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樂史教授演講「Suminokura, Caron and Yiguan, Three Bold Entrepreneurs and their Heritage」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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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樂史教授是一位具有宏觀眼界、貫通多國語言文化的歷史學者,此次演講主題不難讓人聯想到其著作《看得見的城市:全球史視野下的廣州、長崎與巴達維亞》(2015),比較東亞三個在歷史上重要「港口城市」,窺探東亞與全球的互動與連結。最近包教授再次挑戰全球史新視野,比較十七世紀東亞海域活躍的重要「人物」,以日本的角倉父子(角倉了以與素庵)、荷蘭的卡隆 (François Caron)和中國的一官(鄭芝龍)為代表,探索三者彼此間關聯,在東亞政局轉變之際各自的抉擇,以及其對重要歷史事件的影響。
十七世紀初,日本和中國政權發生重大轉變,影響了東亞海域的中國、日本商人,以及正試圖擴展東亞貿易的荷蘭東印度公司下一步的選擇。包教授藉由最具代表性的三地豪商進行比較,演講伊始,即開宗明義為此三者在關鍵時刻的抉擇做了精闢註解:角倉父子受限於國家制度,不得已被迫退出;鄭芝龍為了達成己身目的,利用中國的政治事件;卡隆身為荷蘭東印度公司代表,選擇站在全球化的最前線。
包教授雖以微觀的角度分別對三者事蹟進行描述,但最終目的還是希望將此三者納入全球史的脈絡中來理解與評估。一般全球史學者往往傾向於構想長時段的歷史過程,較少針對關鍵時刻或個人進行探討,認為要看到真實面貌的全球化過程,或許得通過數十個世紀、數十億人編織的巨網進行討論。不過,包教授認為在政治局勢轉變、衝突之際,身為歷史事件的重要人物,在心境搖擺下所做的決定,是否對於重要歷史事件及全球化過程造成影響,值得進一步探討。
首先,包教授提醒我們關注全球化 (Globalization) 的過程時,也不能忽視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 的影響力。一般所知的全球化過程,確實是數百年來商品貿易大量流通擴張的結果,且不斷地促進歐洲人理解世界其他社會和文化。相對的,五百多年前正當歐洲人積極海外擴張之際,中國和日本的政權體制,卻是成功地抵抗了西方的擴張與干涉,堅持了全球在地化的道路。1635 年日本德川幕府發布鎖國令,禁止日本商人出海,1641 年後僅允許日本與特定地點或對象進行貿易,如荷蘭人和中國商人限定在長崎進行貿易;朝鮮與對馬藩,以及琉球與薩摩藩持續對渡貿易往來。在日本鎖國政策下,到底留予角倉父子什麼樣的商業管道?荷蘭的卡隆面對日本鎖國政策,如何因應?明清政權交接之際,中國海禁政策的變化,讓鄭芝龍如何為其家族選擇下一步?三者之間有什麼樣的交集?面對政權轉變之際,他們對於國家政權的忠誠度又有何差異呢?
角倉了以 (1554-1614) 和角倉素庵 (1571-1632) 父子是十七世紀初日本重要的朱印船及京都商人,其家族與豐臣秀吉及德川家康關係密切。角倉家本姓「吉田氏」,是佐佐木氏的分家,後改姓「角倉」。祖先以藥商起家,了以的父親是一位著名的醫生,曾任前幕府將軍足利義治 (1521-1546) 的私人醫生,其中一子繼承衣缽,曾為豐臣秀吉服務,後來也成為德川家康的私人醫生。了以的父親因與扮演日本海外交流重要角色的天龍寺有密切關聯,開始涉入海外船運事業,曾經到訪中國兩次。了以在 1592 年首次獲得豐田秀吉朱印船許可,開啟海外的貿易事業,1604 年派船到安南的東京及惠安,其子素庵承繼其朱印船貿易。1614 至 1615 年,角倉家族協助德川家康在大阪戰役提供資金和軍需,剷除豐臣氏族的最後抵抗。角倉父子以朱印船貿易蓄積財富,後投入私財在京都的大堰川開鑿高瀨川,又受幕府之命開鑿富士川、天龍川等。素庵本身既是商人、儒者,晚年也致力於古活字印刷嵯峨本的刊行。他曾受教於著名的儒學者藤原惺窩,而藤原也是林羅山的老師,其「忠」的思想研究對於德川將軍有深刻的影響。角倉父子經營的朱印船貿易,曾經與荷蘭東印度公司有貿易往來,此事從清水寺的朱印船繪馬畫中亦可獲得印證;畫中角倉的朱印船裡出現的歐洲人,即為發現紐西蘭的荷蘭人 François Jacobsz Visser。隨著幕府 1635 年頒布鎖國令,角倉家族的朱印船貿易也隨之中斷。包教授認為角倉家族毅然決然配合幕府政策,應是與受到儒家「忠」之思想有關。
卡隆 (Francois Caron, 1600-1672) 出身於比利時布魯塞爾一個法國新教家庭,幼時隨父母逃難到荷蘭,年少時進入荷蘭東印度公司任職。1619 年被派往日本平戶商館,在當地娶妻生子,居住日本超過二十年。卡隆在平戶期間,曾與李旦有貿易往來。透過李旦,卡隆也認識了鄭芝龍。卡隆因其語言、社交能力在日蘭貿易協商中展露頭角,並曾協助調解納茨事件,讓中斷四年 (1628-1632) 的日蘭貿易再度恢復。1639 年卡隆擔任平戶商館長官期間,曾面臨一個巨大危機。當時平戶商館新造倉庫以 AD1639(西元 1639 年)作為建造紀年標示,引發幕府懷疑荷蘭人是否有傳教意圖。卡隆意識到他和公司人員處境危險,立即決定 將商館新建築拆除,順從幕府的命令,離開平戶,遷移至長崎出島。1641 年 2 月,卡隆帶著日本妻子和六個孩子離開日本,從此再也沒有返回日本。回到荷蘭後,他發表了有關日本狀態的報告,於 1643 年回到巴達維亞,擔任公司一系列重要職務,1644 年被任命為臺灣長官。1646 年 5 月 4 日,卡隆被召回巴達維亞任要職,地位僅次於總督 Cornelis van de Lijn。在巴達維亞期間,他運用過去的在臺經驗,與華商、華工合作,挖水圳、蔗糖業,也同步累積私人財富成為當地最大地主,不過他的行徑卻遭到巴達維亞公司人員控訴,1652 年他結束了亞洲的事業後再度返回荷蘭。1661 年荷蘭東印度公司面臨鄭成功攻臺事件,再度請他協助,但並未提供適當職位,讓他備感羞辱而拒絕。1666 年,在法國財政大臣 Jean Baptiste Colbert 力薦下,卡隆開始為法國東印度公司服務,致力拓展法國在馬達加斯加與印度等地的殖民貿易活動。1672 年,卡隆又再度面臨一個困難的抉擇,那就是當英法聯軍對抗荷蘭之際,該支持法國還是荷蘭?包教授認為,卡隆或許沒有真正忠誠於荷蘭東印度公司,但他亦不想背叛荷蘭,最後選擇退休。為了避免回到法國處境尷尬,他搭乘了簡陋的船隻前往葡萄牙里斯本,不過卻在途中不幸遇船難身亡,在東亞累積的財富也付之一炬。
第三個關鍵人物是鄭芝龍 (1596 前後 -1661),包教授客氣的表示,大家對他的事蹟頗為了解,故沒有作太多細節描述,直接討論於 1644 年滿清入主中原時的抉擇。鄭芝龍與滿清進行秘密談判後,最後選擇背棄大明。諷刺的是,鄭芝龍的抉擇影響了鄭成功及其親族後續的抗爭。包教授認為這是因為鄭氏集團即使失去了領導人,他們龐大的貿易網絡和武裝部隊仍然完好無損。鄭成功作為繼任者,和他的親族們繼續反抗清朝多年,甚至在 1662 年初將荷蘭人驅逐臺灣,此歷史事件對東亞海域影響深遠。
對於重要人物在關節時刻的抉擇,包教授認為三者大致上皆都得面對「忠誠」的問題。角倉父子在德川幕府鞏固政權的關鍵時期,必須放棄自己的利益選擇忠誠。卡隆則與角倉相反,他在某種意義上是三人中最「現代」的人,他以自己的能力爬到高位,荷蘭東印度公司需要他時提供優渥的條件,一旦利用價值降低,卡隆便失勢,他也不得不為自己的前程著想,最後選擇到法國東印度公司工作。但忠誠在卡隆的心中並不一定絕對,而是搖擺,也並非完全受制於利益。當荷蘭與法國作戰時,卡隆也不想背叛荷蘭,才會選擇離開法國陣營。鄭芝龍選擇背叛大明,在近代被視為賣國賊;然而,鄭芝龍的抉擇或許只是在試圖挽救自己的宗族利益。遺憾的是,他的兒子按照儒家的原則接受了適當的教育,卻覺得他父親背叛了明朝;不過,鄭芝龍的才幹或許是優於鄭成功的,因鄭成功身旁有許多人協助,而鄭芝龍才是真正的開創者。
包教授認為三者之中,真正對於歷史事件持續具有影響力的可能是鄭芝龍。他選擇背叛,雖然並不一定有用,但是他的兒子、親族持續反抗,讓歷史事件擴大延伸,其遺緒甚至延續至今。至於卡隆,除了歷史研究學者外,大多數人已經遺忘。而角倉父子為德川幕府鞏固政權,犧牲商業利益、展現忠誠,但卻沒有受到太多注目;其留給後世的印象,可能遠不如他們在京都高瀨川運河和京都佐賀地區留下的公共工程建設遺跡,以及素庵的嵯峨本活字本印刷事業。
演講結束後,與會學者對「忠誠」這一議題也提出一些感想和看法。鄭維中教授認為角倉父子對日本幕府忠誠,但是鄭芝龍、卡隆則稱不上。黃富三教授認為,在十七世紀的歐洲社會,卡隆並不一定需要對荷蘭表示忠誠。包教授認為,卡隆雖然最後對荷蘭東印度公司不忠誠,但是在 1639 年決定拆除新建平戶商館建築,卻是奠定荷蘭東印度公司日後留在日本的重要關鍵,亦不可忽視。總的來說,角倉父子特別之處在於歷史關鍵時刻選擇放棄利益,展現忠誠。卡隆雖然最後背棄荷蘭東印度公司,但在日本商館任職期間,所做的決定卻影響了日蘭貿易日後的發展。鄭芝龍在 1644 年選擇背棄大明投向滿清,其子及親族決定反清復明,攻占臺灣,深遠影響了臺灣和東亞的歷史。十七世紀的東亞海域,是一個無法預期、變動性大的環境。這些事件的關鍵人物,當時可能並不知道其抉擇會創造出什麼樣的歷史,三者雖然分屬不同國家,但從貿易的角度而言,彼此之直接、間接都有許多連結和共通性,三者可說是共同在創造歷史。包教授也提醒,如果能夠跨越政治、國族的藩籬,或許可以讓我們更接近並理解全球史的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