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鴻森教授演講「被遮蔽的學者——朱文藻其人其學述要」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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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陳鴻森教授,長期從事清代學術研究,撰著甚豐,成果斐然,是該領域的知名學者。近年尤其致力於發掘一些重要且久為學界所忽略的清代學者,蒐集他們的學行事蹟、遺聞軼事,為其編纂年譜,先後發表〈臧庸年譜〉、〈丁杰行實輯考〉、〈洪頤煊年譜〉、〈錢坫年譜〉、〈余蕭客編年事輯〉、〈武億年譜〉,以及新近完成的〈朱文藻年譜〉。本次演講即以編纂〈朱文藻年譜〉的經驗為基礎,藉由朱文藻這個普通下層知識人一生的經歷、行跡和學術活動,揭示並呈現清代「學術生態」的底層——生員(秀才)的社會角色和生存處境。
陳教授認為,長期以來,學界對清代學術的研究大多集中於顧炎武、錢大昕、戴震、段玉裁、高郵二王、章學誠等著名學者,這種研究模式下的清代思想史、學術史論著往往流於片面、簡化。而經年累月沉潛於漫無涯際的書海,窮搜冥討、鉤稽爬梳的實際研究經驗,讓他深信,只有經過對若干個具體學者生涯史的發掘、重建,一些學術史湮失的斷面才得以慢慢復現,這些學者生活年代的「學術生態」也才逐漸明晰、鮮活起來。陳教授以登山作比喻,多數登山客走的是已經成形的山徑,看到的只是山的一隅;而真正的登山家則是探勘、闢鑿、攀巖,蓽路藍縷,所看到的應該是山不同的形態與意象。他笑言雖不敢自詡為登山家,但作為半生在清代學術這座大山裡討生活的樵夫,自信所認識的山,與一般登山客應該是大異其趣的,而朱文藻研究正是體現他這一學術理念的典型個案。
朱文藻 (1735-1806),是清代乾嘉時期杭州地區的知名學者,出身寒微,刻苦自勵,前後十餘次鄉試,無所遇合,半生蹭蹬場屋,以一衿終老。陳教授將朱文藻與同時期的錢大昕做比較,二人年紀僅相差七歲,主要生活圈同屬清代文風最盛的江浙地區,同樣精研史學;不同的是,錢大昕仕進之路較為平順,致仕後長期在蘇州紫陽書院講學,生活安定,所以能專意於學,終成一代經史巨擘。科舉的成敗,決定了他們二人不同的人生道路和學術趨向。
朱文藻鄉試屢次失利,在漫長的科舉道路上,為了生計,他曾館於杭州汪氏振綺堂,前後長達二、三十年。振綺堂藏書豐富,又有許多精刊秘笈,朱文藻校讀其中,所學日進。在此期間,他作了大量文獻搜集、整理工作,如厲鶚、杭世駿的一些未刊稿、鈔本,經由其手而得以傳行後世;四庫開館,採訪天下遺書,他因為熟諳四部源流、書林故實,特別以生員身分參與浙江甄選進書事宜;當時浙西學者著作,如周廣業、崔應榴所著《關帝事蹟徵信編》,萬之蘅、吳寶彝輯《漢關侯事蹟彙編》,吳顥輯《國朝杭郡詩輯》,在硏究史料方面皆頗獲其助益。
除塾課汪氏之外,朱文藻還代人校書、編書、撰述,以賺取微薄薪資,貼補家計。「委託代工」的人,包括一些名公鉅卿,如王杰、阮元、王昶,及著名金石學者黃易等,足見其積學博聞,固已名重當時。作為一個科舉失意者,他曾應王杰之邀,入都佐校《四庫全書》、《續三通》等官書,實屬莫大的殊榮,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不啻是對科舉選士功能的一種否定。這些代工撰著中,有署朱文藻名字的,如鮑廷博輯刻《知不足齋叢書》,有不少書即邀他參訂、校勘,並特地請他撰寫〈知不足齋叢書序〉,冠於書首,以與《叢書》同留名後世。但多數情況下,他的勞績是被遮蔽的。陳教授著重討論《四庫全書》中署名汪憲的《說文繫傳考異》一書,以及他曾協助邵晉涵纂《杭州府志》,為陶元藻增訂《全浙詩話》,為黃易代撰《濟寧金石志》,為阮元編錄《山左金石志》、《兩浙輶軒錄》,為西湖淨慈寺編纂《寺志》;在生命中的最後幾年,輔佐王昶編訂《金石萃編》等。陳教授特別指出,研究朱文藻的經驗,讓他深刻意識到清代學術史其實存在著「明」和「暗」兩個世界,他今天的報告即意圖以朱文藻為入口,展現「明面」背後,更為錯綜幽微的「暗」的世界裡某些光影交錯的側面。
明清時期,徐鍇《說文繫傳》傳本甚少,硏究《說文》的學者多以徐鉉本為據。朱文藻館於振綺堂時,曾由蘇州、杭州藏書家借得《繫傳》鈔本,並加以校勘,撰為《繫傳考異》二十八篇,並采輯《繫傳》相關材料,編為《附錄》二卷。《說文繫傳》外間罕見,因此,《考異》隨即由學者輾轉傳鈔,逐漸流傳至北京的學術社群,它對小徐本研究有開創之功,深為當時學者所肯定及重視。另一方面,此書後來又署已故振綺堂主人汪憲之名,進呈四庫館,被編入《四庫全書》,四庫館臣對它評價極高。這書雖署汪氏之名,但對朱文藻這樣一個屢試不第的秀才而言,卻是一種莫大的安慰。
朱文藻與《全浙詩話》、《濟寧金石志》的淵源,過去並無明文記載。陳教授藉由他輯得的朱文藻給邵晉涵的一封書信,揭示了朱文藻為這兩部書所做的大量加工、補遺工作,使這段淹薶的史實得以復現。《全浙詩話》有幾十條署名朱文藻的按語,這似乎是朱文藻有意為自己留下「代工」的痕跡;而《濟寧金石志》一書則完全被阮元的《山左金石志》所吸收,其原書因未付刻,幾乎不留痕跡,由此,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掠食」性的學術生態鏈。事實上,《山左金石志》也是由朱文藻編錄成書,但阮元〈序〉中對此卻含混其詞,以一些虛飾性的話語掩蓋了朱文藻的纂輯之功,後來的《兩浙輶軒錄》亦是如此。這兩書或引朱文藻訪碑、考證之說,或錄其《碧谿詩話》、序傳之文,或附加按語,他的代工猶有跡可循;陳教授通過同時代的人所撰寫的傳記、詩文、詩話等史料作比對考辨,確證朱文藻是《山左金石志》、《兩浙輶軒錄》最後的編訂者。
《淨慈寺志》、《杭州府志》是朱文藻代工的兩部志書,集中體現了他對鄉邦文獻的嫻熟和卓越的史裁。前者為朱文藻一手所纂,雖不著其名,書中猶存一些線索可資考證。後者由邵晉涵主持,朱文藻佐其修訂,然因朱氏文獻盛名,為避免喧賓奪主,傳世的乾隆《杭州府志》無一語談及朱文藻,其功完全被湮沒,他僅能以「影子」的形式存在。
朱文藻晚年應王昶之聘,為他編訂《金石萃編》,前後五年,積勞盡瘁,成書一百六十卷,此書集碑目、碑文、題跋、考證於一編,可謂清代金石學集大成之作,也是朱文藻晚年心血薈萃之作,全書的考證按語,應多出其手。此書雖有朱文藻的跋文,可看出其編錄校訂之功,但它畢竟是王昶的著作,朱文藻殫精竭慮的勞績,終究被淹薶在學術史的暗影之中。
討論過上述著作的考證,陳教授又以列表形式,依時序編排,展示朱文藻自乾隆四十五年 (1780) 從北京南歸後,為他人代工編、校的諸書。從此表可以看出,朱文藻終身挾筆硯為衣食,幾乎是以撰述為生活,但卻始終無法改善困頓的生活窘狀。他的著述可考者約四、五十種,可謂著述滿屋,卻無力刊刻,身後遺稿大多散佚,今僅有少數稿、鈔本藏於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南京圖書館和浙江圖書館等處,故而陳教授慨嘆朱文藻「力能傳人,卻不足以自傳」。
最後,陳教授簡要總結朱文藻的學術特點:「精六書」、「通史學」,及長於金石之學;尤熟諳宋史,長於考訂史文訛誤,增補經籍目錄。另外,還有一點值得稱述的,即他對鄉邦文獻的蒐集、採訪和編錄,著有《西湖志略》、《武林舊聞》、《武林耆舊詩》、《金鼓洞志》等書。這樣一個績學篤行的學人,因一生困於科舉,奔走衣食,無法像王鳴盛、錢大昕等學術大家那樣潛心研究,成一家之言,而所著之書多歸他人主名,所以,當代學者甚少知道朱文藻其人。從朱文藻身上,折射出清代下層知識人普遍的生存困境,以及清代學術生態明暗交織的複雜性。
演講結束後,在場學者討論熱烈。討論問題包括年譜編纂對學術史研究的意義、清代諸生的生存處境、清代學術史的「遮蔽」與明暗面的界限、清代學術生態中的共生體系,以及史家的史識與史裁等。陳教授一一回應後,本場演講圓滿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