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玉女教授演講「明清港口佛寺與佛教的海外移植——從《嘉興藏》流通談起」紀要

 
講題: 明清港口佛寺與佛教的海外移植——從《嘉興藏》流通談起
主講人: 陳玉女教授(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
主持人: 林玉茹教授(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時間: 2021 年 3 月 10 日(三)下午 3:00至下午 5:0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 817 室
撰寫人: 黃祖恩(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生)
 
陳玉女教授演講「明清港口佛寺與佛教的海外移植——從《嘉興藏》流通談起」紀要
 

  陳玉女教授,1996 年取得九州大學東洋史學博士,現任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文學院院長。陳教授作為臺灣明清佛教史研究的先驅之一,研究重心在透過歷史脈絡重構僧俗交涉以及佛教於庶民、士大夫間的流播,近年更關心女性的佛教實踐、戰後臺灣佛教等議題。此次講題「明清港口佛寺與佛教的海外移植——從《嘉興藏》流通談起」,即是陳教授在《嘉興藏》刊刻的社會資源之先行研究基礎上,進一步轉向關切港口都市與佛教、《嘉興藏》的海外流播成果。相較以往中嶋隆藏以及藍吉富等學人從事的《嘉興藏》研究,此次演講以《嘉興藏》的海外傳播為中介,說明藏經藉著不斷重刻、復刻、流通,連結中、日、越、泰、歐洲等地域,並且囊括政治、地理、使節、商人以及佛教等錯綜復雜的關係。演講即以佛教視野下的海洋城市以及《嘉興藏》刊刻流通兩大主題作為主軸。

  《嘉興藏》起先開雕於中國北方的五台山,而後移至江南杭州徑山寂照庵刻經,又稱《徑山藏》,板藏於化城寺,印刷流通於嘉興楞嚴寺。嘉興作為境內水陸交通樞紐,鄰近乍浦—寧波—長崎航線,顯示出《嘉興藏》在刊刻之時蘊含的傳播能量。而《嘉興藏》的海外流通例子,即與明清港口佛寺及佛教的海外移植息息相關。港口佛寺在陳教授的定義下,為沿海港口城市裡的佛寺庵院,港口城市則是僧人學法、傳法、政治和異文化交流的重要區域。除了僧人之外,港口佛寺的活動者更包括使節、商人以及海盜。於此需要叩問的問題是:港口佛寺與內地佛寺在對內、對外是否具有差異的性質?海洋的開放性對於佛教的影響為何?

  海洋與佛教研究最初的連結,即是探討佛教輸入路徑的海陸差異。梁啟超 (1873-1929) 認為佛教最早經由海路傳入,透過南洋活動的商人、使節、海盜等正式及法外貿易管道傳入中國。佛教傳播與海洋關係密切,如何借助海洋史的研究視角並運用其成果於佛教發展史的課題,是值得重視的研究方向。

  相較於日本學界興盛的亞洲海洋貿易史研究,二十世紀下半葉前,臺、韓、中三地學界,海洋史的研究往往付之闕如。八零年代以降臺灣學界則出現改變。1983 年中央研究院提出海洋史研究專題,推動跨領域研究,嘗試透過海洋聯繫各個區域。而曹永和院士於 1990 年提出臺灣島史論,跳脫傳統臺灣、中國的政治關係,以島嶼人群作為研究主題,將臺灣放在東亞、世界海洋貿易網絡,並建構臺灣歷史的主體性。曹院士的研究,也啟發陳教授思考明清佛教與東亞海域的發展關係,而臺灣亦位在此海域之中,其擁有的本土佛教性格,實非儘是中國佛教的複製。

  接著,陳教授以東亞各個港口佛寺為例,說明各個區域的港口佛寺特徵。首先,在與外關係上,中國境內,如杭州徑山寺自唐以來便是中日交流的重要沿海佛寺。而朝鮮、日本環海地區的佛寺庵院,亦肩負與外交流和接待等職務。如 1420 年朝鮮派遣宋希璟 (1376-1446) 從漢陽出發赴日,據《老松堂日本行錄》記載,宋希璟一行人初到京都,安排在有二十位倭人守衛的深修菴。在當年的四月二十二日至六月二十七日期間,室町幕府自一開始冷淡,到後來熱情款待,乃因足利義持將軍起初懷疑宋希璟來訪的動機,而在釋疑後,深修菴的堂室、器皿煥然一新,伙食亦轉為豐富,並導引宋希璟遊覽各寺院;又伊藤幸司指出明朝時期作為東亞國際貿易港的九州的博多港,從鎌倉時代以來就累積許多對外交流的知識與經驗,並且聚集眾多有力商人。而戰國時期,武家大內氏以博多禪門支援其外交,到十六世紀時,日本外交重心從大阪移到九州,博多禪僧則持續肩負外交任務受派遣至明朝。

  再者,陳教授以長崎唐三寺說明佛教與海洋貿易的關係。中國東南沿海商人在長崎依據地緣建立佛寺,寺院本身除了宗教性機能外,也兼具商務等多元性質。而晚明天崩地解之際,唐三寺所吸納的離散者,改變了當地的文化風貌。例如日本黃檗宗開宗祖師隱元隆琦 (1592-1673),面臨明清鼎革、宗派紛爭嚴重的局勢,受興福寺延請而東渡扶桑,同時也帶進《嘉興藏》刊刻的消息,影響日本鐵眼禪師 (1630-1682) 興起仿效刻藏的宏願,前後歷十三年,完成日本《鐵眼藏》(即《黃檗版大藏經》)。約莫同時的東皋心越 (1639-1696),據其詩文和日本學者研究指出,他曾參與鄭成功抗清之舉,反清失敗後東渡,亦對日本篆刻、古琴文化極具貢獻。

  而在中國境內,明清佛教透過江浙與日本連結,而福建、廣東沿海佛寺則與臺灣、越南的往來密切。其中,嘉靖年間著名的徐海 (?-1556) 既是僧人,亦是從事中日貿易的倭寇。清初的石濂大汕 (1633-1703) 則受到尚可喜 (1604-1676) 的資助,從廣州往越南弘法外,同時兼具經商的意圖。中國港口佛教的相關記載不如日本詳盡,但仍然可以從相關的地方志、筆記、文集,甚至是小說材料等發現港口佛寺直接從事貿易的證據。如廣州海幢寺建於明清之際,乾隆年間廣州作為清帝國唯一對外的通商口岸,亦是中越商船的起訖點,海幢隨之成為朝廷指定對外國開放觀光的唯一景點。海幢寺刻經坊是廣東印刷出版的重鎮之一,因此其坊刻的漢籍佛典隨著外國人士的到訪而販售流通至海外,如英、德圖書館得見其坊刻本。

  緊接著陳教授回到《嘉興藏》本身。《嘉興藏》作為私修藏經,相對於明代官修之南北藏,是由僧俗合力向民間各階層勸募集資,且是東亞規模最大的刻經工程。《嘉興藏》的刊刻大致可分為萬曆、崇禎、入清後三階段,歷經兩百餘年,如今刊刻結束時間仍不明。但即便在明清鼎革局勢艱難之際,請藏之風仍然不斷,在佛教、文化史、傳播史上都具有重大意義。

  《嘉興藏》的刊刻原因與嘉靖以降新興宗教的競逐有關,其中羅教及其相關的《五部六冊》之刊行造成佛教人士的生存危機。羅教簡化佛教教義,廣為傳播,信徒廣布於長江中下游的勞動階層,且同時擁有宮廷人士贊助經典的刊行,例如後來負責《嘉興藏》刊刻的密藏道開(生卒年不詳)對羅教的快速擴展深懷敵意。此種外部威脅的感受,也促使佛教界僧俗思考將佛教經典轉刻為輕便方冊本以利攜帶傳播。但這樣的想法,也受到當時僧界的批判,如萬曆三高僧之一的雲棲祩宏 (1535-1615) 便認為將藏之於藏經閣的佛經,變成人人可攜帶、翻閱、研究的書籍,無疑是對佛經的褻瀆。

  雖是如此,私刻《嘉興藏》大事業依舊推行,其刊刻過程具相當程度的地域性。原先開版於五台山的刻藏事業,在達觀 (1543-1604) 於北京因涉入萬曆朝立皇儲之爭而被捕且死於獄中後,由於政治氣氛緊張,加上北方氣候、刊刻資源及人際網絡等均非有利的狀況下,轉往江南的徑山刻藏,選定嘉興楞嚴寺作為印刷流通道場。嘉興位於水網地帶,對內對外便利且商業繁盛,乃方便請藏及其海外流通,如《嘉興藏》販售至日、越及其單行本佛書在其境內一再復刻等。而朝鮮之所以有《嘉興藏》版佛書,乃因輸往日本的商船遇颶風,使計有千餘卷的佛書漂流至朝鮮半島西南的羅州和智島。

  歷來施刻《嘉興藏》的贊助人士和入藏的典籍,多半以江南人士及活動於此的禪師語錄為大宗。或許因為如此,相關記載大多集中在南方尤其是江南地區,相形之下北方的相關訊息偏少,但猶待更多的挖掘。的確,典籍入《嘉興藏》以及民間請藏都較官方內府版容易。隨著時間的推移,來自各地附板入藏者漸增,入藏典籍轉趨浮濫,引發雍正皇帝不滿而欲汰檢肅正。除了長期的經板管理不善、資金匱乏及楞嚴寺住持人才後繼不易等問題外,越到後期,入藏之未能精揀和把關,應該也是導致《嘉興藏》不知完刻於何時及品質參差的原因。

  接續,陳教授以明末清初廣東肇慶釋弘贊 (1611-1685) 的《沙彌律儀要略增註》(康熙六年鼎湖山慶雲寺經寮刊板)為例,追溯此刊板復刻的情況。復刻於福州怡山長慶寺的刊本,後流傳至臺灣北港朝天宮,再輾轉傳進臺南竹溪寺。另復刻於廣州海幢寺的刊本,可能藉由明清之際逃難至越南何仙所建立的鄚玖華人政權下,而往來於粵越之間的僧人所傳入。據研究指出,何仙是位在湄公河三角洲的重要港口,十七、十八世紀何仙地區被譽為「小廣州」,與華南地區貿易密切,是明鄉人聚集地區。十八世紀末因暹羅的入侵,何仙地區的越南僧逃難至泰國,復刻於廣州海幢寺的《沙彌律儀要略增註》(康熙六年刊板)亦循此傳入泰國。透過類似的佛典刊本追蹤探索,大致上,從《嘉興藏》輸出的港口佛寺之與外關係來看,可以梳理出兩大方向,即江南嘉興楞嚴寺與日本、朝鮮,以及閩粵與臺、越的區域佛教關係。從各區域傳入的典籍,可以觀察各自對於特定典籍需求的差異,進而分析區域之間所面臨佛教傳播問題和各自的佛教特色。

  演講最後,陳教授提及港口佛寺在文獻上的實地田野調查,仍有待未來更多的開發。像從福州鼓山流傳至臺灣北港朝天宮、再到竹溪寺的嘉興藏板佛書復刻本,是研究明清佛教幾乎未曾留意的事情。因此若能持續關注東亞港口佛寺與海外貿易、交流關係,以及這些互動網對於佛教本身發展的影響,相信將挖掘更多意想不到的新線索。

  討論時,臺史所林文凱教授針對《嘉興藏》的入藏標準以及雍正等皇帝如何制定入藏標準請教。陳教授提及,一開始主要根據正藏所收入佛典為主,之後選入明清有德望高僧之論著,含眾多語錄,但到續藏、又續藏的入藏,因戰亂、長期管理不善等,入藏標準趨於鬆散和浮濫,版本體例也越趨隨意,嚴重影響品質,以致於雍正批評其不當,宜刪汰修正。雍正基於他的文字獄管控,刪除像他厭惡的道忞 (1596-1674) 之著作《北遊集》。林玉茹教授則詢問現今的臺灣是否有繼續刊刻佛經?陳教授談到類似《嘉興藏》刊刻或進行相關佛書蒐集復刻的沒有。但類似《中華大藏經》的複印,或像佛光山重新編纂校註《佛教大藏經》,是有的。臺大歷史所道禮法師對《嘉興藏》是否為大正藏編纂時的重要參考依據,以及不同時期《嘉興藏》刊刻的書籍差異感到好奇。陳教授則回應,《大正藏》是日本大正時期以《高麗藏》為底本進行校註編輯的藏經,為目前學術界應用最廣的版本。起初雖有意參照《嘉興藏》,但有鑑於《嘉興藏》各時期版本的良莠不齊而作罷。《大正藏》雖被視為比較完備的版本,但在標註上仍有些訛誤,值得大家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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