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海洋史工作坊:明末清初的東亞變局與亞洲海域」會議報導

 
時間: 2019 年 11 月 29 日(五)上午 9:30 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六)下午 12:10
地點: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第一會議室
撰寫人: 李聿康(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2019海洋史工作坊:明末清初的東亞變局與亞洲海域」會議報導
 

11 月 29 日
主題演講

主持人兼與談人:林滿紅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主講人:岸本美緒教授(日本東洋文庫研究員)
講 題:1571 年――敘述「歷史轉換期」的一個嘗試


 

  岸本教授於主題演講中著重介紹其參與編輯《歷史的轉換期》系列之《1571年:白銀大流通和國家統合》分冊。岸本教授表示,本書關涉目前學界進行中,「全球史」定義的議題。儘管本書未必在觀點上有所突破或是特別受日本讀者歡迎,但由於跨國的歷史敘述如何吸引讀者仍是日本歷史學者共同面對的問題,因此促使岸本教授介紹此書。

  「歷史的轉換期」是從「前瞻性的視角」展開討論的。從回顧性的視角來看,歷史的轉換期似乎井然有序,但此一觀點容易落入目的論的陷阱。相反地,歷史上的人們都與現在的人看待未來,同樣是在面臨未來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做出選擇。岸本教授認為,立基於此種人類多樣性經驗的轉換期,更能勾勒出生動而複雜的歷史圖像。

  本書可能面對的質疑之一是世界史的共時性問題。近現代時期的全球化姑且不論,上古、中古的人們如何可能意識到他們身處在一個相互影響的世界之中?岸本教授認為,雖然他們不可能意識到其他地區正在發生什麼事件,但仍可能受到同一世界發展動向影響,例如氣候以及疾病。而針對這些動向的反應之差別正是值得研究者玩味之處。岸本教授指出,儘管這些不同地區的人很難被視作「同時代人」,但他們確實存在於同一時間,這一點值得歷史學者深思。

  至於本書所說的世界史為何,岸本教授解釋,編者期待著者們透過個別具體事例的撰寫,劃出各事例擴散出的波紋及波紋間的激盪與影響,透過此一方式,呈現出一個時代的世界史圖像。此世界史並非固定框架,而是可以透過各個視角的對話呈現其生動面貌。

  岸本教授進一步透過書中六篇文章,試圖說明 1571 年做為歷史轉換期的意義。在此時間前後,歐亞大陸的兩端產生國家統合的現象,出現權力集中、富有向心力的國家。這些國家儘管各有特色,共通點是利用當時產生的白銀流動和全球性貿易聚集財力,產生一連串的大變動,譬如滿洲興起、日本統合、東南亞絕對主義國家興起、西班牙帝國黃金時代等等。而西亞和南亞的奧斯曼帝國、薩法維王朝以及蒙兀兒帝國在此時期受貿易熱潮的影響較淺,三個帝國都對貿易施以一定程度的管理,但也沒有強硬干涉,三者迴避了海上帶來的強烈威脅,同時能緩慢地引進貿易的利益。

  岸本教授總結,海洋史的視角同時也可以用於觀看海洋活動對陸上社會的影響。透過此一視角,各個地區的歷史會呈現相互關連而各有特色的新面貌。

 

第一場

主持人兼與談人:賴毓芝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表人:陳宗仁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論 題:十七世紀東亞地圖的構成──以 Selden Map 與 1651 年耶穌會地圖為例
發表人:沈玉慧教授(國立中興大學歷史學系)
論 題:清琉之文化交流活動及其網絡──以冊使從客為例

 

 

  陳宗仁教授希望修正過往 Robert Batchelor 與卜正民 (Timothy Brook) 對 Selden Map 的研究。兩位學者皆認為這幅十七世紀東亞地圖是透過整理中國人的航海知識、以極座標系統繪製而成的精確地圖。陳教授指出極座標系統要繪製 Selden Map 的精確海岸線是很困難的。透過不同區域各自地圖與 Selden Map 的比較,陳教授認為這種當時的「世界」地圖更可能是透過拼裝不同地圖的手法繪製而成。這種整合不同地圖為一張世界地圖的手法在東亞已使用幾百年。1651 年耶穌會士地圖亦採用類似手法繪製。陳教授最後提出,當時東亞最有可能獲取如此不同來源的地理知識的人,一為耶穌會士,另一則是唐人。

  沈玉慧教授認為,冊封使節與其從客在琉球的文化交流活動,是構建清、琉、薩摩文化交流網絡中的重要基礎。然目前研究和史料整理著重在冊封使節,對於冊封使從客的掌握仍屬有限。沈教授希望透過整理近年出版的文獻以及從客在琉球留下的書畫作品,了解從客的名單及其在琉球的文化交流活動,並進而討論清朝與琉球交流途徑的建構方式。

  賴毓芝教授認為陳教授的研究取徑有藝術史研究的色彩。藝術史也相信一幅畫的繪成並非憑空而來,而是奠基於重組與修改過去的圖像「格套」而來,因此並沒有所謂「純粹」的「寫實」。「寫實」是一種文化上的 “match and making” 的成品,亦即,繪者先被教導了何為寫實的圖式,日後繪制寫實繪畫時,再以此一圖式,參酌外在所見,進行印合與修正。不過,寫實繪畫是否真的「寫實」,繪者與觀者所見到的外在世界無疑地才是最後的權威與仲裁者。而以 Selden Map 最受矚目的,其精確性與寫實性而言,既然製圖者不可能見到繪制區的全貌,他們如何抉擇過往的地圖以創造出此地圖的「真確感」,便成為重要的問題。賴教授並指出,陳教授選用「唐人」這個詞彙很有趣,因為這是日本脈絡下的詞彙。最後是地圖的定年問題,目前這幅地圖被推斷為繪製於十七世紀早期,而卜正民等人都認為這幅圖是「超越時代的先行者」;是否有可能產自其他年代?

  賴教授注意到沈教授文章所用圖畫多半為花鳥畫,這樣的選擇是否有特別意涵?其次,她認為一個使節團的規劃與選擇應視該使節團的任務而定,冊封使節團是如何選擇伴隨的從客?從客的員額是否真無定額?

  陳教授同意賴教授關於寫實是一種文化制約的看法,這是討論 Selden Map 很重要的觀念。製圖者如何選擇知識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耶穌會士的情況相對清楚,因為耶穌會士在十六、十七世紀的東亞到處都有據點,且蒐集資訊是他們的工作之一。至於「唐人」這一詞彙,並非只是日本脈絡下的研究用語,亦可以是福建、廣東海外移民的認同辭彙。地圖的作者可能是菲律賓的唐人。關於地圖的年代,該圖屬於晚期日用類書的一種,從圖上沒有臺灣來看,應該是完成於十七世紀早期。

  沈教授回應賴教授的討論,指出從李鼎元的記載來看,正使的從客是三人,副使是一人,但實際上的人數有許多彈性,原因需要更多討論。冊封使節團的目的是要建立一個穩定的關係,尤其是琉球在清朝的對外關係中扮演著象徵性的重要角色,而琉球與清朝的關係背後又有著薩摩藩的因素。因此冊封使節團的選擇要從這個角度考慮。

  賴教授回應本場次都涉及圖像的分析,而圖像的識讀性 (visual literacy) 是值得重視的。也就是說,圖像所傳達的含義雖較文字彈性,但並非能任意解讀,而是在圖像創作當下的時間和文化脈絡下有特定的意義。

 

第二場

主持人兼與談人:張彬村教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發表人:鄭維中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論 題:荷蘭東印度公司人員在中越邊境的水文調查 (1657-1661)
發表人:李毓中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歷史學研究所)
論 題:從馬尼拉轉口貿易談美洲白銀流向問題 (1620-1680):以 1681 年 Diego Antonio de Vigas 所寫報告為討論
發表人:Ryan Holroyd 博士(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人員)
論 題:The Structure of the Chinese Trading Network in Southeast Asia, 1684-1717

 

  鄭維中教授指出,本次水文調查的背景是荷蘭在 1657-1661 年試圖於中越一帶尋找能夠繞過澳門進行走私貿易的港口,而於 1660 年派遣船隻前往龍門港調查。鄭教授說明這一次調查活動的範圍及其成果,並總結調查活動受到衛匡國資料的強烈影響,然而衛匡國的地圖其實未能掌握當地海域,且遺漏了一片危險的淺灘海域,因此本次調查活動不算成功。

  李毓中教授述其使用材料主要有二。其一是 Diego Antonio de Vigas 所寫的報告,這份卷宗附有 1620-1680 年馬尼拉貿易會計檔案的抄本,記載船隻出發地、船長姓名及繳稅金額等項目。透過這個檔案,李教授認為能估算馬尼拉的白銀流往中國的下限。另外一份報告則是廣東的西班牙船難報告,將其與 Vigas 的報告比對,可以看到一艘從印度出發往馬尼拉的船最後前往澳門進行貿易。換言之,不僅會計檔案中出發地為中國的船隻會載運白銀到中國,絕大多數的船都導致白銀流向中國。

  Ryan Holroyd 博士探討從康熙帝於 1684 年解除海禁到第二次海禁的這段時間,中國商人於東南亞貿易結構的重整。由於康熙開海造成中國商人大量增加,原先的長崎、馬尼拉貿易市場無法容納如此眾多的參與者,導致中國商人在東南亞尋找新的市場。Holroyd 博士認為,中國商人聚集到幾個原先存在的次區域網路中心,如阿瑜陀耶、柔佛、馬神、巴達維亞等港口城市。

  主持人張彬村教授指出,十六世紀的亞洲處於一個混亂的狀態,到十七世紀則逐漸趨於穩定。在混亂與穩定的海域中都存在著一個中國商人的運作系統,即使是伊比利亞和荷蘭的商人都需要仰賴此系統。兩者到東亞都以「神、榮耀與黃金」為目的,只是前者是以傳教為核心目的,後者則以黃金為最重要的目標,因此運作的靈活性有所不同。

  與會者接續就諸多問題進行討論,如荷蘭人的水文調查與明鄭在南海的勢力;西班牙 Contaduría 檔案性質是否真能反映白銀的真實流向;就當時國際情勢下考慮澳門的動向,就會牽涉到清廷、鄭氏、西班牙及馬尼拉、荷蘭,乃至在澳門不歸國的日本天主教徒等多方互動;以及東南亞華商與阿瑜陀耶、巴達維亞政權是合作或競逐關係等。

第三場

主持人兼與談人:徐興慶教授(中國文化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兼校長)
發表人:程永超教授(日本名古屋大學高等研究院人文學研究科)
論 題:對馬藩宗家史料中的「唐兵亂」情報──以丁卯戰爭、丙子戰爭和清軍入關為中心
發表人:羅樂然教授(香港公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論 題:清初朝鮮使臣對中國海禁的認識與對應
發表人:葉少飛教授(雲南紅河學院)
論 題:「明香」與「北國」:明清之際越南華人的身分轉變


 

  程教授指出,雖然 Ronald P. Toby 和松尾晉一都曾對朝鮮―對馬―日本此一情報傳遞渠道做過深入探討,但探討時段集中在三藩之亂時期。程教授以丁卯戰爭、丙子戰爭以及清軍入關為例,討論此一渠道在三藩之亂前的特質,試圖對過往研究史作出補充。透過分析對馬藩宗家史料中關於這三事的記載,程教授整理出這個情報蒐集活動的常規模式,並指出此一渠道應始於 1637-1641 年間,並可透過幕府的老中與對馬守間的書信往來進行驗證。此外,對馬守除了透過朝鮮,也可以透過長崎和琉球等不同渠道獲取情報。

  羅教授討論朝鮮人對中國海禁的認識與因應策略,以及「大陸史觀」與「海洋史觀」的互動,並回應韓國史上朝鮮的「反海洋性問題」。透過分析朝鮮使臣、譯官蒐集的情報,以及南九萬 (1629-1711) 等官員在國內的海防倡議,羅教授指出,儘管朝鮮可能仍未鼓勵出海,但經濟、政治都受到十七、十八世紀海洋世界的變動影響,例如清朝解除海禁便衝擊朝鮮的經濟發展。此外,朝鮮人對於海洋世界的變動亦非一無所知,積極者如南九萬即希望朝鮮也能改變其社會以回應海洋世界的變局。當時有多少朝鮮人如此積極關注海洋世界的發展動向,尚待商榷。然而,透過海洋史視角重新審視朝鮮在大陸的活動,確實能發現一些過往較為忽視的朝鮮歷史面向。

  葉少飛教授論文由中國文化大學韓文系許怡齡教授代為宣讀。他認為明清之際的越南同時存在明遺民與清人兩種不同的華人群體。最初,明遺民在越南被稱為大明國人。隨著明朝覆滅、越南北方鄭主與南方阮主的政策改變,明遺民也必須因應時代。在南方,明遺民被阮主編戶為「明香社」,清人則被編為「清合社」。在北方鄭主的統轄範圍中,明遺民與清人則有可能選擇以「北國」合稱華人。葉教授特別指出,明人和清人本該還有「華夏」或「中國」的自稱可以使用,但因為越南亦在國內自稱中國,明遺民實際上是順應了越南當地的政治話語,不得不放棄了中國的自稱。

  人社中心劉序楓教授指出,程教授整理了很多有價值的史料,並且可進一步比對對馬藩從不同來源蒐集的關於同一事件的情報,從中討論不同情報源之下,情報的內容差異、細節多寡及訊息隱藏現象。針對羅教授的討論,劉教授懷疑,許多韓國使節、譯官蒐集海禁相關的情報,不一定就是對海洋感興趣或反對海禁,可能僅僅是蒐集或獨佔情報的手段。劉教授評論葉教授蒐集的碑文材料相當有意思,但指出碑文可能會因其性質而採用大明或北國的稱謂。比方說,捐給寺廟的可能使用大明,但紀念越南官員的則可能傾向使用北國,因此稱謂的選擇未必涉及越南華人本身的認同。

  與會學者亦針對越南編纂《大越史記全書》的文本性質、越南華人的認同、對馬藩的情報蒐集與操作等問題熱烈討論。最後,主持人徐興慶教授亦表示,他正主持一個朱舜水全集的編纂計畫,朱舜水曾在越南差點遭遇殺身之禍,如有可能,希望能將朱舜水在越南的相關史料也收入。

 

11 月 30 日

第四場

主持人兼與談人:陳慈玉教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發表人:彭浩教授(日本大阪市立大學經濟學研究科)
論 題:十七世紀東亞海域的通商票照
發表人:郭陽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
論 題:從黃土地到黑水洋──台防同知梁爾壽述論
發表人:劉序楓教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論 題:清康熙開海貿易後的中日關係──再論康熙帝的對日調查活動

 

  彭教授認為,保障安全以及利益收公是東亞統治者管理海上貿易的兩個主要目的,而「通商票照」(Trading Pass) 正是達成這兩個目的的重要手段。「通商票照」是各個政權發給海商的貿易許可證或身分證明文件。十七世紀的東亞,政治局勢不穩定,諸如日本、荷蘭東印度公司或鄭氏政權等政治力量都力圖透過票照的發行以掌控海上貿易的利益。此時的東亞海域出現了多種票照,目前仍缺乏系統性整理。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整理的《荷蘭商館長日記》中有很多有價值的記載。彭教授本次發表希望能初步整理關於這些票照的片段性記述。

  郭教授討論的是清朝官員第一次前往日本的歷史事件,即臺灣海防同知梁爾壽於康熙二十四年 (1685) 押送福建商船前往日本的旅程。關於此次旅程已有豐富的先行研究,但為何出身於陝西內陸的梁爾壽會被選拔擔任此次任務?郭教授從梁爾壽的家族與個人經歷回答此一問題。透過爬梳地方志,郭教授認為,梁爾壽本人深具商人色彩,不只出身於鹽商家庭,其任官經歷也經常運用經營手段,譬如在三藩之亂後負責重建地方等。康熙二十四年的臺灣也正面臨戰後需要資源重建地方的處境。或許正是梁爾壽這樣的「商人型官員」特質,使他被任命押送福建商船去日本。

  劉教授從兩幅清宮舊藏圖繪討論清日關係。第一幅為「海洋清晏圖」,原本已因日本 1923 年震災燒毀,僅存 1918 年展覽的黑白照片及一幅較為簡略的摹本。劉教授認為,這幅圖的繪製應該是康熙三十九年 (1700) 派人調查日本銅貿易的成果之一。另一幅圖則是「長崎貿易圖」,現藏臺北故宮。劉教授指出,第一幅圖重視地理、建築等全景的描繪,第二幅圖則重視長期的貿易活動以及唐館生活等,二圖有互補之處。劉教授最後指出,雖然關於十七世紀清日關係的研究已累積許多成果,但研究材料仍以日本的史料為主。中國的史料僅限於零散的實錄等文字記錄。此二圖一方面為圖像資料,另一方面均為中國人所繪,能稍彌補目前中日交流史上中方史料的不足。

  陳慈玉教授提問是否可將陸上的國際貿易、中國遠程貿易以及海洋貿易等三種貿易連結在一起討論?當時各地的文引或票照,是否處於漢字文化圈的影響範圍內?對於劉教授的研究,陳教授很好奇這些繪圖者如何取得繪圖所需的資訊?乃至進一步了解海洋商人如何培養海洋行商所需的知識?與會者亦針對中日貿易與通商票照的性質提問交流。劉教授同意陳教授的看法,海洋商人的知識累積是很重要的議題,可惜的是,中國的海洋商人只留下片段式的記載。因此目前中日的海商研究仍以日本的材料為主。

綜合討論

主持人:劉序楓教授(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岸本教授認為本次會議有很多難能可貴的地方,首先與會學者所寫的幾乎都是實證性的論文。其次,使用的史料具有高度多樣性:語言上包含日語、西班牙語、荷蘭語等,性質上則有地圖、文字史料、圖像等等。此外,此次主題「明末清初的東亞變局與亞洲海域」是當前許多學者都非常關切的議題,其中一個重大問題是如何理解東亞變局以及亞洲海域之間的關係。在此之下,值得延伸討論的方向有二:首先是在「華夷變態」的背景下,當時東亞的人們其自我認同如何轉變?其次則是當時海域治理的問題。張彬村教授認為十六世紀的亞洲海域相對於十七世紀是處於混亂的局面,岸本教授認為可能與清朝、日本等國相繼採用海禁或貿易管理的政策有關。

  諸位發表人亦表示,「華夷變態」受到很高的關注,但目前研究都集中在思想史層面,是否可以結合貿易和思想的角度,理解當時一般庶民的華夷觀?本次工作坊集結不同領域的學者分享交流研究成果,從而發現彼此間的交會之處,一同描繪出東亞海域活絡發展的圖像,往後甚至還可邀請研究中世、近世等不同時代的學者進行對話。

  最後,劉序楓教授總結,海洋史是海洋史研究室團隊於三十六年前就開始推廣的領域,但如同沈玉慧教授所提,臺灣目前的研究現況似乎日漸萎縮,對海洋史有興趣的學生也在減少。期盼未來能藉此鼓勵更多的新生代研究者投入這個具有潛力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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