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彼得教授演講「改寫歷史:陳建《皇明通紀》的出版與再版」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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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中期以降,各種關於國朝歷史的軼聞筆記,以及漸成體系的專書作品,開始如雨後春筍般陸續問世,這是明代史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現象;既為後續有關明史的歷史纂述和學術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卻也因為內容參雜大量野史成分,以致真假難辨而產生不少問題與爭議。戴彼得教授近年所關注的議題之一,便是研究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這些國朝歷史著作的發展變遷,及其與明代政治環境、出版文化的關係。戴教授於 1999 年取得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在接受漢學研究中心延攬之前,曾於英國牛津大學東方學系擔任副教授,同時兼任彭布羅克學院 (Pembroke College) 高級研究員。此次他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文化思想研究室邀請進行專題演講,以「陳建 (1497-1567)《皇明通紀》的出版與再版」為題,探討明代中晚期史學環境與出版文化交互作用下產生的種種有趣現象。
戴教授指出,十五世紀末至十六世紀初出現了很多當代史材料,但這些文本的出版與傳播過程基本不明,而且同一著作的後出版本與早期版本相較,也往往可見增補刪改的痕跡。而到了十六世紀中葉,開始出現自成體系且傳播廣泛、影響深遠的國史著作,那就是廣東文人陳建所編纂的《皇明通紀》。相較於稍早的專史著作,如李默 (1497-1558) 的《孤樹裒談》,尚停留在蒐集、彙整前人記載並進行評論的階段,《皇明通紀》則可說是一部內容完整的私纂史籍。陳建是在辭官歸鄉後方致力纂述,以地方文人身分自寫國史,認為當代人應該要了解自己的歷史。其著作理念在於師法司馬光 (1019-1086)《資治通鑑》與朱熹 (1130-1200)《通鑑綱目》,故力求刪除過往記載之無用枝蔓,著重闡述「史之大義」。該書出版沒幾年,在浙江就開始有文人引用,足見其傳播之速之廣。後來甚至因為影響力太大,而一度被官員奏請查禁,不過官方禁令並沒有產生效果,民間仍持續出版和傳播該書,甚至在晚明(特別是 1590 年代以降)陸續衍生出許多他人重新編輯、增添、刪改的新版本。
《皇明通紀》的問世,及其遭到官員奏請查禁,這些發展都反映了在明代國史不彰、誣誤百出的情況下,與野史(經常是在前者的刺激下產生)之間的矛盾關係。明代中晚期以降,關於實錄記載的批評,乃至補修、重修的提議,甚囂塵上;到了萬曆年間,許多倡議朝廷在實錄之外另行纂修國史的官員,如王祖嫡、沈鯉 (1531-1615)、楊天民等人的言論中,也都提到了這種矛盾,並將官方修史視為回應野史乃至弭平兩者矛盾的方式,可見來自民間的壓力,亦成為要求重修國史的原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國史」一詞在明初,毫無疑問是指官方修纂的「實錄」,但到了萬曆時期,該詞卻出現了新的意義,開始被用以指涉「國家的歷史」,而這種「國史」在當時也可能成為明人認同的一種方式。在上述背景下,纂修「國朝正史」的計畫一度在萬曆二十年 (1592) 獲准並展開修史工作,後來卻因為主導者陳于陛 (1545-1597) 過世及宮中起火燒毀史稿等事件而不了了之。
或許是受到國史纂修活動開展及其胎死腹中的刺激,1590 年代以後對《皇明通紀》的改編、增補變得相當盛行。由於到了萬曆年間,原本藏於禁內、一般人難以接觸的實錄文本,其內容已在歷朝士人的傳抄下變得容易取得,遂成為當時纂史者藉以對照、校正野史的重要根據。而《皇明通紀》的後出版本,也往往加入實錄記載,部分版本的序言中更反映出「國史和野史應為互助關係,而非如現實情況般相互矛盾」的看法。
戴彼得教授在演講中共舉了四部著作為例,分別是卜世昌與屠衡編纂的《皇明通紀述遺》、江旭奇編纂的《皇明通紀集要》、馬晉允編纂的《皇明通紀輯要》以及託名李贄 (1527-1602) 增補批點的《皇明正續合併通紀統宗》,他在比較這些著作後發現,這些後續增補、重編的版本,雖然都對陳建的原本提出批評,所擷取的史料和所刪除的「雜蕪內容」也不盡相同,但基本上都延續了陳氏當初的編纂理念——申大義、去枝蔓。戴教授認為,此種編纂理念可能與當時文人的閱讀習慣有關,並認為《皇明通紀》到後來可能逐漸成為一種「品牌」或「撰史體裁」,雖然編錄內容不同,但纂輯理念一致,讀者只要看到書名中有「皇明通紀」四字,亦能大致了解該書的內容梗概與寫作方向。他甚至將《皇明通紀》持續被增補、改編的情況,比喻為「維基百科」,認為此一文本不僅成為一個人人皆可自行編輯的歷史資訊平臺,同時也成為一種當時學者在批判其不盡嚴謹、正確之餘,仍無法不去參考、利用的文獻資料。
戴彼得教授也指出了《皇明通紀》持續再版過程中所反映的市場需求。該書在明代被視為科舉參考書之一的情況,在過往研究中已有提及;而戴教授更在江旭奇《皇明通紀集要》凡例中發現了明顯的線索:「以惕觀感,兼以備策論之用。」標榜李贄增補批點版本的問世,更反映出版商以名人光環為賣點促進銷量的意圖。此一版本還整理了許多關於國朝建置、人物的簡表,例如:分封功臣、建文忠臣、歷科進士等名單,在瞄準時人閱讀興趣的同時,參考書的性質亦相當濃厚。
由於戴教授對《皇明通紀》的研究仍在持續進行當中,故還有不少面向值得深入挖掘。演講後,許多與會學人也針對諸如《明實錄》內容如何外傳並與私史著作產生互動、陳建本人歷史資訊的取得及其著作的傳播方式、《皇明通紀》各版本的出版與傳播是否具有地域性等議題,提出不少問題或見解,這也讓戴教授對《皇明通紀》的後續研究成果更加期待。而戴教授在回應提問時,也從區域歷史的角度切入,對陳建《皇明通紀》之成書背景提出相較於史學史角度的另外看法:他引用科大衛 (David Faure)《皇帝與祖宗》一書的看法,認為當時廣東正歷經一個制度、文化等層面正式被納入國家體系的時期,當地的文人也開始透過運用官方所建立並反映其權威的文化語言,與中央建立聯繫,而他們的認同也隨之產生變化。上述背景或許也為廣東、福建等華南地區私纂史籍有別於江南地區,強調地方文化與記憶的色彩淡薄,而以國朝史的敘述架構為主,提供了很好的理解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