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經典、寺院:明清宗教文化的再省思」第三次讀書會紀要
|
|
「文獻、經典、寺院:明清宗教文化的再省思」2019 年第三次讀書會,邀請中研院文哲所楊晉龍教授分享「明清伊斯蘭儒者的經學」。主持人廖肇亨教授表示,楊教授長期對穆斯林儒者的著作與思想有所研究,也符合本計畫所關心的宗教與文化主題。當年廖教授在撰寫博士論文的階段,曾發覺李卓吾也是一位穆斯林,明代其他的士人也不乏穆斯林的身分,以至於歷史學界也有許多對穆斯林的研究,然而研究他們經學的論述卻相對稀少。
楊教授表示在中文學界久了,不自覺地會從儒家角度來看問題,但此次研究盡量避免這種視角。明代有一個有趣的現象,名人或官僚都會隱藏自己伊斯蘭教徒的身分。而作為一個穆斯林,從小的教育就包含阿拉伯文,他們對自己的宗教有一股驕傲在,半數以上不主張用漢文講道。明代的穆斯林面臨兩個尷尬的處境:一是不能跪拜他人、二是不能吃豬肉,對於官員而言這兩者都難以避免,故當時有一說是幾品以上的官員必定會叛教。從這個背景來看,楊教授反對稱呼穆斯林經學家為「回儒」,因為穆斯林引述儒家經典,有時是一種保護色,其根本目的不是為了闡揚儒家思想,而是迫於無奈,以及與其他儒者溝通的策略。
談到伊斯蘭教義對這些穆斯林的影響,楊教授舉例,如同明代基督教傳入對中國經學的影響,像天文學相關知識當時已經傳入,部分士大夫對日蝕與月蝕的生成原因已有新的理解,但絕大部分士大夫,甚至皇室,面對日月蝕發生,仍舊按照傳統禮學操辦,可以說就算有新知傳入,但實際上影響並不大,就是存在但未發生作用的知識而已。
楊教授進而舉出中阿兼通的穆斯林名單及其著述:王岱輿(約 1570-1660),著《清真大學》、《正教真銓》。金大車 (1493-1537),著有《紀愚》、《金子有集》。馮從吾 (1557-1627),著有《吾墟集》、《疏草》、《元儒攷略》。張中(約 1584-1670),著《歸真總義》,並譯註《四篇要道》,另有《克理默解》。馬明龍(約 1590-1683),著有《認己醒悟》。伍遵契(約 1598-1698),譯《歸真要道譯義》,另有《修真蒙引》。常志美(約 1610-1670),注疏《古蘭經》和波斯文經典,著有《波斯語文法》、《海瓦伊.米諾哈吉》。張端 (1616-1654),著有《清真教考》。舍起靈(約 1630-1710),著有《醒迷錄》,又譯《勒默阿忒》、《默格索特》、《米爾撒德》為《昭元祕訣》、《歸真必要》、《推原正達》。馬注 (1640-1711),著《清真指南》。劉智(約 1662-1730),著有《天方性理》、《天方典禮擇要解》、《天方至聖實錄》、《五功釋義》、《天方字母解義》、《天方三字經》等。馬汝為 (1662-1731),有《馬悔齋遺集》。米萬濟(十七世紀),著有《教款微論》。金天柱(十八世紀),著有《清真釋疑》。馬德新 (1794-1874),漢文譯述有《寶命真經真解》、《信源六箴》、《禮功精義》、《幽明釋義》、《正異考述》(以上四種合稱《四典要會》)、《性命宗旨》、《命歸要語》、《醒世箴》、《據理質證》等。馬聯元 (1841-1903),漢文譯述有《孩聽譯注》、《辯理明證》。馬光燾,著有《四書集註解釋切要》、《日新堂詩文集》。
楊教授指出,王岱輿是站在「非中國人」及「清真為主」的自覺性立場,引述當權的儒家經典以鞏固清真的地位,並企圖向儒家傳播其教義,甚至有引導儒家學者向清真靠攏的意圖,基本上並未認同儒家或研究儒家義理的意願。王岱輿實際上僅是「借」儒家經典以充實清真之道,故而對儒家經典乃是選擇性的借用,僅接受符合清真者而駁斥不符合清真者,儒家經典只是協助解說清真之道的重要工具,並不具備主位位置或主導功能。總括來說,這類穆斯林不過是讀過儒家經典,利用儒家經典傳播清真之道,「借儒傳回」乃是希望藉此說服諸家認同清真之道並信從清真,並沒有認同或傳播儒家經學思想的主觀意圖。故而無論將其歸入「儒者」之列,或稱作「回儒」,皆不十分恰當,至於所謂「以儒詮經」或「以儒詮回」,不如改作「借儒傳經」或「引儒傳回」,更切合實際。
演講結束後,中研院文哲所劉瓊雲教授首先提問,當時民間宗教是否也受伊斯蘭教的影響?楊教授回應,伊斯蘭教內部的控制性極強,教徒信奉強度很高,沒有看到特別影響民間宗教的痕跡。廖肇亨教授則認為很多伊斯蘭教徒是軍戶,與部隊關係深厚,不知道除了經學之外,是否有其他領域的伊斯蘭教影響也比較顯著?楊教授說明,軍事上自己沒有特別研究,但文學上有;此外,其實很多伊斯蘭教徒也有佛教的友人,其間的關係亦值得研究。中研院文哲所羅聖堡博士舉《天方性理》中的篇目與宇宙結構圖,詢問楊教授如何解讀。楊教授解釋此書顯然有其寫作策略,前面篇章都是宋明理學,但後面就展開伊斯蘭教理。這種次序安排很巧妙,不知不覺間也會把佛教、莊學引渡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