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正民教授演講「Completing the Map of the World, 1644:Cartographic Exchange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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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正民教授在演講之初,指出十七世紀的歐洲與中國對「世界」的認識有很大的轉變,其中「地圖」正反映著此一地理知識的改變。透過「臺北:從中國繪製世界」與「倫敦:從世界繪製中國」兩個課題,分別從「中國」與「歐洲」的視角,探討當時人們如何繪製「世界地圖」,以及他們如何認知他們所處的世界。在第一講,卜教授從十七世紀在中國開始出現的「全圖」談起,以此為線索來探討歐洲的世界地圖如何影響中國人們繪製、認知他們所處的世界。在第二講中,他則從英國與歐洲各國所藏的中國地圖為核心,探討當時歐洲人們如何繪製、認知世界中的「中國」。
卜教授強調,地圖不只是反映地理知識的媒介,更是社會史與物質文化研究的關鍵資料。在「設計、製作、流通、保存、廢棄、再發現」地圖的過程中,可以思考誰負責繪製地圖?誰複製地圖?誰選擇保存或遺棄地圖?地圖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資訊,透過整合這些歷史地圖的研究,將有助於認識十七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的關係。
中國明代深受當時外來文化的影響,特別是歐洲。歐洲的商人、使節、傳教士經由海路來到中國,他們也各自攜帶了不同的地圖。這些不同人士帶入中國的各種地圖,代表著各自的自我身分認同,也反映他們對於世界的新認識。值得注意的是,這些來自歐洲的地圖,在什麼樣的歷史過程中進入到中國,影響並改變了中國人們對於世界的認識,正是本講核心所在。印製於 1644 年,現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的《天下九邊分野人跡路程全圖》,提供當時及日後的中國與歐洲人們認識世界的重要線索。在英國大英圖書館亦可見到《天下九邊分野人跡路程全圖》。事實上,這兩幅地圖是使用相同的木版所印製。在第二講「倫敦:從世界繪製中國」中,卜教授將利用同一張地圖述說當時歐洲如何認識中國。透過這兩講,將有助於思考地圖如何在不同歷史時空脈絡中,發展、影響並形塑中國與歐洲人們所認知的世界。
來到臺灣後,卜教授考證發現曹君義的《天下九邊分野人跡路程全圖》並非藏於臺北的國家圖書館,而是藏於北京的國家圖書館。該地圖印製於 1644 年的南京,由七塊版木共同印成。在地圖上,可以見到符合傳統中國天圓地方的世界觀,在地圖四方繪有雲的裝飾圖像;同時,也可以見到萬里長城與黃河。他強調該地圖不僅是中國的地圖,也混入了歐洲地圖的元素,例如地圖上可見緯度的繪製。地圖的標題宣稱這是「天下」圖,「天下」除了指涉明代的疆域外,有時「天下」也有「世界」的意思。在地圖標題上亦可見到「九邊」,這也是傳統中國地圖常見的用語。值得注意的是,地圖標題上的「分野、人跡、路程」,事實上都沒有出現在地圖上。卜教授推測這可能是當時販售地圖的商業宣傳用語。另外,地圖的標題「全圖」也意味著這是一種新的地圖,有別於過去傳統中國既有的地圖。
關於中國與世界的製圖,1644 年所印製的地圖並非中國第一幅世界地圖,但這是第一幅將世界繪製為球體的地圖。過去中國有「華夷圖」的繪製傳統,在地圖上標示著中國的內與外,將華夏繪製在地圖中間,地圖的外緣則是夷狄。此外,「華夷圖」也包含著朝鮮半島、南亞印度在內,在過去的華夷圖上,經常可見許多文字說明,顯然中國的繪圖師更擅長用文字描述他們所處的世界。
在十六世紀,羅洪先的《廣輿圖》與《輿地總圖》中,展示著明代人們對於中國地理空間的想像。在他的地圖中,包含了部分中國之外的世界,但基本上還是國家的地圖。1644 年曹君義的地圖基本上延續這個脈絡,但也可以見到其他外來因素的影響(波斯、阿拉伯)。甚至在朝鮮《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中,也可以見到曹君義地圖對該地圖可能造成的影響。
十六世紀之後,阿拉伯、波斯繪製地圖的傳統衰微,相較之下,歐洲地圖的重要性則不斷提升。第一批接觸到歐洲地圖的中國人,推測是居住在港市(例如澳門、馬尼拉)的人們,但他們的身影不在史料的記載中。利瑪竇是史料紀錄上最早和中國知識分子接觸的耶穌會教士。當利瑪竇來到中國後,他感受到需要利用地圖向中國人說明自己的國家與信仰的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利瑪竇選擇用 Abraham Ortelius (1527 - 1598) 的 Theatrum Orbis Terrarum (Map of the Sphere of the Earth, 1570) 展示給中國觀眾。此外,利瑪竇調整了地圖上亞洲的位置,把中國從邊緣移向了中心,最後製成了《輿地山海全圖》。「輿地」意指「世界」,而「山海」意指大陸及海洋。
利瑪竇在南京製作了第二版的地圖(現已不存),之後他前往北京製作了新的第三版地圖《坤輿萬國全圖》,該圖相當巨大(168 × 372 公分),是南京版本的兩倍大。這份地圖在當時大量翻印。在地圖的序言中,強調羅洪先的地圖並不精確,同時羅洪先太依賴過去文獻的記載,而非他個人實際的旅行經驗。這也許是當時利瑪竇地圖十分受到重視的原因。明代的知識分子認為利瑪竇的地圖有助於他們理解當時外在世界的變化,同時也反映出他們內心對於所處國家與外在世界變化的焦慮。
在十七世紀,南京是中國主要的印刷中心,同時也是當時重要的政治、知識文化重鎮。由於利瑪竇的地圖在南京不斷地被重製,中國的製圖學因而出現轉變。在利瑪竇的第一版地圖當中,他已經使用過「全圖」的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坤輿萬國全圖》是「萬國」第一次出現在地圖的名稱上,「坤輿」指的是「地球」,「萬國」則是中國傳統的詞彙,但利瑪竇把此一概念使用在地圖上,說明在中國之外還有許多國家存在。
事實上,利瑪竇希望他所繪製的地圖在中國廣泛流通。最早受到利瑪竇地圖影響的是梁輈《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跡》,該圖由十四塊版木印成,尺寸為 175 × 132 公分,此圖之後也成為中國地圖的標準樣式。他的地圖包含相當多的資訊,例如地圖中出現了海洋、北極等。在地圖的文字說明中,梁輈提到這些知識來自歐洲人士(利瑪竇)的地圖。梁輈《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跡》的優勢在於使用傳統中國地圖的形制,但加入了歐洲地圖的知識,並採用中國士人傾向接受的方式,以此來表現當時最先進的知識。
然而,《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跡》的紀年可能有問題。假如此地圖繪製於 1593 年,那麼當時利瑪竇的地圖尚未問世,南京民眾無法得知他的地圖知識,因此,卜教授推測這幅地圖的紀年不可能早於 1602 年。最有可能的情況是,《乾坤萬國全圖古今人物事跡》為一幅印製於南京的盜版地圖。特別的是,在地圖左下角刻有「不許翻刻」的字樣,這個位置原本應該有其他的文字,但在翻刻時卻被挖除並填上此字樣。
現藏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的季名臺《九州分野輿圖古今人物事跡》(1643) 與藏於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的季明臺(「明」字原圖如此)《皇明分野輿圖古今人物事跡》(1643),兩圖都與梁輈的地圖相似。透過地圖之間的比較,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所藏的地圖品質較佳,可能是比較原始的版本。藏於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的地圖可能是在明代滅亡後印製的。在牌記中,可以見到刪除崇禎年號的現象,甚至連作者名字中的「明」字都遭刪改,這可能反映當時社會對地圖實際使用的接受情況。由於在明末清初時期,人們無法印製新地圖,但又無法繼續使用明代的地圖,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只好在舊地圖的基礎上進行調整。
在清代建國後的第一幅地圖是王君甫《天下九邊萬國人跡路程全圖》(1663),這幅地圖幾乎可說是曹君義地圖的複製品。此地圖後來也傳入日本並復刻刊行(梅村彌白重梓)。之後則有呂君翰《歷代分野地圖古今人物事跡》(1679),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藏有日本江戶時代宮川長春復刻的版本。卜教授推測這些地圖署名中的「君」字可能不是巧合,「王君甫」、「呂君翰」可能都是假名,出現於曹君義地圖盜版的過程中。
在清代,出現了許多「全圖」。這些地圖融合了此前地圖的樣式,保留了北極、海洋,但卻不是那麼精確。值得注意的是,在清代以後,取代「萬國全圖」的是《大清萬年一統地理全圖》。為了符合清政權的政治正確,「萬國」被改為「萬年」,統一帝國的地圖更加著重於帝國新疆土在地圖中的表現。
在十九世紀的中國,地圖出現了新的轉向。例如馬俊良《京板天文全圖》傳到法國後,在巴黎重新印製。但同樣的地圖,在歐洲卻被翻譯為「中國地圖」。換言之,中國所謂的「世界地圖」,在當時歐洲人們眼中,不過就只是「中國地圖」。在過去,利瑪竇繪製地圖的目的是為了讓中國人認識「世界」,但這個脈絡下所繪製的地圖,傳到歐洲卻成為歐洲人們認識「中國」的途徑。正如同歐洲的地圖在中國取得權威性,中國的地圖傳入歐洲後也取得正當性,成為歐洲人們認識中國的重要媒介。
講座結束後,開放與會學者提問與討論。關於中國地圖上「王君甫」、「呂君翰」的姓名,清華大學歷史所馬雅貞教授指出他們都是實際出現於蘇州出版刊刻中的人名,卜教授感謝馬教授分享寶貴的資訊。中研院近史所賴毓芝教授詢問《坤輿萬國全圖》中的「全圖」意指為何?卜教授認為地圖的標題是一種宣稱。事實上,地圖中的「人跡」、「路程」都沒有實際出現在地圖的資訊中。因此,他認為這只是廣告用詞,以吸引讀者購買這些地圖。另外,「全圖」在十七世紀的中國地圖應該指的是「世界」。
臺灣大學歷史系長谷川正人教授好奇當時中國人們對於地圖的需求為何?哪些人會受到廣告吸引而購買地圖?卜教授回應,這是一個很好但同時也很難回答的社會史課題。有些地圖應該有實際用途,例如用來規劃城市;但也有些地圖可能只是掛在牆上,沒辦法用於實際旅遊,而是用來想像世界。他想要強調的是,當時地圖販售於一個限制旅遊的國度,人們可能透過地圖來認識與想像世界。在當時的社會中,應該有一種世界正在改變的氛圍,因此吸引知識分子透過地圖來認識世界的改變。
臺大歷史系呂紹理教授提問該如何認識中國地圖上的「九州」、「九邊」的概念?卜教授認為「九州」是傳統中國的知識概念,但「九邊」不是。「九邊」或許是一個創造出來替代九州的詞彙。在當時,九州在政治上可能會有問題,因為不包含滿洲地區。或許,可以猜想曹君義可能意識到當時邊境的狀況,認為九邊是一個足夠打動讀者的標題。
在曹君義的地圖上繪有海洋,可能是當時地圖繪製的一項重大改變。故另一個提問是,卜教授曾否將此地圖和中國的海圖進行比較研究?卜教授表示海圖傾向著重特定的區域,而不太描繪整個世界。事實上,談到海洋很少談及整個世界。因此,「全圖」是畫著海洋包圍著整個世界,和區域性的海圖不太相同。另外,也應該要考慮當時佛教的世界想像,例如須彌山圖,在當時的中國、朝鮮都很流行,可以注意到須彌山圖的周遭都有海洋,這是一個十分值得繼續探討的課題。
至於近史所巫仁恕教授關於當時福建的地圖與南京的地圖有何不同的問題,卜教授認為十七世紀初的福建地圖和南京地圖其實有很多共同點,但目前還沒有辦法精細地檢視這些地圖。然而如果地圖標題名稱為「全覽」而非「全圖」,可能十分值得注意,他認為這樣的地圖應該還是維持「華夷圖」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