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志添教授演講「從乩壇到正祀——明清道教呂祖降乩信仰的發展」紀要

 
講題: 從乩壇到正祀——明清道教呂祖降乩信仰的發展
主講人: 黎志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
主持人: 陳熙遠教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時間: 2017 年 11 月 27 日(一)下午 3:00 至 5: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研究大樓七樓 703 會議室
撰寫人: 樊俊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黎志添教授演講「從乩壇到正祀——明清道教呂祖降乩信仰的發展」紀要
 

  黎志添教授畢業於美國芝加哥大學神學院,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同時兼任研究院宗教研究學部主任、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國文化研究所副所長及「中文大學—蔣經國基金會」亞太漢學中心主任。研究專長為中國道教史,著有《了解道教》、《廣東地方道教研究——道觀、道士及科儀》、《廣州府道教廟宇碑刻集釋》等專書,主編《道教圖像、考古與儀式:宋代道教的演變與特色》、《十九世紀以來中國地方道教的變遷》等論文集,並發表〈明清道教呂祖降乩信仰的發展及相關文人乩壇研究〉(《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六十五期)等多篇學術論文。此次黎教授應中研院史語所邀請演講,主題即上述論文之核心內容。

  黎教授表示,他是從道教史角度探討呂祖在道教中的地位變遷和其信仰的發展。任何宗教史研究,不能離開歷史——從宗教到歷史,從歷史回到宗教。此次演講重點為呂洞賓信仰在國家敕封當中的基礎歷史脈絡為何。

  呂祖信仰起源於兩宋時期,其時民間開始廣泛流傳呂洞賓顯化度人的事蹟,並滲透到各個社會階層。宋徽宗封呂洞賓為「妙通真人」,及至元世祖至元六年 (1269) 封「純陽演正警化真君」,元武宗至大三年 (1310) 加封「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元代時由於朝廷支持,呂洞賓事蹟「雖樵童牧竪婦人女子皆知之」。呂洞賓信仰從宋元到明中葉的發展脈絡,包括了三種宗教要素,第一是呂洞賓度化世人之神仙信仰,即呂祖所謂「度盡天下眾生,方上昇未晚也」;第二是與鍾離權修煉金丹的傳統——鍾呂內丹術;第三是呂洞賓被奉為全真教祖師,成為道統的第三位祖師。

  明中葉以後,呂祖信仰發展至另一階段,即呂祖與乩壇信仰結合,以及其神格地位的上升,這是呂洞賓信仰的重要分水嶺。其時,呂祖飛鸞降示編成的道教經典開始增多,以呂洞賓信仰為核心的道教乩壇又成為明末清初以來道教發展的主要特徵。這些乩壇都具有另立宗派的獨立傾向,或是以「教外別傳」的方法,傾向把自身的呂祖信仰建立在傳統道教教派的譜系之外,強調自身的超越性和獨特性,並相信所屬道壇能夠重新接引太上道祖的本根。可見此時盛行的呂祖扶鸞信仰,與傳統道派(如全真和淨明)或道教宮觀並無直接淵源。黎教授補充,道教信徒可歸類為三種形式的信仰群體,第一種是宮觀出家道士(或是非出家而依附宮觀的道士),第二種是民間火居正一派道士,第三種是道士以外的扶乩道壇信仰群體。呂祖乩壇中的主要推動者,即為第三種信徒,他們以在家弟子和信眾作為聚合中心,這對於我們理解明末清初以來的道教發展尤為重要。

  回到呂祖信仰本身,無論是明《道藏》收錄的元代《純陽帝君神化妙通紀》,或是明代《純陽呂真人文集》,皆無記述呂洞賓以降鸞形式顯化度人的故事。這是由於在明代以前的道教傳統當中,還沒接納扶乩為道教的一部分,扶乩甚至被認為是「邪說」。換言之,扶乩並非從道教中產生,但後來明清的道教卻吸收了扶乩的形式。萬曆三卷本的《呂祖志》有一則呂祖顯化事蹟〈思屯乾道人〉,記載明隆慶庚午年 (1570) 呂祖降乩於金陵(今南京)的事蹟:「金陵萬鎡老人,號與石。性醇慕道,以召箕自給,每召,即呂祖至」。隆慶元年 (1567),陸西星的《三藏真詮》收集了呂祖降乩昭示內丹的修煉方法。萬曆十七年 (1589) 的《八品仙經》亦有清楚記載呂祖在五陵地區降乩演經的事蹟。清順治十二年 (1655),進士洪若臬的〈乩僊記〉收錄了明末清初呂祖降乩在台州的事蹟,「凡乩僊,多自稱呂祖」。

  由此可見,明末清初的呂祖信仰進入新的發展階段——表現為呂祖飛鸞降乩度化世人的思想。乾隆四十年 (1775)《呂祖全書》收載的多篇〈呂祖誥〉,概括其宗教本質:「〔呂祖〕徧歷百千壇,壇壇降筆。……普度羣生,超離諸苦」。從明萬曆到清乾隆期間,呂祖乩壇的發展非常蓬勃,出現越來越多呂祖降示的經書。不過,這呂祖降乩的信仰,與元明時期的全真教發展並無直接關係。如乾隆九年《呂祖全書》中記載的降乩事蹟發生在武昌涵三宮乩壇,而非全真教宮觀。這種以呂祖信仰為核心的道教乩壇,又成為明末清初道教發展的主要特徵。

  上述清代的道教乩壇主要由文人士大夫組成。不同地區的乩壇都有編修《呂祖全書》,乾嘉年間約有四種《呂祖全書》出版,反映了全真教以外的道教信仰發展成果。這是一場在道教史上從未有過的,以呂祖降乩為信仰中心而撰寫、編纂、刊刻道經的新道教書寫運動。如湖北的乩壇涵三宮,編修有三十二卷本的《呂祖全書》。後來,杭州、蘇州、北京又有不同乩壇信士編纂《呂祖全書》,如嘉慶八年 (1803) 北京覺源壇弟子(主要為蔣予蒲與其同門弟子)編修的《呂祖全書正宗》。另一方面,呂祖的神格地位不斷上升,從原先呂洞賓的後天神仙身分,轉變成先天神格地位。例如康熙四十三年 (1704) 呂祖完成降授《清微三品經》予涵三宮弟子後,該經刊本附錄了一篇〈呂祖晉秩伭元誥命〉,記孚佑真人呂嵒因為闡演《清微三品經》有功,特被晉升至玉清天,且封為「玉清真宰……伭元廣法天尊圓通文尼真佛」。

  上述明清以來這種從道教乩壇內部建構的信仰內涵,產生了外在的社會影響,促成嘉慶九年 (1804) 清廷把清河縣清江浦呂祖廟列入官方祀典,呂祖受敕封為「燮元贊運純陽演正警化孚佑帝君」。禮部飭令各省直地方通祀呂祖師,各省呂祖廟由地方官致祭。這是北京覺源壇弟子推動的成果。覺源壇弟子先是編纂《呂祖全書正宗》,後又奉孚佑帝君之命編纂《道藏輯要》,在此之前從未有官方外的道教信徒編纂《道藏》經書。主編《呂祖全書正宗》的是覺源壇弟子蔣予蒲,他於乾隆四十六年 (1781) 中進士,翰林院庶吉士頭銜,在乾隆四十七年 (1782),被任命為《四庫全書》繕書處分校官,到嘉慶二十年 (1815) 為內閣學士。除蔣予蒲外,至少有三位覺源壇弟子——金光悌、范鏊、戴均元任職《四庫全書》繕書處分校官,這些弟子都有為《呂祖全書正宗》中的不同經寫序或跋。不僅如此,《呂祖書全正宗》的後序是由《四庫全書》總閱官朱珪所寫。覺源壇弟子編纂《四庫全書》的經驗,有助於其編纂《道藏輯要》。

  覺源壇自稱是呂祖降鸞的千百壇中的第一覺壇,其獨特地位在於它承接了呂祖的正宗,他們認為呂祖「本來先天之質,復產下界之身」。因此,乩壇弟子信奉的是先天的呂祖,而非呂洞賓本人。呂祖「因受元始天尊之敕命,化生下界,為三教之祖師……誓願眾生成道」。由此可見,清代呂祖神格地位不斷上升,且呂祖信仰成為清代道教的主脈,不是由於宮觀道士推動,也與全真派的祖師無關。直接促成敕封的事件,發生於嘉慶九年 (1804) 的江南清河縣,當時河道淤塞,主管官員吳璥到清河縣呂祖廟祈求。事後河道通順,吳璥「皆感帝君之神化」,將此事上書朝廷,「並請褒封崇祀,以答靈貺焉」。吳璥本身亦是覺源壇弟子,事實上,上文提到的蔣予蒲和戴均元等,除曾參與編修《四庫全書》外,亦擔任過主管江南或河東河道系統的大臣。這批信奉呂祖的河道大臣,通過這次機會,直接推動國家敕封呂祖。

  總的來說,清代對於呂祖的崇封,是明萬曆至清嘉慶間呂祖扶乩信仰在各地文人乩壇不斷擴展的結果。若要具體解釋明清以來的呂祖扶乩信仰,必須同時明白所謂「普遍化」、「在地化」、「民間化」,其背後也有國家力量推動,然而這國家的推動力量,本身也是乩壇中的菁英分子推動的結果,亦暗合了前述「從宗教到歷史,從歷史回到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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