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檔案讀書會」第八次讀書會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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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西檔案讀書會」第八次讀書會,由曾美芳教授報告,本次主題為:「錄事前代:從畢自嚴傳記及墓碑看異代書寫」,茲將報告主題摘要如下。
墓記碑銘一類的史料,是今日研究經常被利用的材料。但這些傳記碑銘史料的生產過程及史料性質,卻因每一份史料產生的背景而有所差異。曾教授在報告開始時提到,之所以會對本課題產生興趣,是因為在博士論文寫作過程中接觸到的三種傳記,產生對傳記史料的一些疑問。
本次討論的傳主是畢自嚴 (1569-1638),其家族為淄川畢氏一脈。透過重建畢氏家族系譜及追索相關脈絡,可以發現畢自嚴家中經濟情況不差。畢氏自畢自嚴開始發家,考上進士,從《石隱園藏稿》中可看到他致力於替家族中人寫作傳記,似乎也有為家族留下傳記傳統的意圖。然而,目前所見畢自嚴本人的傳記,卻遲至清代才出現。畢自嚴於《明史》有傳,此外,在《叢書集成三編》第一輯中,收錄了蔣平階所撰的〈畢少保傳〉及孫廷銓所撰的〈故明太子太保戶部尚書白陽畢公墓碑〉等二種傳記史料。
曾教授首先感到疑惑的部分,是從文中用字來看,三份傳記均產生於清代,但《明史》的記載與另兩份傳記卻有明顯不同。《叢書集成三編》所錄的兩篇傳記作者,蔣平階 (1616-1714) 為明末清初華亭地區的地理大師,為何會為千里之外山東淄川的畢自嚴作傳?而〈墓碑〉作者孫廷銓 (1613-1674) 與畢自嚴有同鄉之誼,且貴為三部尚書,何以僅作為附錄,置於〈畢少保傳〉之後?再從內容上來看,兩份史料雖然字數差距懸殊,且用字雅俗不同,但其內容有許多部分明顯重疊。仔細比對後發現,〈畢少保公傳〉有 8816 字,〈墓碑〉僅有 3099 字,但其中約有 1882 字與〈畢少保公傳〉相似或雷同,重複度高達 60.73%,且有明顯潤筆痕跡,乍看之下後者抄襲前者的可能性極高。但由於缺乏蔣平階撰作相關訊息,故此一重疊的「訊息脈絡」究竟意味著什麼?值得細細推究。
曾教授進一步考察史料收錄的情況,注意到《叢書集成三編》收錄的史料,源自於羅振玉 (1866-1940) 所輯《明季遼事叢刊》,當時羅振玉在序言中記載,這兩份資料是來自於「山左畢氏後人」,可以推論,這兩份史料的編排順序,與畢氏家族對這兩份史料的態度或許有所關聯。
文字內容方面,蔣氏傳記詳細度勝於孫氏,其中涉及許多明末政治與軍事細節的精彩論述。孫氏寫作立場保守,不似傳統墓誌偏向稱頌傳主的作法;蔣氏則對畢自嚴有較強的迴護。兩者的立場差別,可能來自明清易代之間士人個人的抉擇,孫氏轉仕清朝,而蔣氏選擇當明遺民,導致傳記的評價差異。
綜合以上觀察,曾教授認為,這兩份傳記的差異,可能源自於撰述動機。孫廷銓在墓碑中記述,為畢自嚴撰寫傳記的原因,是由於畢自嚴之子畢際有拿著「行狀」向孫氏請託作文。孫氏起先拒絕,畢際有質疑他是懼怕替明臣立傳受罰,乃舉出順治皇帝(1638-1661;1644-1661在位)在順治九年 (1652)「特詔錄甲申死事諸臣」之事說服孫氏撰文。(〈墓碑〉成書於康熙十一年 (1672))這樣的紀錄,也能解釋孫氏對傳主評價保守的立場。至於蔣平階與畢自嚴顯然沒有任何交集,目前唯一可以找到他與淄川畢氏的關聯,是他與畢自嚴堂孫畢世持是師生關係,這可能是他沒有地緣關係,卻選擇為其做傳的原因之一。另外,蔣氏作為遺民,在政治立場上似乎與畢自嚴有許多共鳴。由於蔣氏相當長壽,由蔣氏的生平看不出來墓誌撰寫的年代,但由於畢世持生存年代較短,如果蔣氏確實是由於與畢世持的師徒之誼而作此傳記,則傳記的成書年代當在孫氏之後,孫氏顯然不可能抄襲蔣氏。那麼,最後一個問題是,兩文中大量重複的資訊究竟從何而來?曾教授認為,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兩方都依據「行狀」撰作,而非相互抄襲。傳記與墓碑文字的差異,來自於雙方立場差異,及被請託者與傳主、請託人三方的人際關係,乃至於當時時代環境而定。曾教授認為,從畢自嚴這二份傳記及後來畢氏家族參與地方志編纂工作的情況,其內容都反映出編撰者對於傳記史料可能產生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反省史料體材本身特性及其生產過程,以至於研究者使用時該注意的面向。
報告結束後,與會學者提出一些問題。暨南大學歷史學系李今芸教授認為,曾教授在報告時沒有特別介紹畢自嚴個人的相關事蹟,可再行補充。曾教授藉此向聽眾說明畢氏相關經歷。其次,中研院近史所賴惠敏教授指出,目前的史料探討,若要成為研究成果,可能需更進一步的將歷史背景、個人事蹟相結合,才能找到更大的圖景。再者,傳記寫作有正反面貌,例如張居正傳會有正反寫法。或許選擇一個脈絡著眼,如畢自嚴對於財政敏感度的時代議題,若討論中把畢自嚴財政面向的經歷與遭遇加入,對本研究更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