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宋明清儒學的類型與流變 III」研討會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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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研討會為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文學院特色領域「宋明清儒學的類型與流變」第六年計畫,與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明清的思想世界與東亞」工作坊聯合成果發表會。此合作已邁向第五年,目的是結合中央研究院明清研究推動委員會與中央大學「宋明理學」研究的專長,以培養更多學者投入相關領域共同研究。此次發表會共有二十五位學者發表論文,除了兩個研究團隊成員參與外,更網羅國內宋元明清經學、思想領域的學者專家共襄盛舉,並且廣邀學者主持與講評。本紀要針對明清推動委員會計畫下之學者論文整理摘要,呈現本工作坊之成果。
發表人:楊祖漢教授(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講 題:田艮齋「氣質體清」說及吳石農、權陽齋對此說之發展
韓國朝鮮朝後期名儒田愚(號艮齋,1841-1922)晚年提出「氣質體清」之說,認為形而下的氣本體清明,藉此說明宇宙生化、形成人與物。在朱子理學架構內,氣化流行以道體為根據,就是性即理;心學派也認同性即理,但強調心也是不變的本體。兩者都在強調超越的本體。到了繼承韓國朱子學派的田艮齋,除了受李栗谷影響,他更進一步指出氣也是超越的本體;但不強調心,因心不是客觀標準,沒有性理地位。在這樣的理氣思想、宇宙論下,理體的呈現受氣清、氣濁而有顯隱、善惡之分,而人受到氣質之性的清濁影響所以有善有惡。
田艮齋慎重地提出這套學說,也頗自得,他認為此一說法可以解決很多韓國朝鮮朝儒學的爭論。此說如果能論證成功,的確可以說明李栗谷、田艮齋主氣派一系的理論,在修養功夫而成聖賢這一目的上可以給出一超越的(先驗的)根據,也即是說對於此派實踐理論之可能成效提出了保證。對於艮齋此說,他的門人吳震泳(號石農,1868-1944)、權純命(號陽齋,1891-1974)等,都相當重視,也給出了進一步的說明與論辯,本文即對此問題作初步的探討。
發表人:劉德明教授(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講 題:宋代理學家對季友的評價研究
《春秋》的內容記魯國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孟子說:「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也就是說《春秋》之作,實與孔子欲端正君臣父子等倫理關係有關。在《春秋》所記的諸多事件中,身歷魯國莊公、閔公、僖公的季友,不論是在倫理關係的探討,或魯國歷史的發展中均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禮記》中言:「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由三桓始也。」即指出兩個重點:一是大夫的權力大小,與君主之間的緊張關係。二則是春秋中末期魯國有所謂的「三桓」。而三桓則是由魯桓公之子,魯莊公之兄弟,公子慶父、公子牙及公子友為其先祖,並逐漸形成的重要勢力。在莊公晚年,至閔公與僖公的君位轉換間,公子友(即季友)實為一關鍵人物,他面對與處理公子慶父、公子牙的方式,也成為歷來儒者討論的焦點。
起於莊公二十五年「冬,公子友如陳」,終於僖公十六年「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這段史事,自三傳開始即有不同的記載與評述,其中又以《公羊傳》多次提及的「親親之道」為其焦點。而後注重倫理關係的理學家所作《春秋》相關注解,對這對史事亦多有發揮。本文即以此為討論焦點,對比論述由三傳起至宋代理學家的相關論述,尤其是集中在對季友的評價問題。
經過綜合對比三傳及宋代理學家對季友的相關論述,可以得出三個簡單的結論。其一,三傳大致上對季友的評價頗高;理學家對完美政治家的標準更高,他們對季友因而相當有意見。批評方向約略有五:一是非禮之行,如葬原仲,二是質疑其治國能力,三是認為其專權而立僖公,四則是批評他未盡臣子之責而討弒君之人,五為無法避免與莒的戰爭,並用詐道取勝。其二,就理學家批評季友所持的倫理準則來觀察,《公羊傳》與理學家對於「親親之道」的看法同異兼具;大抵來說,《公羊傳》對於「親親之道」的容忍範圍較理學家更大。其三,藉由比較理學家與三傳對季友的批評,可以看出理學家禍亂根源的思考與評論較三傳深入。
發表人:黃崇修教授(東吳大學哲學系副教授)
講 題:由宋明儒者對周敦頤定靜工夫的詮釋理路論「內靜外敬」之實踐可能
此文偏向從朱丹溪防憂鬱的解說,從醫學思維來解構「內靜外敬」是否屬於周敦頤的定靜功夫,也就是考察「內靜外敬」是否為周敦頤定靜工夫的潛在實踐形式?其實踐如何可能?價值又在何處?此為本文所要處理的問題。
眾所周知,「內靜外敬」是先秦《管子.內業》中提出之定性方法而非儒學專有語詞。不過,自從周敦頤明確於《太極圖說》中提出:「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後,在儒家工夫論述舞台上,一種傾向於將儒道思想融合而進入宇宙本體論的實踐系統初步形成,且開展儒家「主敬」工夫以外之「主靜」論述空間。然而儒學發展歷史上,由於二程的理學復興及朱子的強力論述,程朱之「主敬說」儼然成為詮釋周敦頤定靜工夫的主要表徵。從而後起學者凡是提出異議而強調主靜工夫者(如陳白沙等人強調無欲,或對靜坐之重視),一時皆被視為異端而排拒於正統朱子學之外。
不過,根據程伊川:「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于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終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二程遺書》卷二),以及明道:「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二程遺書》卷三)這兩段引文內容來看,主敬工夫為何會出現急迫現象或矜持太過?背後原因或在行主靜的當下,仍有待意向的推動。意向雖是最初的助緣,但如果不清除則意向也是一種欲望,反而會成為更大的障礙。故吾人若進而思之,便可知其實與自身私欲有關,只是此處明道並未進一步講明而已。事實上,此種隱微之「私欲」或「用智」常令學者心境無法清澈而顯體達用,因此如何應對此欲望之課題,則成為主敬工夫實踐所必須面對之根本問題,同時也為後世學者重新看待周敦頤「主靜無欲」工夫的重要性留下了伏筆。或許就是因為存在此種實踐模式之特殊性,所以使得朱熹之後起用功者常於表面上遵循程朱之說,然卻在實踐歷程中有意無意中使主靜、主敬工夫隱顯交錯作用,從而促使明代儒者在此實踐邏輯下慢慢型塑出主敬、主靜兼修之實踐氛圍。
主靜與主敬朱子有不同的判別,他認為前者是靜坐,流於佛道,所以論主敬而不論主靜,靜坐收攝在敬下。但敬與靜是否真的不能相容呢?本文研究目的便是期望在醫學哲學之身體論述基礎下,於宋明儒學程朱之主敬工夫及主靜工夫(一般表現為無欲之良知本體之直貫)之外,透過對《管子.內業》內靜外敬工夫原始構想之研究及超克,找到一種工夫並行導致邏輯矛盾之消解方法,以貞定《太極圖說》定靜工夫心、氣兼養之「內靜外敬」工夫內涵及價值。
發表人:王慧茹教授(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講 題:乾嘉經典詮釋的類型-以戴震、焦循為核心
此文對比戴震、焦循二人,於經典詮釋方法上的異同,指出二人不論在經史考證,或經典詮釋上的發揮,均各有對比於前哲的變貌轉化;故二人之注經類型,雖可涵蓋於總體的考據範圍內,卻不限於考據,實不宜僅以漢學詮釋概括言之。
戴、焦二人皆不斷強調經典詮釋及理解的重要,或言心知、性靈,或倡善述、聞道,通過學人社群、學圈僚友及著作,深化所思所得;透過編修、纂注經籍或專書著作,建構個人思想。由此觀察,亦可進一步彰明乾嘉經典詮釋,在朝堂學風外溢效應下,對經典內容之闡發,實難免於「傳統型支配」強調下對上的忠誠、順服倫理的政治思考。這或許不僅是戴震、焦循二人之偏,也是其共同傾向。
本文發現戴震、焦循二人皆強調訓釋經典需重視考證字句來源的主張,除了運用徵實的證據以疏釋經典外,解經還必須重視步驟次第。戴震談由「字→詞→言→聖人心志(聞道)」;焦循則強調需詳明「經、傳、注、疏」,然後才能在經文本意的基礎上,以詮釋者的「性靈」說經。此外,焦循強調經典詮釋必當先由語言文字之述義,釐清內容意旨,而上推至述古人心志,進一步以聞道明道,才算真正完成了「述」的工作,所以他也提高了「疏」的地位。在詮釋經典的過程中,既重考據實證,又能兼及「性靈體會」,是二人的特出之處。
發表人:楊自平教授(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講 題:胡炳文《易》學學統的建立與以《本義》會通眾說析論
胡炳文為元代著名《易》學家,常與胡一桂並稱。除治《易》外,亦專精《四書》,歸宗朱子。前賢對胡氏治《易》的評價,多判定其為羽翼朱子《本義》。歷代易學家還有四庫館臣對其評價不高,是因為體例的關係而將其誤認為是資料彙編而已,四庫館臣甚至認為胡氏《易》學僅是墨守朱子。然而據作者觀察,明代很多《易》學著作會引用胡炳文的說法,如果胡氏的作品不重要,則明代何以治《易》的人經常引用胡氏說法?可見前賢與館臣的評論未能真正指出胡氏《易》學的重要性。
深入考察後發現,胡氏提出《易》學學統的觀念,在此脈絡下肯定朱子的重要性,並將自己視為朱子的繼承者,以朱子《易》為核心,會通眾說。雖然肯定朱子在《易》學學統的重要定位,對朱子的論點多所贊同,但在許多議題上,仍有他個人的選擇。除致力闡釋朱子《本義》,展現朱子深意外,亦補朱子釋象及釋義不足處,多有見地,故為明、清《易》家所重視,常援引其說。胡氏《易》學亦具有時代性,身處於異族統治的元代,特別關注道德價值的維繫,釋《易》尤重視「貞」字、義利之辨及君子、小人之辨,這些觀念的強調都格外具有時代性。胡氏之志並非只是為推崇朱子一家之學,而是透過建立《易》學學統,透過朱子《易》會通眾說,融會己意,掘發《易》作為卜筮之書所蘊涵開物成務之理,此即是胡氏《易》學的特色及重要性。
發表人:齊婉先教授(暨南大學華語文學程助理教授)
講 題:王畿與王艮對《大學》、《中庸》文本詮釋之比較
有關王畿與王艮二人學說內容與異同的問題,前人多有討論且研究成果豐碩,此文基於前人的研究成果,嘗試分析二人關於《大學》、《中庸》的文本理解與義理詮釋。一方面說明二人詮釋《大學》、《中庸》文本的義理重點,另方面將二人詮釋出的義理,置於王陽明心學建構與發展脈絡中,以見《大學》、《中庸》文本在王陽明心學詮釋上所獲得的新意義。關於文獻材料的選擇,本文以二人直接解說《大學》、《中庸》文本的資料作為主要研究的文本。至於在文獻材料的分析上,則以〈大學問〉中王陽明詮釋《大學》、《中庸》的意義傾向為參照,期能說明王畿與王艮二人在文本詮釋上的差異及代表性。
發表人:江俊億(國立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生)
講 題:羅整菴批評《楞伽經》的義理解析
羅整菴批評佛禪之言論,應可從兩方面看待:其一,他對佛禪整體提出的批判;其二,他特別以《楞伽經》為中心對佛禪提出的批判。前者大多比論儒釋異同,順著對明代或整菴學術思想的整體介紹而論述;至於後者,陳郁夫〈明代中葉程朱學者對禪佛的批評〉一文雖已具規模,處理整菴問學背景、《楞伽經》批判與其所表現的儒釋異同,但最終仍定調整菴為誤解,並認為前引高攀龍的評價為過譽之說。其後,鄧克銘撰作〈明中葉羅欽順之禪學批評的時代意義〉,對陳郁夫之評價略作修正,並以心性論為主,進一步總述整菴排闢佛禪之諸般義理觀點。至於麻天祥〈羅欽順的《讀佛書辨》和瞿汝稷的《指月錄》〉,則是以黃宗羲《明儒學案》之〈讀佛書辨〉為中心,順著羅整菴的批駁和理解,敷衍成篇。而對於羅整菴如何由批駁禪學開始,進而反對陳白沙和王陽明的義理研究,則以趙偉〈「通乎禪學之本末」:羅欽順與禪學〉用力較深。
本文指出,以上這些研究,雖對整菴以儒學立場排闢佛禪的言論和理據有完整的論述,然而對整菴在佛學義理上的理解仍非如實相應。故本文旨在釐清諸篇文章之詮釋問題,並嘗試補足此中問題,以更完整理解羅整菴的思想。
本次會議是「明清的思想世界與東亞研究工作坊」之成果發表會,此發表會不僅呈現此一計畫的成果、提供相關研究學者們一個重要的交流機會,更重要的是,此計畫之宗旨之一,在於培育相關研究的年輕學者、傳承明清思想的豐富內涵,故本成果會的發表會包涵了資深學者、青壯年學者,在他們的互相交流、激盪下,便充分地展現出此成果發表會的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