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讀書會」第六次讀書會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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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西檔案讀書會」第六次讀書會,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蔡松穎報告,題目為「北亞貿易網中的蒙古 (1690-1911)——以土默特旗與土謝圖汗部為中心」。茲將報告內容與會後討論摘要如下。
由於此研究尚在初始階段,故報告人花了較大篇幅說明其研究斷限的取捨、目前研究主軸之構想,以及史料的挑選運用。報告人指出,時間斷限的取捨與清朝及俄國兩股政治力量在十七到二十世紀間的發展有關。當時長城內外區域由大清國皇帝這個共主所統治,而俄國在伊凡四世之後,商人與冒險家向西伯利亞遠東區域擴張,兩股力量相遇。上述情勢條件下,長期穩定、貫串關內外的貿易網絡得以建立。在兩國的商業和政治需求下,北亞出現了一條巨大的貿易路線,由北京經過恰克圖、伊爾庫茨克 (Иркутск) 到莫斯科,也就是一般所稱的「北路」。另一條重要的貿易路線「西路」,則是通過歸化城延伸至伊犁、科布多,連結至俄國與中亞的伊斯蘭貿易網。
報告人以為,過往的研究較少使用蒙文史料,這部分當是目前研究成果中較大的突破。只是這些材料多半收藏在國外機構,使用上有一定難度,是以目前的規劃,還是傾向盡量利用已經出版的資料來進行研究。例如土默特旗以《土默特左旗檔案館藏清代蒙古文檔案選編》為主要材料,並進一步將同在西路貿易線上的其他蒙旗檔案作為輔助,如:《準噶爾旗札薩克衙門檔案譯編》、《準噶爾旗札薩克衙門檔案》、《喀喇沁左旗王府檔案》、《清代阿拉善和碩特旗蒙古文檔案選編》等。除了上述地方檔案之外,清朝中央政府的檔案,亦是可資利用的素材,除了一般常用的《上諭檔》、《硃批奏摺》、《奏摺錄副》等材料外,《清內閣蒙古堂檔》較為特別,這份材料自康熙九年 (1670) 以後開始記載,目錄與內容均用蒙文書寫,需要花費較多時間判讀,因此目前較少利用。
原本以游牧經濟為核心的蒙古各部應對改變,產生的新經濟模式後,對其生活造成何種影響?他們在貿易網中又有怎樣的重要性?皆是本次報告討論的核心議題。報告人進一步指出,藉此或許能得知近代世界遊牧經濟的特質及其轉變,並理解它們在二十世紀現代化前夕的樣貌。報告人介紹完具體的背景與區域後,說明報告的論證分為三層次,首先著重區域,亦即北亞貿易網對蒙古地區的影響;其次留意人的變化,一、處理外緣貿易網對於蒙古部族的影響。二、蒙古轉變的內在因素。報告人指出,前兩層論證看似蒙古部族的變化主要是外力影響所致,然其蒙古部族也具有自己內在需求,才可能因應前兩個層次的互動,進而發生變化。
接著,報告人將重點聚焦於第二層面,即蒙古喇嘛在這時期可能扮演的角色。過往研究多強調蒙古人受到清朝政策迫害,也認為漢人進入蒙古貿易後,侵占蒙古人的土地,或者向蒙古人放高利貸,以此建構出蒙古人受害的景況。然而,報告人以目前找到的幾份滿、蒙、漢文檔案,說明這一印象仍有商榷空間。
第一批檔案多集中於乾隆三十年 (1765) 前後,因乾隆三十年,皇帝下令中斷清朝與俄國兩方之間的貿易;然而,其中一位蒙古親王桑齋多爾濟以及他周邊的喇嘛、官員和侍衛仍出資且設法與俄國貿易,此事後來被查出,因而得探究實情。這其中直接前往恰克圖貿易者,有時是漢族商人,但更多的是上述出資者派出蒙古下屬前往貿易。這樣的情況約維持了一年有餘,從貿易頻率、貿易方式來看,都不像偶然。或許可以推測,蒙古人其實長期、穩定地參與恰克圖乃至於蒙俄邊境上的國際貿易,其中握有雄厚資金的喇嘛與寺院也扮演出資乃至貿易者的角色。
除了直接與俄國在恰克圖貿易的情況外,報告人也以甘肅喇嘛孫郎速等貿易事件為例,講述喇嘛往來於甘肅與歸綏地區、進行境內貿易的可能性,並以乾隆皇帝的上諭及地方官的題本,表明此一行為是經由官方核可的。
關於召廟經濟具體的營運狀況,報告人以歸綏地區的朋松召(崇壽寺)為例,指出召廟與喇嘛間的財產關係還有再討論的空間,而蒙古寺廟經濟的起落與模式變化,則與整體大環境脫不了關係。例如在盛清時期所留下的契約中,該寺與寺中喇嘛多半選擇將土地短期出租;到了清末,永租或永佃的例子則層出不窮。身為寺院一份子的喇嘛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擁有多少私產、其取得管道又是什麼,都是可以再探討的問題。報告人另舉末代甘珠爾瓦呼圖克圖的自述所言,蒙古召廟的捐獻數字並不似漢地寺廟般有碑刻記載,因而難以追蹤寺廟背後的人群。從經濟角度來看,四世甘珠爾瓦呼圖克圖以及呼音二世的紀錄中,都表明信徒捐獻數字的龐大,但在召廟帳本下落不明的情況下,這些捐獻便成了黑帳,需得另尋途徑重建當時召廟經濟運作的情況。召廟的土地契約以及地方訴訟文件或許是另一個可以突破的方向。
報告人總結,構想上雖然希望研究所有的蒙古部落,然而在具體執行上因資料龐大,目前只能以本次報告的歸化城周邊的土默特旗,以及恰克圖所在的土謝圖汗部為核心。一方面因為這兩個地區皆在北亞貿易的核心節點上,所受的衝擊與變化理應最大,且可分別代表清朝連接北亞的北路與西路兩條貿易線;另一方面,則是因為這兩個地方以及兩條貿易線上皆有相當豐富的檔案史料留存,較容易看到長時段的變化,也希望未來從這兩個核心點向外發散,繼續深究。
報告結束後,與會學者紛紛提出意見。東吳大學歷史學系許富翔教授認為,題目似乎不夠精確,目前集中在寺廟經濟,然而這與貿易網有何關聯?其次,目前北路研究在學界上已有一些成果,要如何與這些研究成果區隔?最後目前所框定的研究時段很長,是否能駕馭也得再思考。就材料上,也可以注意日本的調查報告,以及利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檔案資源。
報告人回應,寺院經濟只是一個切入的面向,經濟領域受到的衝擊最大,但也非唯一層面。故此研究不僅僅要留意蒙古人如何介入貿易,也是看在這個貿易網絡之下,蒙古人的生活發生了哪些改變。寺廟材料確實不少,目前研究規劃是將其獨立為一章節,日後會隨著研究進展而調整。至於所選擇的區域,主因是這兩個地區為主要路線,雖然還有不少地方是這兩條路線沒有經過的,甚至是更細、更外圍的網絡,但目前僅以最具代表性的區域來討論。若真要取捨,目前的歸化極可能往西路貿易發展。也同時感謝許教授提供材料來源。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內陸歐亞學系蔡偉傑博士則同樣指出,學界目前關於北路的研究較多,報告人關切的面向最近也有一些研究已經發表,著力空間可能相對有限。因此西路的確值得開發,但今天呈現的檔案相對較少,或許之後要再多補充一些資料。再者,還要思考貿易線上與線外的差異性。最後,由於該地在明朝中晚期就開始有較興盛的貿易,是以部分現象得將時間拉得更長來看。報告人回應,就時間斷限來看,還是先著力於長期穩定的政治力量,但也得往其他角度思考,或許日後會修正這個假設,而改變研究的起始點。
最後,國立暨南大學歷史學系李今芸教授建議,目前研究焦點較不集中,若就寫作策略來說,可能著眼於某幾個寺院、市集來發展,探討其商品、貿易與經營,研究焦點、時間更能集中。此外,還可以關注作為貿易品的鴉片,因為在地域上,蒙古往中亞的貿易線,最後終點是土耳其,因此彼此之間的關連,也值得觀察。當然,研究時代越後期,鴉片的重要性可能就越高。報告人認為李教授所提出的意見與方向很有啟發性,同時也再次感謝與會學者所給予的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