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紀教授演講「聖規與禮俗：再思宗教與性別」紀要

　　主講人李紀教授的研究聚焦於晚清至現代中國的社會史與宗教史，主要關懷基督宗教史，特別是天主教在中國地方社會的發展；女性與性別研究，如守貞女、女性識字率及性別在宗教空間中的角色；宗教與地方社會之間的互動，尤其宗教網絡如何影響地方社會與移民社會；以及帝國擴張脈絡下的中西跨文化交流，透過檔案與個人書寫檢視文化碰撞。其研究特色在於結合教會檔案與田野調查，運用巴黎外方傳教會檔案，並多次赴東北進行實地考察，走訪天主教村落（如三台子村），以草根視角挑戰既有的宏觀歷史敘事。她的主要的著作有《小神女：19 世紀滿洲的天主教女性》(God’s Little Daughters: Catholic Women in Nineteenth-Century Manchuria)、《巴黎外方傳教會與 17 世紀至今的中國社會》(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 (MEP) and China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以及《在上帝帝國的邊疆：一位傳教士在現代中國的歷程》 (At the Frontier of God’s Empire: A Missionary Odyssey in Modern China)。目前，李教授正進行天主教與女性大眾識字、傳教士與知識史、以及中國西南地區的研究計畫《北岸之城：宗教與現代中國城市的形塑》(City on the Northern Shore: Religion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a)，同時編輯法國傳教士高德 (Alfred Caubrière, 1876-1948) 的方言手稿集。

　　本次演講主要奠基於 19 世紀天主教守貞女的研究基礎，進一步討論宗教與性別的問題。演講伊始，李教授分享了一則有趣的史料，是她在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檔案館發現的幾封書信。它們寫於 1871 年，來自遙遠的中國東北村莊「三台子」。信紙上的字跡顯得有些笨拙，甚至夾雜著錯別字，但字裡行間卻充滿了豐沛而真摯的情感。寫信的是幾位自稱「小神女」的年輕女性，她們寫給因病返回法國的林神父。信中急切地詢問神父的病情，懇求他早日回來，字字句句都是毫不掩飾的思念。這三封「杜氏書信」成為李教授的關鍵史料，也開啟她對於守貞女的歷史探索。這些百年前生活在偏遠農村的「神女」究竟是誰？她們的生活，和我們想像的傳統女性有何不同？這三封信，為我們打開了一扇窗，窺見了一群晚清女性的人生。

　　那麼，這些信中的「神女」究竟是什麼身分？她們就是天主教在中國本土發展出的一種特殊制度下的女性——「守貞女」，意指那些立誓終身不嫁、侍奉教會的女性。這一制度最早出現在 17 世紀的福建，由西班牙道明會 (Dominican Order) 傳教士引導。到了 18 世紀，隨著天主教在四川等地傳播，巴黎外方傳教會系統性地制定了 25 條《童貞修規》，並獲得羅馬傳信部批准，推廣至全國。這一制度的影響力，一直延續到 1949 年。與儒家傳統相較，從表面上看，兩者都強調女性的「貞」，但其中本質不同。儒家貞潔觀的價值，無論是婚前的忠貞還是婚後的守節，其意義完全衍生自世俗的婚姻制度。然而，天主教的童貞觀並非僅僅是對婚姻的否定，而是一種積極的肯定——它提供了一個另類的婚姻選項。守貞女並非反抗婚姻，而是選擇了一位超越性的伴侶——基督。她們透過「發願」這一神聖契約，將自己許配給基督，追求的是永恆的生命。可見，「守貞」為女性提供了一條超越世俗婚姻、通往永生的精神路徑。然而，要在「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中國社會實踐這種獨身理念，必然會與傳統禮俗產生巨大張力。為此，教會必須建立一套詳盡的規章制度來進行調和與管理。

　　為了讓「守貞女」制度能在中國社會中被接納，天主教會制定了一系列具體的規章。這些條文，既是為了推行教會教義，也是與地方禮俗不斷妥協與協商的產物。18 世紀制定的 25 條《童貞修規》，其指導原則是風險規避，旨在通過預先處理各種潛在的社會摩擦與醜聞，將這種有違傳統的獨身實踐融入中國社會。它仿照西方修女院的規格，卻處處體現了對中國社會的「妥協」性質，像是：一、規定女性需年滿 25 歲方可發願守貞。傳教士務實地認為，在當時的社會，一個女性到 25 歲還未出嫁，多半被視為「嫁不出去」，此時發願，會更具可行性。二、要求守貞女的家庭需有一定經濟基礎，能支持其日用所需。三、雖然中國沒有修院，但條例提倡守貞女應有「自己的房間」，這在無意中保障了女性的私人空間。四、特別強調「父母之命不得忤逆」，極力避免被外界指責守貞女「不知有父母」，從而降低與主流社會的衝突。

　　到了 1881 年，巴黎外方傳教會根據東北地區的具體情況，制定了更為細緻的《滿洲傳教條例》。其中，對守貞女的經濟要求被明確化了：「需有三百吊」。在當時的東北農村，三百吊是一筆相當可觀的財產，這意味著只有較為富裕的家庭才能負擔女兒成為守貞女。

　　然而，聖規的建立是一回事，現實的實踐又是另一回事。儘管教會條例嚴禁信徒「乾親」（即認乾爹、乾媽），但在這些日常對話中，我們發現即便是被神父視為模範教友的助手，也依然有自己的「乾親」。這充分展現了聖規與禮俗在現實生活中的靈活性與交融性。

　　李教授在結論中，重新審視天主教於近代中國地方社會與女性生活中的歷史角色，指出其影響不能僅以壓迫或解放的單一框架理解。首先，在看似嚴格的教會制度與性別界限之下，天主教反而為部分邊緣女性開啟了有限但真實的行動空間：守貞女的獨身選擇不只是對婚姻制度的迴避，而是一種通往彼岸世界的精神追求，為女性提供超越世俗秩序的心理支撐；相關修規雖具約束性，卻在父權家庭內部無意間創造出屬於女性的「私人空間」，並透過「守產不嫁」等制度，使她們獲得相對穩定的經濟來源與一定的社會地位。其次，以個人書寫與地方材料構成的「草根敘事」，能有效挑戰以帝國主義或民族國家為中心的宏大歷史敘事；例如透過杜氏書信等材料可見，晚清農村女性已能直接連結海外宗教網絡，揭示一個長期存在卻被忽略的全球互動結構，顯示地方社會與外部世界的關係並非只能用政治對立來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