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田昌司教授演講「電報、電話與晚清民初的語言文學」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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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演講為 2019 年臺大中文系「潘寶霞女士講座」系列演講首場,主講人平田昌司教授曾任日本國立京都大學文學院院長,現為京都大學文學研究科教授,專長為中國近代學術史、聲韻學史乃至語言學,涉獵廣泛而深入。
平田教授以電話與電報為焦點,觀察晚清民初的語言、文化和文學現象。演講分為五個部分:自電報的傳入與洋人眼裡的中文談起,接著述及墨信與電報在晚清的分工模式後,進一步考察「電話」於該時期文學作品中扮演的角色與象徵意義,再分析電話出現引發的「語言問題」(包含口音、語言暴力等),最後以「電報生─電話生」職業的性別化現象作結,帶領聽眾進行一場視角獨特的晚清社會史概觀。
1889 年,英國一份報紙向讀者介紹「電報在中國」問題時,便討論到非拼音文字的中文使用者該如何發電報的問題,甚至討論到「讓中國人學英文以便打電報」的解方。實際上,在 1874 年(一說 1871 年)法國人威基謁 (S. A. Viguier) 便以《電報新書》解決了這個問題,他透過四位數字將中文字進行編碼,即「中文電碼」,讓發送中文電報變得可能。1881 年鄭觀應寫成《中國電報新編》,清朝於同年啓用了津滬電路。平田教授引張文洋〈晚清電報的語法:漢字電碼本的設計與應用〉所述:「電報進入中國,最初只是一種技術與方法的轉移,但逐步引起中國文字、文化甚至政治、社會的調適與改變。」從中文的電碼化,到如何降低收發成本,以至於電報保密問題,甚至中央與地方對「電碼統一」的不同態度,都成了晚清值得研究的社會現象。
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當電報加入傳遞訊息的方法後,傳統的「墨信」和新晉的「電報」又是怎麼分工的呢?平田教授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為例,指出由於電報昂貴,且按字計價,包含親人重病在內的急事,普遍還是透過信件通知,僅少數官員等貴人使用電報傳遞短訊,但詳細情況仍依靠郵寄。另外,一般人家裡沒有《電報新編》之類電碼本,也造成閱讀電報的不易。
平田教授接著回溯晚清關於電話的記載。1877 年 9 月清國駐英國公使館譯員張德彝、張斯枸首次目睹「電線傳聲器(太立風,telephone)」,驚嘆而云「聲如對面,歴歴可聽」,但清朝政府還不肯引進這套西方最新技術。二十二年後,盛宣懷則大力推崇電話的重要性,並強調相對於電報,使用電話沒有識字的要求,「無智愚長幼之別,無學習譯錄之難。」在孫寶瑄日記中,便留下了與友人邵季英唱和,「以電話傳詩」且「不差一字」的紀錄。平田教授特別強調,過去書寫只能透過文字傳遞至遠處,但電話使得文字轉譯而成的聲音,可以跳躍空間,與接受方共享「當下」,共享今日新作的詩歌,這也是二十世紀初年才出現的情況。
然而,平田教授以為透過電話代替紙張的意義還不特別大,真正深刻的轉變發生在小說中。1913 年上海刊載諷刺作品〈時事小說 打電話(全用京話)〉,是全用白話的「電話體」小說,以男性政客的虛擬電話對談為架構鋪展內容。接著就出現由女方打給男方的故事設置,使得異性的聲音穿越重幃深深,漸漸瓦解傳統的「男女之防」、「內外有別」,進一步成為小說的關鍵情節。如 1914 年劍氣所寫的〈言情小説 電話因縁〉,便以電話生「接錯其線」敷演一名滬中名妓與少年的會晤。包天笑於同年發表的〈言情小說 電話〉,透過從良的女主角蕊雲之口,指出「電話」的重要特徵:「我幼不讀書,長未屬文,此生薄福,與翰墨無緣。目睹白紙烏文,奚辨甲乙?即君欲藉文字與我通音問,其如我之頑鈍何!」過去,不識字的女性難以與家庭以外的人聯絡,電話的普及,則打破了這樣的情況。
另外,1917 年在《小鐸》發表的〈自由女子打電話:一縷柔絲情萬種,海棠枝上晚鶯啼〉,則描述敘事者看見一名「年約二九,衣飾頗時髦,而貌僅中姿」的少女,至旅館借電話撥給某位男性,「聆其所云,使人不能無猜」。以上三篇作品,都是女性給男性打電話(也許投射了當年男性的慾望或期待),且女主角都被設定了特殊身分,即便不是妓女或從良的妓女,所謂「自由女子」,事實上也被賦予「危險」或「不道德」的暗示。因此,胡適 1919 年發表的《遊戲的喜劇 終身大事》,便別具歷史意義。在這部戲劇作品中,電話是由男性打給一名接受新式高等教育的良家婦女,並且是打到女性的工作單位去,相較於前面的作品,男性首次被賦予了打電話的「主動性」。
平田教授認為,胡適的留美經驗造成上述對打電話的態度差異。參照胡適日記中提及與美國女友韋蓮司通電的紀錄,可知對他而言,和女性乃至女友通電話並無禁忌,胡適和上海小說家對男女通電的看法,顯然有相當區別。此外,由於電話的出現,使得《鶯鶯傳》以來情愛小說中重要的「紅娘」角色,失去了立足之地。
其後,平田教授回到電話引發的社會現象,以「司機生(即接線生)」的工作情形,討論電話帶來的三個語言問題:語言暴力、口音,以及移動。1911 年 3 月,北京創設電話局,1912 年其在北京市内客戶約 2,500 戶,據童世亨〈北京電話局參觀記〉所述:「司機生每席約管百餘號,其一日間呼數每機約得十次左右。最繁則在午飯與晚飯之頃……偶逢晚間電燈光滅時,電話交換立刻繁忙。以裝電燈之家皆欲凴電話以向電燈公司詰問故也。司機生則東局有五十人,南局有四十五人。」至 1917 年,北京市内客戶數量上升至 5,000 戶,司機生的工作壓力可想而知,更難免在接線過程中與客人發生衝突。
據當時在京洋人的紀錄,北京的電話服務有三大問題:司機生嫌煩不接線、日本人有竊聽電話的嫌疑(當時電話局由日本人參與)、司機生語言粗暴不堪。翻查 1914 年的〈歸綏電話局司機生章程〉,確實能看到管理方對此的特別規範,如第六條「司機生與用戶問答,須聲調和平,語句清楚,以免錯誤。」第十一條「遇有兩戶談話之際,既經叫來,司機生不得隨意搬閘偷聽談話。」在 1917 年〈北京電話局上年十二月份懲罰司機生姓名單〉上,也可以發現以下懲處原因:「對答用戶語欠和平;與用戶爭辯;接綫連次錯誤;以佔綫搪塞用戶;接綫錯誤並對答用戶失實;應答聲音較低」等。當然,對於客戶的批評,電話局也自有一套辯護的說詞,如 1917 年《電氣協會雜誌》19 期〈北京電話局内容說明書〉即謂:「交換忙時,司機生用語必求簡單,以致難期週到。」「北京五方雜處,語言不甚統一,以致時生誤會。」「中國週旋語言過長,且於習俗上多不慣用。」「用戶互相談話時,不准挿言竊聽。違者重究。」「凡遇用戶要號至『一、七』、『四、十』,音最易錯誤,宜格外注意。」另外,司機生的職涯,大大受限於口音與移動兩大因素。由於各地口音差異,司機生不易至他處電話局任職,且局方也傾向於聘用遷徙可能性較低的職員,基於以上考量,「聘用女性司機生」的爭論,也逐步浮上檯面。比如,〈交通研究會第三次報告:電話局現在應否卽行改用女司機生〉謂:
就服務上言之,女子聲帶狹,音銳而悅人耳。即發聲稍欠和平及有誤接爭論等處,用戶或能原之。……謂……電話生程度較高,募集似難。不知今日貧女攻書者日多,苟電話局招考,志願赴考者必不乏人。且電話生非電報生比,但能耳聰目明、手腦靈敏、口齒清楚,條件已備。固無庸具有高深之學問也。謂電話生須與用戶直接談話,用女生難保無輕薄子弟假電話以供調笑,未免於風紀有碍,且局中管理上亦多困難。不知試辦之初此種情形容或有之。苟處置得宜,半年三月後不禁自止。觀無錫局之數載,未聞有何等流弊自知。
過去,女性當然是比較不容易遷移的一群人,但在此更引人注目的,是在主事者的邏輯中,明顯存在這樣的對立:「男性/電報生/字 vs女性/電話生/音」,女性適於從事接線工作的主要前提,在她們「依賴聲音」,而管電報則需要識字,從電報生與電話生的性別分工現象,我們也可以發現電話的出現,和民初女子教育、就業文化,以及環繞於性別的「語言問題」有所關連。
平田教授如此總結:清末中國的許多文化主張與政治現象,包含我們耳熟能詳的「中文拼音化」、「推行官話」,皆與電話及電報的出現密切相關,在電碼問題上,尤其體現了中央與地方的對立──中央力主統一,可地方企圖保密,故多使用各自的電碼,更發生中央政府屢次修訂電碼表,但地方經常沒有收到最新版本,導致無法解讀中央來訊的情形。此外,關於「文字/聲音」孰先孰後、傳統內外之別的瓦解、個人的職業束縛、新的語言問題、性別和教育程度的問題等等,也都可從中管窺一斑,電話、電報與近代中國文學、文化及社會史的關聯,可說還有許多有待探究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