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滔教授演講「明清南嶺山地的兵制與族群」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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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滔教授現為廣州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專長為歷史地理學,在他的研究中不僅可以看到時間的線索,更能體會空間的影響。吳教授著有《清代江南市鎮與農村關係的空間透視——以蘇州地區為中心》、《嘉定縣事——14 至 20 世紀初江南地域社會史研究》(與佐藤仁史合著)等書。近年來對南嶺區域有濃厚的研究興趣,多次前往田野調查,並已有學術論文發表(〈縣所兩相報納:湖南永明縣「四大民瑤」的生存策略〉,《歷史研究》,2014 年第 5 期)。本次應林玉茹教授邀請,前來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與學界諸友分享「明清南嶺山地的兵制與族群」的研究成果。
吳教授首先闡述自己開啟南嶺山地研究的契機,他自述討論制度與族群的問題實受到臺灣史的啟發,如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施添福教授對於土牛紅界研究,以及最近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研究員林玉茹教授主持的紫線圖考釋,都刺激思考族群界線與王朝管理的問題。同時,吳教授也指出南嶺的情況可能比臺灣更為複雜。
南嶺之別於臺灣,王朝的因素不容忽視。中原王朝的力量很早就進入南嶺,現存馬王堆帛書地圖就已經有駐兵的圖示,五代時南漢和馬楚政權都在這裡留下深刻印記,宋至清此地都有王朝號稱「難治」的瑤人;但臺灣則是清代以後,才開始受到王朝影響。此外,南嶺具有溝通南北的功能,是連接長江流域與珠江流域的要道,從長遠的歷史來看,南嶺區域的南北通道隨著各朝代首都的地理位置不同,而有東西移動的變化。這與臺灣的山地有絕對的差異,南嶺有高度的流動性,但臺灣山地劃界以後,在王朝的意義下是拒絕流動的。故而,南嶺的獨特性也就於此展現。
也因為南嶺是溝通南北的要地,穩定的族群關係才能確保交通順暢,歷來士大夫觀察此處的族群關係,都與此有關。王朝對此地的治理,最大的工作就是穩定族群的秩序。南嶺的族群主要是歷史上稱為「瑤」的族群,元代曾為了瑤人的管理,嘗試以招撫之策,在當地建立統治秩序,入明以後又在此地設置衛所,形成軍管的區域,並且透過戶籍賦役制度來分化「生瑤」、「熟瑤」。但是這個區域裡並沒有土司制度管理,明中葉以後劃分政區時又一直在數個政區的邊緣,因此王朝一直藉著衛所制度延伸在區域的影響力。今日所謂的四大民瑤(勾藍瑤、扶靈瑤、清溪瑤、古調瑤),他們分布的空間圍繞著明代桃川所舊址,大概就是受明朝影響的痕跡。然而,吳教授也指出,即使目前尚能從空間看到部分關聯,但現存的現象其實隱含著很長遠的歷史脈絡。
正因為受到衛所制度的影響甚深,衛所制度施行時所遇到的弊病與解決方式同樣在當地留下痕跡。維持兵源與實施屯田是明代衛所制度中相當困難的部分,軍丁逃亡以至於戶絕,缺額的兵丁無法耕種分配的屯田,導致屯田荒廢;為了使屯田可以照常運行,於是將當地瑤人引入衛所,耕種荒廢的屯田,並且擔負協守隘的役。另一方面,瑤人又必須供應州縣體制下的民眾工食,因此形成「縣所兩相報納」的身分,進一步納入王朝的體系當中。
正德以後,衛所荒廢難行,改以募兵填充兵力。有一批從廣東陽山縣招募前來的雇兵,在桃川所附近立寨結營,這些人被稱為「殺手」。時至今日,吳教授在當地考察發現,有一所「楊公廟」,祭祀的對象就是從殺手的原鄉廣東陽山縣移植而來。當時許多殺手在當地買戶入籍,形成新的居民群體,他們是以說廣東話為主的外來者,並且耕墾屯田荒地。
土地的問題使得地方秩序受到挑戰,原來瑤人耕墾逃軍遺留的荒地,但當衛所兵丁又被勾回後,就與耕墾的瑤人發生衝突;引入募兵制以後,「殺手」也加入耕墾屯田荒地的行列,地權問題就更為複雜。在這種背景下,瑤人為了確認自己擁有土地的合法性,在許多殘存的文獻裡可以看到瑤人不斷敘述自己是在明初政府授權下,前往山邊耕墾並且協助守隘,以闡釋自己的歷史來表達耕墾山林的權利。
這種情況隨著衛所制度瓦解更趨嚴重。清康熙二十七年 (1688),撤除桃川所,原來的社會結構發生大改變,又一次湧入大量的客民,瑤人的利益更進一步受到衝擊。這個痕跡顯現在各種民間文獻的表述中,他們都嘗試建構從明初即受招安,分配協守隘口的任務,並且接受屯田贍養,透過這個過程確立自身土地的相關利益。另一方面,由於大量客民湧入,瑤人必須更凝聚自身的認同,因此原先多群體的熟瑤群體,至道光時凝聚成四個主要民瑤,也就是後來見到的四大民瑤。入清後,雖然仍可見到瑤民守隘的記載,但是那已經不是明代時作為界線的關卡,而是一種現實生活中的符號。
演講最後,吳滔教授重申邊區族群面對統治時的各種對應措施,在交通網絡下的瑤民,面對衛所、募兵以及裁撤衛所的變化。他們運用歷史的資源以及參與制度的過程,營造維護自身利益的象徵,並實際在族群內部產生影響。吳教授也提出這種重建歷史脈絡對當地瑤族文化現象的重要性,例如:瑤族尚存有雙系親屬制度,但與漢人接觸後,表達的方式都是漢族的親屬觀念;乃至於歷史學界較少注意的女書,這些都必須透過重建歷史脈絡的變化來理解,或許在脈絡化的基礎下可以有更深入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