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哲嘉教授演講「翻譯與調適——兩千年來西洋占星術的入華與漢化」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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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哲嘉教授,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亞洲與中東研究系博士,現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研究領域以中國近代醫學史為核心,特別關注明清以降中國與西洋以及東亞各國之間的交互影響,同時也研究與醫藥關係較為密切的科學史。本次演講係國家圖書館 2017 年秋季「神機妙算——術數、堪輿與傳統信仰」系列講座,首場邀請張哲嘉教授主講「翻譯與調適——兩千年來西洋占星術的入華與漢化」。演講共分五部分:現代以前最後一次西洋占星書漢譯——《天步真原》、為什麼我們說中國早就有西洋占星術、隨佛教東來的印度占星術以及密教占星術:《宿曜經》的翻譯與流傳、占星術的漢化。
演講開始,張教授首先說明,西洋占星術早已是中國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並舉於宣化出土的遼代墓室星圖,可清楚看出牡羊、獅子等星座;而隨著出土資料越來越多,在後世的墳墓中也能找到類似的占星圖。
清順治八年 (1651),知名數學家薛鳳祚向波蘭耶穌會傳教士穆尼閣學習占星術,兩人共同翻譯了《天步真原》一書。《天步真原》中最特別的就是〈人命部〉,也就是今日俗稱的西洋占星學,其中甚至出現教皇保羅三世的「命盤」。占星術預測人的命運,與天主教的教義違背,為何傳教士會同意翻譯占星術書籍?張教授解釋:原因在於耶穌會的傳教策略是直接影響統治階層,而中國官方剛好有精密天文曆算與占星術的需求,為了能與長久立於朝廷的伊斯蘭派星象學家競爭,在傳教便利以及羅馬教廷對民間流行之占星行為並未嚴厲禁止的前提下,穆尼閣同意與薛鳳祚一同翻譯《天步真原》。
張教授認為,薛鳳祚之所以研究數學,是為了「明天地之道」,掌握天理,但是天理之道眾說紛紜,需要以是否能通過驗證來定其是非。所以能夠被驗證是否準確的占星術成為薛鳳祚心目中理想的掌握天理途徑。薛鳳祚在翻譯《天步真原》之前並非毫無憑藉,而是參照過《明譯天文書》的內容。《明譯天文書》是由明太祖下令,由儒臣與投降明廷的回回天文學家一同翻譯而成。伊斯蘭教徒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天文與曆法,從忽必烈開始就重用伊斯蘭教徒(特別是波斯人)在欽天監工作;而整個明朝都是以伊斯蘭的曆法為主,也影響了清代的曆法,使得耶穌會傳教士必須與其對抗。
張教授說明,《天步真原》、《明譯天文書》二書的占星術均源自公元二世紀埃及學者托勒密的《占星四書》。《明譯天文書》分為四部,在形式上與《占星四書》尤為相近,除了講述基本原理之外,更有國運、個人之占星術以及擇日。擇日在回回占星術中頗為習見,其中最常出現商業、戰爭與遷徙的占候。由此可見,透過占星術的考察,可反映出一個國家的社會型態。張教授整理回回的知識系譜,說明最早的星盤發源於公元前四世紀的巴比倫,傳播至埃及與希臘,而亞歷山大大帝東征時在埃及、波斯一帶開啟希臘化時代。希臘的影響又分為三大支,除歐洲之外,又有中亞、印度,最後由印度經由海、陸路傳遞至中國。由此可知,希臘科學早已影響中國。張教授提到,在埃及、阿拉伯、印度、中國等東西方國家,皆發展以月亮繞地球一圈時所經軌跡定為星宿的觀念。中國共有二十八宿,分屬於青龍、白虎、玄武、朱雀四象;印度則是早期就發展出二十七、二十八宿兩種系統,而在受到希臘化的影響後,再將星宿配屬於黃道十二宮。
中國本土其實也有占星術的概念。東漢王充在《論衡》中提到,一個人的命運是在父母結合時受輪值的宿之氣所感,影響了一生的命運。東晉葛洪也有類似的說法,但葛洪是以二十八宿星君、而非星座來解釋影響的主體。
張教授說,當佛教在印度取得主導權後,逐漸將影響拓展到中國。佛教占星術最早的漢譯本《摩登伽經》出現在三國時期的吳國,由支謙與竺律炎翻譯。其後在五胡十六國時,竺法護翻譯了同一本經書,卻名為《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二書不同之處,在於支謙與竺律炎是以「格義」的詮釋原則來翻譯,也就是中文既有的概念去套用、比擬,以便中土人士理解接受。竺法護則是認為格義法容易流於牽強附會,傾向於反映出原文的語源,盡可能完整傳達印度原意。
張教授指出,隋代集結眾多法師翻譯的《大方等大集經》,所使用的曆法乃是印度「理想年」的概念,亦即一年十二個月、每月各三十日、合為一年三百六十天;但是三百六十日如果讓二十八宿輪番值星,到了次年,同一日必然會換由另一個星宿值日;印度人希望避免這樣的情形,所以在一年中選出四天,此四天中每天皆有兩位星君值星。此外,印度傳統將一個月分為「黑月」與「白月」兩個半月,黑月是指月從滿月到完全變黑大約十五天的日程,白月反之。更麻煩的是月份的算法又有地理差異,北印度是先黑月而後白月;南印度是先白月而後黑月。由於《大方等大集經》的翻譯者是北印度人,所以採取黑月在前白月在後的系統,而與中國的先朔後望的計法不同。而《大方等大集經》的譯者為了配合中國的習慣,將本月的上半月視為前一個月,將下個月的前半月視為本月,如此可讓中國與印度的曆法習慣比較接近,從而可用中國的曆日操作印度的占星術。
密宗占星術也影響頗深。張教授說,密宗大約興起於魏晉南北朝,不久後即傳入中國。後來法脈傳至盛唐,有所謂的「開元三大士」,堪稱一時龍象,於是密法大興。其中最後一位是來自斯里蘭卡的王子不空金剛三藏法師,是為密宗八祖。不空在中國翻譯的《宿曜經》與之前《摩登伽經》和《舍頭諫太子二十八宿經》不同,帶來了二十七宿的系統。二十八宿方便分為四季,但在印度的吠陀思想中,三分才較為便利。由於《宿曜經》初譯時直接用印度曆法,中國人不易使用,所以後來又重譯,是為下卷,中文更為洗練而便於閱讀,更重要的是附加了配合大唐曆法的表格,這樣新譯的印度占星術才能夠在中土付諸實用。
盛唐的密宗到後來武宗毀佛時遭到致命的破壞,但所幸在此之前,不空的密法經再傳授予日本留學生空海。空海返國後被尊為國師,開闢高野山作為道場,對日本影響極大。直至現在,高野山的佛寺仍以《宿曜經》作為擇日的法則,而日本對於每個星期七天的稱謂法,也是受到《宿曜經》的影響。
《新唐書‧藝文志》裡收錄了書目資料中最早的占星書《都利聿斯經》,是在唐德宗貞元年間由術士李彌乾自西天竺帶回。據日本學者推測,《都利聿斯經》與同時期的《聿斯四門經》就是托勒密四書的拉丁文翻譯;因此目前學者大多據此將中唐定為占星術傳入中國之時。唐、宋以後,占星術在民間流傳漸廣。例如:韓愈自述其生辰時月亮在斗宿、蘇軾自嘆生屬摩羯座命苦、明初的宋濂甚至認為當代的讀書人都喜歡算命之術。但是張教授認為,民間其實不易接受未經轉譯為中國曆法的占星術,而域外占星書提供的解答也常常不是中國人感興趣的部分。為了滿足市場的需要,早在晚唐,已可見中華神煞與黃道十二宮融合的命盤。
張教授總結,中國人擅長將新的知識與本土的發明互相結合,占星術最後能在中國生根發芽,是歷經過數次的翻譯才得以成就的。張教授希望此次演講能讓對占星術有興趣的學者認識到:今日流傳的中國占星術是調適下的產物,同時也對占星家所敬奉的「古法」保持警覺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