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和教授演講「『無名』草木的近代史：山野、朝堂與西學東漸」紀要

　　邊和教授，哈佛大學科學史博士，現為普林斯頓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研究深耕於近代中國醫療史、本草知識及滿文圖書。本次演講源於她為《科學史百科全書》(The Encyclopedia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ETHOS) 撰寫關於晚期帝制中國科學（格物）的文章。她主張「晚期帝制中國並不存在（現代定義下的）科學」，而這個句子其實是在向科學史家謝平 (Steven Shapin) 所言「並不存在所謂的科學革命」的著名論斷致敬。邊和教授認為，科學史研究這門領域的成熟，是伴隨著每一代學者對前人成果的解構。那麼，在解構既有概念後，當代學者應如何重新書寫明清科學史，而不陷入絕對化的泥淖。

　　邊和教授即以植物學為例，探討中國科學史中西學東漸與文明交流的敘事，從何而來？這得先回顧李約瑟 (Joseph Needham) 所建立的經典敘事。在其著名的科學發展趨勢圖中，中國科學被描繪為在明清時期 (1500-1900) 於各領域反覆「落後」於西方，直到 20 世紀才在西方影響下完成「趕上」與「融合」。對李約瑟而言，各個學科都會融入西方與中國傳統，最終都匯流成今日所謂的現代科學。

　　其中李約瑟認為，中國植物學發展的線段，是以 16 世紀李時珍的《本草綱目》為此時人類植物學成就的頂峰，爾後便是西方植物學反超中國植物學，直到 19 世紀中葉，李善蘭 (1811-1882) 與韋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 合譯的《植物學》（上海墨海書局出版），才被視為與西方接軌的融合點。然而，與《植物學》成書相近、由吳其濬 (1779-1847) 所著《植物名實圖考》(1848) 一書，依舊延續著本地風格的植物學書寫傳統，完全不受德國植物學家卡梅拉里烏斯 (Rudolf Jakob Camerarius, 1665-1721) 與瑞典生物學家林奈 (Carl von Linné, 1707-1778) 在植物學領域最新進展的影響。

　　邊和教授認為，李約瑟講述了一段西學東漸的故事。以李善蘭與吳其濬的著作來看，這是一個學術斷裂的故事。無獨有偶，也有學者採用更為相對主義的態度，認為中國植物知識分類傳統，屬於一種民族的知識分類，難以容於現代植物學知識之中，中西方兩種範式不可能融合。此外，面對植物知識的問題，1980 年代白馥蘭 (Francesca Bray) 則採用文化史解讀，認為東方植物學更強調「使用」；而西方植物學注重其「本質」，並提出中國本土的植物知識框架，不存在著一種共同的、單一的基礎，而是有四種具有各自歷史發展的文類，分別是：作為藥用的「本草」、作為農耕作物的「農書」、兼具美學與文學性的「譜錄」、展現時人眼中萬物宇宙關聯性的「類書」。

　　延續上述前輩學者就傳統植物學所建立的敘事，邊和教授提問：那麼為何到 19 世紀，會出現兩種均以「植物」作為知識對象卻風格迥異的著作？究竟什麼是類、名、圖與實？若將目光放回到整個清朝的植物學發展框架來看，是否能彌平《植物名實圖考》、《植物學》之間的「鴻溝」，從而建立不同以往的植物學敘事。

　　為此，邊和教授依次以三個面向回答以上的提問。第一，是關於「山野」空間與本草學中方言名稱增加的現象。邊和教授先以南宋范成大 (1126-1193) 為例。在遭流放途中，面對當地有一百二十種被命名為某某子的果實，范成大根據人們的「強名」，記錄下其中可辨識且可食用的五十五種。邊和教授指出，范成大更重視植物的「名」。然到了明清時期，這種傾向發生轉變。邊和教授在其著作 Know Your Remedies: Pharmacy and Early Modern Culture in China 中，便曾指出此時本草學「名」與「實」兼重的轉向。在原先無名的物進入到長程商品流通的領域的背景下，古人更加注意「物」的「實」，當時人們更注重藥用植物的商業價值與運輸可行性。同時，文人在遠行途中，蒐集當地的知識並將之納入本草學當中，以《本草綱目拾遺》的作者趙學敏為例，中添加九百餘種的藥物，這位錢塘縣出生的文人，花了幾十年時間在浙江沿海遊歷，並向山村人與土人學習植物的名字，考察這些地方知識的真實性。在這種嚴謹的態度下，趙學敏為本草體系添加九百餘種的藥物。此外，趙學敏也曾閱讀過《臺灣府志》，並記錄下咬人狗、水沙蓮茶等植物。邊和指出，18 世紀山野的意義，在於促使大量的植物文本湧入本草書籍，士人不再僅侷限在經典中考據文字，而是更傾向在遊歷各地時，透過親身實地調查來建構植物知識。

　　接著，邊和教授將目光望向「朝堂」。雖然在 18 世紀《本草綱目》已經失去百科全書的地位，但草木知識在另一門官方語言的運作方式，卻展現不同的統治邏輯。不同於民間將山野資源的商品化，清廷更加注重與內陸亞洲及滿洲統治有關的自然知識。因此，在與馬騰 (Mårten Söderblom Saarela) 合寫的 The Manchu Mirrors and the Knowledge of Plants and Animals in High Qing China 中，邊和教授以 1708 年康熙朝滿語辭書《御製清文鑑》，以及 1771 年乾隆朝滿漢合壁辭書《御製增訂清文鑑》為兩個時間端點。借用鏡子映照的意象，探討另一個種類的「實」，如何推動超過單一語言的「名」進入文本編纂。邊和教授指出，在兩部辭書編纂期間，有許多出現在文人行獵筆記中的無名之花；或只有內亞語言名稱的動、植物，被正式納入國家文本。內亞植物的特徵，開始被用來描述其他地方的動植物，如《中山傳信錄》曾記載琉球有會發綠火光的魚，便以熱河夜光木來類比。亦有許多動植物知識的圖譜、譜錄編纂活動，如《古今圖書集成》、《廣群芳譜》被納入辭書編纂之中。邊和教授觀察到，白馥蘭所定義的中國傳統知識四種文類，在《清文鑑》中被大膽地混和在一起。辭書的修訂還反映皇權對知識精確性的追求。乾隆帝除了試圖掃除滿語中的漢語用詞以維持滿語的純淨之外，更親自介入植物概念的定義。在一份滿文奏摺中，乾隆帝認為花心 (jilha) 不夠精確，應該使用花鬚 (jilhari) 來表示。顯示官方透過重新創造新詞，建構一套更嚴密的自然語言體系。

　　第三，重新審視清代知識譜系中的「吳其濬時刻」。此術語是借用自王懿君的專書 The Tin Centuries: Technology and Statecraft in Qing China，該書有一部分研究了吳其濬在雲南任官時調查礦產資源所留下的著作。吳其濬在擔任京官幾年後，遊歷贛、湘、黔等地時記下許多當地植物的知識，撰成《植物名實圖考》一書。邊和教授指出，吳其濬在序言中強調「群天下不可一日無，則植物較他物為特重」，這樣的觀念可以追溯到《周禮．地官司徒》。在《周禮》的架構下，「植物」、「動物」與「人物」屬於一種王權與領土治理 (territorial governance) 世界觀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吳其濬強調「名者實之賓」，顯示出「實」比「名」更為重要。他在著作中，顯示對在地知識的重視，強調土人因日常需求而替植物命名，「故無一物不為之名」；但當他遇到土人不識、（文本）長編不載的植物時，卻選擇在版心處保留空白，並且使用圖畫與描述植物特徵的文字記述植物的「實」，並在目錄中標註為「無名」。不過，當《植物名實圖考》流傳到日本時，日本學者加入假名的批注並給予當地的名字，這點也從側面顯示吳其濬的「無名」是暫時性的。

　　最後，邊和教授將結論導向西學東漸時代的傳教士。彼時的吳其濬任湖廣總督時曾參與平定湖北崇陽鍾人杰的叛亂。而李善蘭正與韋廉臣一齊翻譯《植物學》，該書以自然哲學為核心，構建出自然知識秩序，其中指出知曉草木特性是植物學的第一要義。儘管該書與吳其濬的作品有很大的相異處，但相似之處卻在於兩者都對於「植物」的重視，以及探討植物的「實」更優先於「名」。

　　討論環節中，多位學者從知識轉型、圖像傳統及全球貿易等面向與邊和教授展開深度對話。近史所賴毓芝教授提問，清人所追溯的動植物知識傳統，可能是明代以來三才圖繪的傳統，為何到 19 世紀，人們反而回頭轉向《周禮》尋求知識框架？邊和教授認為，三才宇宙觀在 18 世紀可能有所轉向，但其涵蓋萬物的範疇與《周禮》的治理觀並不衝突。事物秩序的框架並非在近代發生單一性的改變，而是在不同時刻匯聚而成。

　　史語所李貞德教授則關注文類傳統的斷裂與延續，探討白馥蘭所提出的框架與吳其濬文本之間的差異，並好奇李善蘭為何使用「朱石」而不使用「礦物」一詞？邊和教授指出，白馥蘭探討的文類，主要是宋元明的文人傳統，而她更想要強調清朝與吳其濬在這樣的傳統下所具有的特殊性。而關於礦物的問題，或許應該思考在明代礦監的負面意涵下，是怎麼轉變成清朝官辦的對象，以及會如何影響李善蘭的詞彙選擇。近史所雷祥麟教授提出，「圖」在「吳其濬時刻」究竟扮演何種功能？邊和教授坦言，雖然吳其濬未將為何用圖一事行諸文字，但從其實踐可推論，「實」與「圖」應當比「名」來得重要。賴毓芝教授與臺大藝術史所施靜菲教授進一步補充，吳其濬的繪圖風格反而更接近西方的植物手稿傳統，比如植物本身超越圖板上的邊框，暗示植物的實際大小超越頁面，隱喻圖像之外還有真實。

　　近史所賴惠敏教授從經濟活動角度切入，指出像是大黃與茶葉等對外貿易的重要實際需求，是否會影響名實之辨的問題？邊和教授同意地指出，以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中有許多植物可以作為人參替代品的記載為例，顯示植物知識已融入清代的商業活動，並影響商業網絡。

　　討論尾聲，台史所陳偉智教授建議，從標本館與學名制度建立的角度出發，提出收集與命名的學術活動或許可以做為比較分析的切入點；近史所張寧教授則指出 19 世紀作為一個全球化的時代，有很多事物被抽離出原有的文化脈絡，從而進入新的編纂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