解詩中典故出處。[5] 無論篇幅之巨、涵蓋材料之廣、論述格局之原創性,此書皆堪稱鉅著。李教授娓娓道來此書成型的過程:她一開始並未設定要專以女性為研究課題,而是先受到明清女性作品中模仿男性聲音、英雄式的語言吸引,因此先撰文討論了女性作品中性別界限的問題,後成為書中第二章。寫完之後想,那男子們都在做些什麼呢?於是考察自《楚辭》香草美人委婉托喻的傳統到了明清之際,如何為男性文人取用轉化,在嚴密政治檢查與自我情志表述的欲望之間周旋;此是為後來的第一章。
李教授曾考慮是否便以此二章為主幹,聚焦詩歌,前後補充,構成一部篇幅合宜的專著。但在持續研讀與寫作過程中,她體認到明清時期的「女性書寫」(包括女性自作,男性寫女性,以及男性詩歌中所使用的婉約陰性語言),材料之豐富,真乃史無前例。前代從不曾出現那麼多女子直接對當前家國災難提出反響;整個社會文化語境對於談論、塑造、想像女英雄的高昂興趣,似乎亦前所未見。再如寫亡國哀思,我們現在讀晚唐或宋元之際的作品,很多讀法是從清初來的,可以說是清初文人深化了這個傳統。思及此種種面向,李教授決定跳脫出以個別文類為主的學術寫作慣例,打開選材的框架,更多元地檢視易代際遇與文學書寫之間的種種關係樣態。歷史與文學如何交錯?滄桑巨變的經歷與記憶,為何以性別想像為媒介?在縷述反映世變的文字中,女子與國難的關係,是反覆重現的話題——即以性別界限、女子的貞淫美惡、雄邁與屈辱、自主與無奈演繹國族的命運及世變中人們自存、自責、自慰的種種複雜心境。例如透過余懷《板橋雜記》等「夢憶體」筆記,討論清初文人如何將那已隨明亡而逝的前塵昔夢、道德激情和政治理想,寄託於對秦淮繁華、才女名妓的追憶敘寫之中;透過殉國烈女的題壁詩,說明男性讀者如何藉由賦予烈婦高度道德主體性,補償、慰藉其飄搖於戰亂情境中深沈的無力感;透過對揚州女子的譴責文字,檢視暴力經驗如何通過女子的身體延續。方法上,此書不似一般英語學術專著依循一主要論點直線開展;而是以「女性書寫」為菱鏡 (prism),考察環繞「女子與國難」的多重面向,期能以此帶領讀者更深刻省察明清易代之際歷史與個人,實際經驗與文學想像交織互塑的複雜關係;並使各章相互映照,折射出戰亂處境下個人內在幽邃隱微,而實色彩斑斕的心靈圖景。
跨文類的研究取向
李教授的研究不拘文類,兼採用詩歌、小說、戲曲等材料討論問題,這與一般研究者常見以文體區分專業的取向不同。李教授回應此現象可能與學術環境有關。美國東亞系研究中國古典文學者,可能一個系僅一、兩位教授,為教學所需往往必須兼擅各體。另外是個人性情與自我期待。李教授覺得人生年壽有限,好的作品永讀不盡;她更希望的是做一個順隨個人興趣、關懷展讀古人各式文字的讀者學人,於是很自然地跨界博覽。再者,文類本身有其邏輯與原動力,閱讀不同文類彷彿進入不同世界,例如小說的想像空間較大,筆記材料則有文化史的功能,不同文類交互閱讀,有助培養宏觀的視野,提出比較大的問題,相對也容易在文本中找新意。例如李漁的《意中緣》,就戲曲的藝術表現而言也非常有趣,但李教授將其置於明清贗品充斥好談真假的文化脈絡來看,更咀嚼出盎然意味來。誠然,李教授也不諱言選擇性閱讀有其缺陷,若對某一文類的認識不深,容易在論述上產生漏洞,這一點自須更為小心。
目前與未來有意深究的議題
研究題材不拘一格的李教授,與我們分享她現階段持續耕耘的議題。李教授表示曾想寫一本從晚明到清初文化轉變的書,原先設定四個章節,分別討論「女性」、「物質」、「自我」與「歷史」。目前「女性」已擴增成一本專書。關於「物質」議題的思索,李教授最早先寫了 “The Collector, the Connoisseur, and Late-Ming Sensibility”(1995) 一文,後續開展寫成〈世變與玩物:略論清初文人審美風尚〉(2009) 一文。未來李教授想將此議題與小說、戲曲、筆記等其他文學資料連結,展開比較完整的討論。
關於「自我」,李教授注意到晚明的相關書寫,矛盾、弔詭之處特別多,其內涵深度超出目前一般從個人主義、浪漫精神、自我書寫等角度出發的框架。李教授目前考慮從「真」的議題切入,此緣於她注意到顧炎武《日知錄》批評晚明科舉「破題用《莊子》」:「五經無真字,始見老莊之書……自此五十年間,舉業所用,無非釋、老之書,彗星掃北斗、文昌,而禦河之水變為赤血矣……今之學者,明用孟子之良知,暗用莊子之真知。」顧炎武為何認為「真知」如此可怕,竟至導致國破家亡?當然此背後更大的架構是顧炎武對心學的批評。但李教授更感興趣的是:心學與文學中的「求真」,有何不同?從心學家由外而內透過功夫修養達致之真,李教授想到「文人講真都不怎麼跑到裡面去,他們只說從裡面跑出來:他有一個真在裡頭,但別人不了解;別人怎麼誤解他們,他們為什麼不得不跟這個社會有斷裂,所以變成狂、痴、病種種。」那麼晚明文人講「真」,當中內與外、自然與意志之間是怎麼樣的關係?我們如何理解與「真」的追求並存,那種意識到自我其實流動變遷,恐無真我可言的疑懼?從〈齊物論〉「其有真君存焉?」對死生大哀的體會到晚明清初的莊學論說,「求真」背後的迷惘、困擾在哪裡?這個想法什麼時候開始的?可能在魏晉時有怎麼樣的變遷?在晚明的時候怎麼樣重現?
明清範疇之外,李教授也關注早期中國的華夷問題。她曾爬梳先秦至兩漢文獻,探討文與質、變革與傳統、和與戰、政策轉移等藉蠻夷展開的論爭議題,發表數篇論文。由此也注意到《後漢書》、《晉書》中關於匈奴、鮮卑等的記載相當複雜,不排除持續耕耘。將漢文典籍譯介至西方,亦是李教授長期進行的工作,未來有意以「性別與權力」(Gender and Power) 為主題,揀選明清文學中在外語世界較少受到關注或可引起學生討論興趣的作品,如李漁〈奉先樓〉、吳偉業《臨春閣》、陸次雲〈圓圓傳〉、陳端生《再生緣》等,英譯成一部選集。這些文本間或通過貞節、果敢、孝烈女子的描述,呈現一種抗爭精神。相較於學術論文,李教授認為翻譯是輕鬆且愉快的工作。
給青年學者的建議
給青年學者的建議,李教授的想法大致可歸納為五點:首先,她鼓勵研究生與年輕學者多讀書,並主張涉獵廣博應包含兩種:一是朝代上的延伸。例如儘管研究明清,也不能因資料太多而侷限於此,應將視野放寬拉長,往前追溯在此之前奠基的中國文化傳統。二是文類的越界。李教授認為不同文類是可以兼讀的,尤其在明清階段,一位作家往往兼善各體,研究者也不應拘泥於文體。如有外語能力,更可以多讀外文典籍,不但樂在其中,更期待觸類旁通。
其次,培養問題意識,找到一個值得鍥而不捨思考「為什麼」的問題,最好能讓你有一種「我沒辦法解答,但我很希望解答」的感覺。其三,加強文學與其他知識範疇的連結。李教授以明清為例,認為研究明清應同時涉獵文化史與思想史,不僅對於時局的掌握有助益,亦能更深刻處理議題。其四,期望年輕學者不要太急功近利。她以過來人的經驗分享,自己的博士論文完成之後並未第一時間出版,而是將懸而未解的問題擱置腦中發酵,幾年後終於以較為滿意的面目成書。然而當前學術氛圍多半講求速成,常見為參加學術會議而壓縮思考時間,也使品質打了折扣。「有時候真的有些東西需要像發酵一樣,放著慢慢地想,因此不要太急功近利比較好。」
最後,李教授語重心長表示,她特別鼓勵後輩學者多多鑽研明清文學,切莫認為太難或太多人研究而卻步,事實上除了許多偏僻的材料尚未被發掘外,即使是著名的作家,仍有許多可發揮的空間。李教授期望在這塊園地上,能見到更多後起之秀。
[1] 李惠儀:〈我的老師蒲安迪教授〉(《國際漢學研究通訊》第五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6月),頁281-283。
[2] Wilt L. Idema, Review of Enchantment and Disenchantment: Love and Illus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by Wai-yee Li, T’oung Pao, vol.81, fasc.1/3(1995), p.195.
[3] Wai-yee Li, Enchantment and Disenchantment: Love and Illusion in Chinese Literature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1993), pp.207-209
[4] 此組織由哈佛大學退休校長勞倫斯•勒威爾 (Abbott Lawrence Lowell, 1856-1943) 與同為哈佛校友及教授的勞倫斯•亨德森 (Lawrence Joseph Henderson, 1878-1942) 於 1933 年共同創立。旨在提供優秀青年學者衣食無憂的環境,讓他們專心於學術研究,並與其他精英定期交流。每年錄取名額有限,是極難得的殊榮。
[5] Kang-I Sun Chang, Review of Women and National Trauma in Late Imperial Chinese Literature by Wai-yee L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75, no.1(June 2015), p.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