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儒學、家族與宗教」專題紀要

　　主持人：王汎森（中研院副院長）

　　發表人：楊儒賓（國立清華大學中文系教授）、許齊雄（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副教
　　　　　　授）、呂妙芬（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員）、彭國翔（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

　　評論人：廖肇亨（中研院文哲所研究員）、張藝曦（國立交通大學客家文化學院人文
　　　　　　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王汎森、徐聖心（國立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

　　本場次以明清之際的儒學與社會文化為主題，探討該時期儒學的人觀、身體觀、生死觀、家庭倫理觀和其彼此間的聯繫，並從不同角度論述思想與實踐的交相影響及異同。四篇論文中，「家庭」與「宗教」是兩個特別被強調的面向，內容包含了儒者對日用人倫和宗族建設的看法、儒者日常生活的家庭場域和在此場域內進行的禮儀活動、家庭人倫與修身成聖的關係、修身實踐與身心健康的關係，以及儒學與佛教等其他宗教的互動情形。

　　楊儒賓教授的論文是〈理學家的靜坐治病、試煉與禪病〉。楊教授因故未能出席，由評論人廖肇亨教授代為宣讀。本文以為，理學工夫論以人格境界導向為目標，但修習過程中人的生理也會受影響。「靜坐」是學者憑藉凝聚專一以轉化現實身心狀態的一種手段，預期有助於朗現其本性，並可達到最高且更真實的存在位階（如儒家的聖人、佛教的佛、道教的仙人或真人）。借靜坐以養生治病者史不絕書，程、朱皆曾言及靜坐治病之事；不僅如此，靜坐強化了身心狀態，也可增加學者面臨重大衝擊與磨難時的抵抗耐度。然而，若靜坐不順利，很容易引發身心失衡的疾病——通常稱為「禪病」。禪病是理學家不能不面對的問題，其中最大又最不易判斷者，乃是誤入佛、老異端。

　　廖教授指出，楊教授在儒學領域研究甚深，一向不沉湎於概念分析，多針對文化、身體進行探討，《儒家身體觀》等便是代表性著述。他建議楊教授可將本文題目改為「理學家的治病、試煉與禪病——靜坐的身體觀」，也指出儒家談靜坐總是語焉不詳，不如佛家的論述清楚，楊教授視靜坐為儒家功法，將理學靜坐變成孤立系統，不免令人產生懷疑。晚明三教融合普遍，某些觀念不見得一定是出於哪一教，故理學靜坐亦應與其他宗教傳統作對話和比較。文中討論儒者因遁入空寂而稱禪病，廖教授也認為需再商榷，畢竟這種「病」不同於身體方面的疾病，更多關乎教義思想之正統與異端的判準。另外，理學家常說自己一夕開悟，但如何證明？在禪宗看來，理學家所謂開悟，大概最多是「破初關」，並非真正的開悟。

　　許齊雄教授的〈理學家的思想與家族實踐——李光地與安溪湖頭李氏家族〉是一篇結合思想史及歷史人類學研究的論文。李光地 (1642-1718) 是清初著名漢臣與理學家，福建安溪湖頭李氏則是當地望族。許教授欲探討受到明清鼎革戰亂破壞後，李氏家族的新建設和族內政治地位最高、影響力最大的李光地的理念有何關係，故本文的重點是說明李光地在宗族組織的原則及方法上的主張，包括祭祀典禮、修整家廟、編撰族譜等，尤其是對恢復宗法的論述。李光地的政治光環、大儒角色，給予了原處宗族世系邊緣位置的他極具效力的發言權。根據他的規劃，擁有官爵俸祿的支子，可以取代僅是庶民或官職明顯較低的宗子，擔任家廟祭禮的主祭者。換言之，在這套宗法制度中，國家體制下的榮耀和權力有決定性的意義。理學名臣試圖振興古禮的同時，也因其身為朝官的身分，於家族實踐中納入了對出仕士大夫之價值與利益的考量，並非單純復古。

　　評論人張藝曦教授首先肯定許教授親自帶領學生前往安溪湖頭進行田野調查的努力，讓我們對李氏家族及閩南的社會、生活有了較多的認識。另一方面，張教授表示，本文提到李氏家族在明清易代時遭受嚴重破壞，卻未見足夠的文獻資料可佐證嚴重程度，建議許教授再作補充。此外，華南地區大族甚眾，選擇討論李氏宗法制度的變革，是因為李光地明確指出有官爵俸祿者宗法地位較高，或是基於其他特殊理由？而李光地所謂的復古，具體內容為何？以上均應在文章中詳細解說。

　　呂妙芬教授的論文是〈明清儒學關於個體生命不朽、死後想像與祭祀之論述〉，由個體神魂不滅、死後理想境界的想像、祭祀原理與實踐三個層面探討近世儒學宗教化的議題。呂教授指出，從明末開始，許多儒者都不再滿意張載及程、朱「人死氣散無知」的看法，他們相信聖賢與凡愚不同，聖賢死後神靈不滅，其個體性將永存不朽，且透過道德修養可以成聖，體現儒家綱常人倫乃是入聖升天之階。有儒者認為學聖之人即便和聖賢無血緣關係，也因能真實學聖而隨時與之心氣相通；明清之際許多儒者，也的確在家中陳列聖賢木主，定期舉行拜聖賢的儀式，使家居禮儀呈現一種道脈與血脈雙重認同的現象，意味著近世儒學宗教化的趨向。

　　評論人王汎森教授表示，呂教授在明清儒學領域耕耘多年，研究成果已是有目共睹。關於本文，王教授建議題目可改作「明清理學家的生死觀」，並提到儒家對生死沒有一套完美的答案，無法真正解決死後魂魄歸屬的問題。理學家論生死比先秦儒者理性，主張人死氣散；他們指出所謂感格與神靈依附、會聚於木主等是很模糊而勉強的臆測，因為那些都不可知。儒家沒有「為善上天堂，為惡下地獄」的說法，強調不要迷信，十七世紀時普遍抱持闢佛態度，又受天主教、基督教影響，內在需求和外在環境交相激盪，最終開展出一條新道路，就是呂教授文章言及的將儒學建立於日用人倫之上，盡倫常以全德成聖，使死後神靈不朽。其次，明清時期各宗教因素的刺激值得考慮。

　　彭國翔教授的論文是〈周海門與佛教——歷史與思想〉。陽明後學周汝登（1547-1629，號海門）是晚明浙東地區士林領袖，他和佛教關係密切，當時禪宗在浙東大盛，海門的推動、接引無疑是重要助力。黃宗羲撰寫《明儒學案》時，為了劃清陽明學與禪宗的界限，竟將海門及其弟子陶望齡、陶奭齡歸入泰州學派，使之成為王門異端；此舉違背事實，眾所皆知。過去學界對海門與佛教的研究有限，彭教授則詳細考察了海門和佛教交涉的各種情況，包括與僧人往來、遊歷及住宿佛寺、協助募緣、促進佛教典籍流通與編輯佛書等。思想方面，彭教授說明了海門重視以誦持和踐行經典闡揚佛教義理，並援引佛教觀念、禪門公案詮釋儒學，或站在儒家立場解讀佛教。另外，海門不贊成輕言儒釋之辨，他認為對兩教了解的程度和個人親身經歷有關，必須真正有所體驗、確實了解之後，才能談此議題。至於海門由不接受佛教到深入佛教的原因，彭教授提出兩點，一是其一生中屢遭喪親之痛，二是堂兄周夢秀的帶領與開導起了重大作用。

　　評論人徐聖心教授指出，彭教授使用了學界一般較少注意到的文獻，本文乃是建立在嚴密文獻資料基礎上的成果，對研究周海門的學者來說很有參考價值。較讓人疑惑的是，文中完全未提及袁了凡，但其實了凡影響海門甚大，海門認同《功過格》並親自為了凡的《省身錄》作序，這一機緣就海門個人與當時浙東學界而言都有很大意義。對此，彭教授表示他並非忽略袁了凡，由於《功過格》亦具道教色彩，本文因聚焦於周海門與佛教的關係，故未討論；他也強調，海門接納佛教不是受到某個人或單一事件的影響，而是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

　　最後主持人王汎森教授為本場研討會作總結，他指出雖然近年來思想史研究較冷門，不過思想史與其他領域結合，可以發揮的空間很大；中國近世思想的複雜度與創造性都很高，更是值得大家深耕的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