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益源教授演講「一路題詩到日邊——談越南使節在中國的文學活動」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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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益源教授為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研究領域極廣,從古典小說、敘事學、民俗學、金門學、閩南文化到中越文化交流,皆有重要議題的發現與推動。在中越文化交流上,除了主編《越南漢文小說集成》(2010) 之外,又撰有《剪燈新話與傳奇漫錄之比較研究》(1990)、《王翠翹故事研究》(2001)、《蔡廷蘭及其海南雜著》(2006)、《中越漢文小說研究》(2010)、《越南漢籍文獻述論》(2011)、《閩南與越南》(2015) 等著作,且皆已翻譯成越南文出版,並榮獲越南社會科學院「越南社會文化貢獻勳章」。
近年來,陳教授將目光投向文化交流中的特殊中介者——使節。越南使節出使中國主要是為了到北京進行歲貢、瞻覲、賀壽、謝恩、告哀、請封或乞師,由於其日記、使程圖與詩文集多有詳細的觀察紀錄,因此皆能提供兩國外交史、交通史及中國社會史上的重要資訊。如 1833 年,越南使臣汝伯仕在廣州花了數月時間抄錄筠清行所有書目共 1762 種,即是珍貴的第一手史料。除了資料性的補充外,越南使節在中國的文學活動也使我們有另一種觀察角度,如採購書單,特意帶來刊刻、求序跋的著作,以及一路上與地方文人的詩文唱和及文藝討論,皆細緻地反映了當時兩國文學文化的交流影響與發展軌跡,更保存了許多不易見到的地方文學史料。
除了詩文唱和,越南使臣也會在所到之處題詠當地名勝,如今日可見的黃鶴樓相關詩歌便有一百六十幾首,而河北邯鄲的呂仙祠在清代就有二十幾位使節題詠。有趣的是,有少數使臣的題詠會以刻石立碑的形式留在當地。陳教授最早注意到這個現象,是因為潘輝益《星槎紀行》中〈題飛來寺〉的小序。1790 年,安南國王阮文惠親自帶領使節團來為乾隆賀壽,行經飛來寺時,負責接待的伴送官邀請使臣各自賦詩,而後「轉呈總督公,即委石工勒諸山壁」;五年後使節阮偍行經此處,作〈題飛來寺刻石〉,可知當時諸使的詩作確實被刻在山壁上。不僅如此,據陳教授目前調查得知,除廣東飛來寺外,廣西桂林湘山寺、湖南祁陽浯溪碑林、江西南昌滕王閣、河南湯陰岳王祠、河北邯鄲呂仙祠、山東鄒縣亞聖(孟子)廟、山東濟寧仲夫子(子路)廟,都有越南使臣刻石立碑的紀錄。范熙亮的《范魚堂北槎日記》中更記載了他如何在湯陰岳王祠題詠後雇工立碑,可見這不僅是國王親臨才有的特權。那麼,究竟在什麼樣的情況下使臣會將題詠刻石?又是什麼樣的條件使他們具有在中國土地上立碑的資格?這些都是值得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此外,刻石保留的文本也提供了使節詩學重要的研究材料。如阮宗窐在《乾隆甲子使華叢詠》和《使程詩集》皆有〈題仲夫子廟〉,唯後者所錄三首皆為律詩,前者則僅錄二首,一律一絕,文字亦有出入。至孟子廟現場則可見石碑,提供另一個文本的參照。又如阮輝𠐓《奉使燕京總歌並日記》中錄有〈題石鏡詩〉,與今日浯溪碑林所見出入極大,不只字詞有所改動,頸聯甚至整個被換掉。這也促使我們思考現場碑文與詩文集的對照在文本校勘外是否有更深一層的意義:一是當下在中國土地上的題詠,一是回越南後修改出版或呈御覽的文字,其間差異恐怕不能只從文學修辭考量,而蘊涵了更複雜、細緻的思考。
演講中,陳教授展示了珍藏的拓片和使程圖,也分享如何推敲日記、詩文集、地方志中的蛛絲馬跡,以及在博物館和地方耆老家中大海撈針,試圖尋找消失的碑文的過程。如前面提到的〈題飛來寺〉石刻,早在 1997 年一場土石流中被沖入溪底。但陳教授在 1937 年的《清遠縣志》中發現鉛印的〈安南國王詩刻殘碑〉(據何數峰《峽山詩合刻》補),更在資料集中找到飛來寺洪水前若干石碑的照片,因此仍鍥而不捨地追查。又如《孟子林廟歷代題詠集》、《孟子林廟歷代石刻集》中收有黎貴惇、陳輝淧和鄭春澍的題詠,其中陳輝淧和鄭春澍都沒有留下詩集,因此這些保存在中國的題碑資料,對越南自身的文化歷史亦是意義非凡。山東孟子廟中的碑石雖已湮滅,但陳教授卻訪得拓本,並讓當天的與會學者有機會近距離觀看。
在場學者對陳教授鉅細靡遺的掌握相關資料十分讚嘆。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劉序楓教授指出,陳教授在文獻的深厚基礎上敏銳地發現問題和線索,而後配合田野,自然能開出驚人的成果。目前不論是越南、韓國、日本、琉球出使中國的相關材料都大量出版,但是在重複的整理之外較少有新的研究徑路,期待大家聽了演講後能繼續開發這樣深入的議題。
主持人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員廖肇亨教授進一步指出,關於文化交流的文獻研究已累積了一定的成果,要如何發展下一階段的理論當是眾人共同努力的目標。以陳教授的演講為例,我們可以看到使節行進路線大多是固定的,所以往往會吟詠重複的地景主題。因此,像子路廟這種從中國視角不見得受重視的地方,就成了越南使節一定要去,並且一定要對話的重要對象。另一方面,使節題詠之處除了單純的地景外,更是承載歷史記憶的空間。東亞文化圈固然分享了許多共同的經典和文化資源,但不同國家仍因個別文化和歷史經驗不同而有不同關懷,進而在題詠中從不同的切入角度,甚或刻意翻案。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現象。
除了材料和方法問題,在場學者也分析了不同國家出使路線的差異,如朝鮮燕行使由北方陸路直下燕京沿途能題詠的歷史遺跡不多,與越南使臣由廣西經湖南、湖北、江南乃至山東一路名勝古城林立自然不同。
總之,到越南使節刻碑題詩的現場探訪必然具有多重意義和啟發,可惜目前較少人注意相關問題。陳教授一方面希望更多人投入發掘工作,另一方面也希望研究朝鮮、日本、琉球等不同國家使節的學者能一同拼湊出題詠立碑更完整的圖像。最後,陳教授特別強調,研究交流使節不應只是為了中國,也不應僅作為已知問題研究的材料;希望透過使節此一特殊視角,讓我們對文化交流有更多元而有機的認識,並得以補充彼此發展中失落的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