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田昌司教授演講「文化制度與漢語發展」座談會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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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座談為 2019 年臺大中文系「潘寶霞女士講座」系列演講第三場,採對談形式。平田昌司教授先以其 2016 年出版的《文化制度和漢語史》為中心,進行一小時的演講後,再與張麗麗教授及劉正忠教授交流。
平田教授追溯他於 1973 年進入京都大學求學,在尾崎雄二郎先生的指導下奠定漢語基礎。戰前,尾崎先生曾在以「大調查旅行」聞名的「中國通」培育學校——上海東亞同文書院就讀。趙元任先生 1959 年至臺大講學之際,趁便訪問京都大學三個月的期間,尾崎先生是當時京都大學年輕一代學者裡少數能講中文者,經常與其交流。
由於京大並未開設相關課程,平田教授沒有正式修習過聲韻學,但因為喜歡尾崎先生,對其專長的聲韻學感興趣。當時,尾崎先生要他別看教科書跟學術著作,直接閱讀《廣韻》跟《韻鏡》,「你每天翻,總有一兩個新發現。」平田教授笑稱這是「學術暴力」,由於掙扎一段時間一無所得,最後只好帶著內疚的心情,偷偷看了些概論。他參考的著作包含平山久雄先生的名篇〈中古漢語の音韻〉,以及有坂秀世先生在日本漢語聲韻學研究的黃金年代(二十世紀三零年代)寫成的《國語音韻史の研究 增補新版》。有坂秀世的研究主要是日語,但他認為要了解日語音韻必須兼通漢語,發表了好幾篇極其精彩的漢語聲韻學論文。平田教授指出,即便其中部分觀點已被推翻,有坂的著作還是很值得重視。
話雖如此,平田教授現在依然認為精讀一手材料是做研究的第一要務。他介紹自己在大學和研究所曾仔細精讀、點斷過的書,包含以下幾本:一、陳澧《切韻攷》;二、段玉裁《六書音均表》;三、高本漢《中國音韻學研究》漢譯本;四、李榮《切韵音系》(1956 年新一版)與《刊謬補缺切韻》;五、戴震〈答段若膺論韵〉等論韻文;六、江有誥《音學辨微》;七、王國維《觀堂集林》中論韻文;八、顧炎武《音論》。
其中《六書音均表》韻分十七部的說法雖已被修正,但段玉裁對韻部的拆合及其具體論據,至今仍然很具學習價值。另外,將李榮《切韵音系》與宋跋本《刊謬補缺切韻》逐條對讀,對理解《切韻》有很大幫助。
中國方言部分,由於政治因素,平田教授求學時接觸不到中國人,臺灣人也不多。其現代方言學知識多來自東京外國語大學的橋本萬太郎先生以及他所介紹的海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如羅杰瑞 (Jerry Lee Norman) 先生等人。另外,碩士時期曾和中國開放後訪日的李榮先生交流,在漢語的統一與多樣性問題上,平田教授向他學習不少。之後,平田教授曾在南京大學進修兩年,由於喜歡徽派學人,如江永、戴震等人的著作,因此進行了徽州方言的調查與研究,後來主編《徽州方言研究》。日本方面,賀登崧先生與當時在東京大學讀博士的岩田禮先生對中國的語言地理學頗有貢獻,平田教授也受到他們的影響。
如果將中國地圖與歐洲地圖相疊,會發現現代中國的版圖幾乎橫跨東西歐與地中海,是非常大的文化圈,更是非常複雜的語言圈。根據方言分布圖,官話區橫跨東北到西南(好比北美英語圈,其下還包含各地英語方言),東南地區方言則相對複雜。平田教授談到,中國的方言分布圖,彷彿把歐洲西部跟北美合在一起。但由於各地都使用漢字,外國人學中文,往往看不到這樣的語言底層──漢字有如一片純白的瑞雪,覆蓋了語言的複雜性,但在白雪之下的,有水田,也有池塘,因此,研究中國語言、文學、文化的時候,一方面必須關注漢字的統一,另一方面則要意識到方言的紛雜多樣。
基於此,平田教授開始思考:若要同時考慮這兩方面,或許可以研究「語言制度」。聲韻學者一般重視語音演變,但他想走相反的路,探究如何統一全國的語言,並保持不變。
平田教授認為,科舉制度是中國語言制度最核心的前提。這讓所有人遵守一樣的音韻,透過科舉制度令漢語達成統一的局面。作為《文化制度和漢語史》前身的「唐宋官韻史略」計畫,就是在研究音韻的「不變」,也就是一般聲韻學家認為沒有價值的東西。這個計畫從謝靈運《十四音訓叙》的學術起源著手,研究了律詩、律賦的韻律問題,及規則的形成。其次,平田教授原想研究梵文與中國音韻的關係,但難度太高,他提到,當年發表的階段性成果中頗有訛誤。
接著平田教授開始研究《切韻》,並參看唐代的應試詩賦──既然通過科舉考試,其押韻必定是正確的,那麼即可從中看出聲韻規範不變的一面。這個計畫的另兩個部分,是《廣韻》與《集韻》研究,以及《禮部韻略》研究。這個始於 1980 年代末的計畫,直到 2016 年才終於以《文化制度和漢語史》面世。
本書最關鍵的問題意識在於,科舉制度全靠一部「官韻」管理全國文人,各官定韻書的小韻及收字或有變化,但若不論收字太少的韻部與難以入詩的韻字,直到清朝的《佩文詩韻》,可說基本都保持著《切韻》的分韻格局。
然而,中國方言音系分歧不小,對讀書人而言,官韻必須另外記誦;且時下各國語言教學皆以國音讀字,但在二十世紀前的情況並非如此。比如趙元任在〈我的語言自傳〉便提到,由於讀字須依靠原籍方言,家裡還特地從常州聘請了啟蒙老師至河北。事實上,以國音而非方言讀字,是近一千年語言生活史上重要的轉變,在中國大陸,約發生於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據平田教授的調查,山區晚至五零年代,甚至現在一些中國方言學家,也表示他們年輕時用方言認字。
既然如此,方言各異的考生使用同一部官韻,必定會遇到困難。如李涪《刊誤》中著名的「切韻」條,站在首都「正音」的立場,談到全濁音上去合併問題,並批評《切韻》分部未確。當然,他並未考慮語音演變,逕稱《切韻》是南人吳音,這並不正確。但平田教授研究科舉試卷時發現,李涪指出的問題都發生在乾符三年進士的律賦考核中,因為律詩押平聲韻,只有律賦用到四聲做韻字,才會涉及上去聲合併問題,李涪認為官定韻書不符合首都正音,且對南方人有利,有失公允。事實上,在北方方言失去入聲後,背誦入聲韻變得比較困難,從唐代以降,此爭議都持續存在。
回到三年前出版的《文化制度和漢語史》,本書從《切韻》開始直到文革時代,梳理了制度統一性如何控制全國方言的歷史。第一章講「閱讀韻書」,第二章則是與科舉試卷對讀,平田教授指出,韻書不是用來「查」,而是用來「讀」的。第三章討論北宋初年頒行《廣韻》,三十年後卻又頒行《集韻》,對讀二書後,發現《集韻》刪去《廣韻》很多註釋,卻故意保留來自《經典釋文》或《漢書注》等經典的註釋或又音。平田教授因此判斷,《廣韻》或是在北宋國初疲弊時,不得不繼承唐代系統的韻書,而《集韻》則是在北宋文化中成長的新一代所編,有特定經學背景的韻書。第四章討論唐宋科舉制度轉變,即廢除律詩、律賦環節,是否與當時語音轉變有關?第五章的主題,是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社會影響力最大,卻長期被漢語聲韻學、歷史研究忽略的《禮部韻略》,本書的變化不僅受每代出版條件的影響,更與第六章提到的,宋元明江南儒學的「中原雅音」意識有關。第七章與第一章關係密切,第八章談到明代對下層「吏員」相當重要、但較少被用以作詩的《洪武正韻》,平田教授對此提出了一些猜想。其後至十二章討論清代,十三章談語言制度怎樣控制中國文學──從這個問題,可以延伸到二十世紀二零年代的文學革命,包含讀字、識字的屬於「眼睛」的文學革命,以及戲劇語言、廣播語言等屬於「耳朵」的文學革命。
在終章,討論失陷汴洛後的「雅音」想像。中國歷史上換代頻繁,自認繼承「文化正統」的政權,常被擠落至「邊緣」。以南宋為例,南宋抱有自己使用「雅音」的意識,但出生在高宗以後的人並不知道北方民眾跟上層社會如何說話,且當年語言學習只能依靠口耳相傳,在這樣的情況下,要維繫「統一的語言傳統」困難重重。這就回到本書的主旨,就「統一」跟「分歧」的對抗關係,思考中國的語言問題。平田教授認為,語言制度會影響方言,然而方言也會影響規範。兩者的對抗在中國語言、文學、思想、社會方面,都是值得辯證、思考的重要前提。
接下來的對談時間,張麗麗教授提出兩個問題:學界一般認為口語跟書面語在東漢產生分化,比對《史記》與《漢書》的重疊部分,可以發現《漢書》有刪去或替換虛詞的傾向,該怎麼看待此變化背後的文化與社會因素?此外,有些韻書本來不受重視,但平田教授發現它們其實深具研究價值。以做語法研究的人來說,一般認為語言如同生物,有自然、無法掌控且具跨語言共性的演變規律,所以會盡量參考接近口語的語料,來了解語言的即時變化,比如南北朝研究《世說新語》和佛經,唐朝研究變文,並只看《全唐詩》而不看《全唐文》,宋朝看《朱子語類》和宋詞等。但就平田教授的觀點,是否在研究者較少閱讀的材料中,可能藏有文化制度變遷的重要線索?
關於第一個問題,平田教授認為要先考量資料性質。歷史性、企圖傳世的文獻,如《尚書》跟漢代碑文的內容就會比較古奧。至於書面語和口語的顯著分化,東漢產生巨變的原因是大量佛經傳入,與西漢的脈絡不可一概而論;又如禪宗和兩宋的語錄體,傳播對象、讀者群體都不同。此外,司馬遷時代已知的保存條件只有竹簡,但東漢後紙張出現,抄寫、複寫相對容易,到了南宋印刷時代,民間的通俗刻本產生,相關問題便浮現在語言史上。因此,思考分化一方面當然要注意語言本身的變化,另一方面,歷史條件、書寫條件、印刷條件、傳播條件、讀者條件等等,也非常重要。有關開展新文獻的問題,以較少反映口語而被語法研究忽略的古文來說,漢唐古文與明代古文的變化,並不在詞彙上。哪怕擬古派盡量使用古代句法、詞彙,但漢人與明人的思維方式並不相同,所謂「擬古」其實難以企及。但是,這恐怕並非語法史,而是文體史或思想史的課題了。
劉正忠教授的對談亦提出兩個問題:《文化制度和漢語史》第十二章談到晚清古文與《馬氏文通》,涉及了語法問題。不同於韻書,中國古代留下的語法著作不多,也有學者指出,中國古代常常混淆修辭學跟局部的語法學,直到晚清,都未出現現代意義上的語法學。聲韻學在古代,和當時以「字」為單位的詩歌創作密切相關,但現代詩卻經常以「詞」和「句子」為思考單位,對單個字音的重視不如以往,韻書在近代的重要性,及其對文化制度影響力的下降,是否也與此有關?其次,如果從文體上談,在胡適和梅光迪 1910 年後半的通信中,梅光迪便主張小說、戲曲用白話並無不可,但詩歌不宜用白話,而胡適文學革命的起點卻正好是詩──由於格律使然,令詩語和口語落差很大。劉教授認為這印證了平田教授深具啟發性的想法,即胡適雖然提倡白話文,但其思維實則深受傳統「書同文」的影響。那麼,該如何考量文體對漢語史的影響?
平田教授回應,二十世紀前後最大的區別,正是聲音的問題。過去菁英教育重視「寫」,一是寫文章,二是寫書法;但二十世紀後重視「說」,聲音的地位大大提高,發音如果不標準,甚至當不上語文老師。在學習與教育上,聲音和書寫的地位發生相當大的變化。至於未來的發展,平田教授打趣地說,重視的或許是手指靈不靈活吧!而韻書重要性的減弱,有兩個重要原因。一是人們不再寫詩或者不在看重押韻了,即便押韻,標準也變得寬鬆。以臺港流行歌而言,很少照著辭典押韻,ㄣ、ㄥ不分,ㄧ、ㄣ不分的情況普遍,但聽眾都能接受,也都能聽出美感,這和傳統押韻已完全不同。另一個因素在於韻書不只是押韻的工具書,六朝以來,還要解決避諱字的問題:哪些字不能用以作答、哪些是同音字、總共有多少字,都要透過韻書確認,這也是民國後韻書地位下降的重要原因。有關文體的問題,以胡適來說,似乎是以英文的方式寫散文,小說也頗富西洋文學的韻味;而周作人的文章句號很少,都是逗號,平田教授認為或許是受到日本文學影響。因此,研究二十世紀後的文學,同時必須注意作者受過的語言訓練,即「文體改革」一方面要考量中國內部文體演變的影響,另一方面要考量外來因素的傳播。至此,平田教授此次精彩的系列講座告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