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 年中央研究院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中國近世的城市文化與生活」專題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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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漢學會議其中一個議題為「中國近世的城市文化與生活」，研討會於 6 月 20、21 日由歷史語言研究所舉辦，共有 13 位海內外學者發表文章，分為「歷史變局下的城市生活」、「城市中的人情生活」、「城市中的國計民生」、「城市社會的塑造」、「城市中的文藝休閒」等五個主題進行。李孝悌教授雖然婉拒會前致詞，但仍藉著擔任主持人的機會表示，中國近世城市史的研究已經進行十餘年，期間累積了許多具啟發性的研究專著，而本次邀集的學者更是此研究領域的一時之選。
第一場「歷史變局下的城市生活」，有巫仁恕、梅爾清 (Tobie Meyer-Fong)、姜進三位教授發表論文。巫教授的論文〈逃離城市：明清之際江南城鎮士人的逃難經歷〉，探討明清鼎革時期江南地區的逃難史，倚賴傳世數量有限的下層士人文獻進行研究與分析，指出明清之際的逃難潮大致可分為：崇禎前期，此時逃難潮多為了躲避鄉間小賊而向城鎮移動。相較於此，崇禎中後期則因流寇四起且將城鎮視為主要攻擊目標，促使士人向鄉村移動以避戰禍。明亡清興之際，南明政權與滿清八旗在江南交戰，各地鄉村組織鄉兵以維護地方秩序，但也有投機份子參雜其中；而居於城市已經接受薙髮令的士人，則有與鄉村爭鬥對立的情形發生。巫教授試圖從過去較少被使用的史料著手，對於明清之際士人逃難的經驗以及城鄉之間複雜而屢易的關係，作出分析，並藉以之反思戰爭的殘酷。
梅爾清教授的論文為 “City Life and Civil War: Hefei, 1853-4” ，旨在探討太平天國戰爭對合肥民眾個人記憶的影響，以及戰爭對城市民眾造成的物質破壞。合肥在清代原僅是府城，但當省城安慶淪陷於太平軍之時，合肥因應戰爭需要被升格為省城，冀以有效抵擋太平軍攻擊。梅教授藉由江忠源的案例以及日記形式的《蒙難述抄》，描繪這段被時人視為「城市如監獄，鄉村如樂土」的景象。當內戰結束後，因戰功獲得擢昇且出身於合肥的李鴻章兄弟則利用重修方志的契機，匯入了政治、道德等訴求，不斷重述合肥城在戰時蒙受的苦難，進而強化「省城」合肥的民眾與安徽軍隊在平定太平軍戰事的貢獻。因此，主導重修方志的政治精英群成為戰後重建的實際獲利者。戰前的《蒙難述抄》和戰後的地方志，對於城市經歷的苦難描述呈現鮮明對比，顯出個人記憶與官方記憶的差別，以及國家政治菁英在官方文本的意圖與操弄。
姜進教授的〈再造《紅樓夢》：性別、言情與社會主義文化〉一文，討論 20 世紀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在「以農村包圍城市」這一政策下，對於城市的影響。1949 至 1980 年代，共產黨在全國包括上海在內，大力頌揚英雄主義、壓抑言情文化，然而在此官方推廣的氛圍下，當時名列前茅的暢銷書仍以言情類為主，當中又以乾隆年間曹雪芹所寫的《紅樓夢》最為熱門。《紅樓夢》原先是一部包含政治、文化、民族甚至暗藏隱喻的小說，但到了 20 世紀，戲劇卻將小說中僅屬於小部分，賈寶玉和林黛玉之間的愛情故事昇華成為該書的主軸，導致《紅樓夢》更為大眾所鍾情，甚至將原先複雜的感情世界，簡化成符合當時社會頌揚忠貞專一的情結。有趣的是，官方的立場雖是強調英雄主義，但卻又因需要戲劇作為外交宣傳手段，竟爾使言情文化透過官方管道傳揚至世界各地，修改過的《紅樓夢》也隨之為世人所熟知。過去一直認為共產黨對於思想的控制可謂無孔不入，但是姜教授指出，儘管共產黨掌握宣傳、輿論，卻無法操縱個人心靈深處的男女情感表達模式，讓言情文化依舊持續置身於上海城市中。
第二場「城市中的人情生活」討論，由鄭培凱、大木康 (Yasushi Oki)、郭安瑞 (Andrea Goldman) 三位教授發表研究成果。鄭教授〈湯顯祖劇作的城鄉想像〉一文討論湯顯祖的創作及其在城市、鄉村不同生活經歷間的關係，深入思索作品與遊宦歷程的關聯性。湯顯祖的《牡丹亭》向來被視為明代城市文化代表作之一，然而有趣的是，此劇其實創作於湯顯祖貶謫嶺南之際。在湯顯祖被貶之前的詩作中，對鄉村的想像十分有限，但之後作品則陸續出現內容頗為豐富的嶺南鄉村風光，甚至提及當時中西文化接觸最活躍的澳門。湯顯祖最後在位於浙江山區當時為窮鄉僻壤的遂昌縣度過了頗長時光；從後代眼光看來，這一個比起湯顯祖原鄉成長的江西、京城仕宦交際的北京、貶謫放逐時期的嶺南，都有不同特色的山城，對其日後作品有深遠影響，值得學者繼續研究。
大木康教授的論文〈冒辟疆側室蔡夫人傳〉探討冒襄（字辟疆）和側室蔡含在如皋城的生活，以及其與身邊女子互動的故事。冒襄元配為蘇氏，身為名門之後，在任何層面都與文壇名士冒襄相當匹配，更替其夫婿娶妾，以服侍年邁的雙親和鰥夫。蔡含乃在此情況下被冒襄納為妾，蔡含為冒襄食客兼好友蔡潛之女，在正妻蘇氏的主導下，與父執輩的冒襄結婚後，雖然彼此有著相當大的差距，但仍然遵守應盡的禮儀。因蔡含擅於作畫，與冒襄側室金玥被譽為「冒氏兩畫史」，且蔡含的繪畫更成為冒襄與友人交際的手段之一，從《同人集》中可發現冒襄曾以蔡含之名開了三次畫展。大木教授以蔡含為楔子，帶出冒襄以及其諸妻子、周邊友人的交往細節，進而呈顯當時城市生活的一些具體面相。
郭安瑞教授的論文為 “Polemical Plays and Gendered Sympathies in the Mid Qing Capital” ，探討清代中葉北京城內，低下層文人的娛樂中心：商業化的梨園，以及相關戲曲變更所反映出的社會現象。清代崑劇在北京發展蓬勃，梨園成為滿洲旗民以及城市居民的生活中心之一。清中葉以後，為了配合觀眾對於戲曲表演的寄情作用，演出的版本也有了變化，漸漸被刪改成為沒有好結局的簡短本，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情況以及對權貴人士的反感、對小市民的同情。而一些劇本中的角色，也從主要角色轉變為配角。後期梨園開始商業化，劇本也漸漸改變成有更好的結局，以符合人心的期待。
第三場「城市中的國計民生」討論，有顧德曼 (Byna Goodman)、羅威廉 (William Rowe) 兩位教授的論文。顧教授的論文為 “The Alchemy of Translation: ‘Economics’ in Early Republican Shanghai” ，利用不同的材料論證證卷交易所在近代上海的發展，以及「經濟」這一概念在當時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重塑與影響。顧教授先從具有歐式建築風格的交易所建築談起，討論這些特色帶給民眾的象徵意義。當時為了傳播經濟的資訊，可以發現報紙與交易所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又為了要給予市民交易所是一件西洋事務的感覺，在取名上都盡量帶有「洋味」。此外，廣告詞也都盡量迎合當時民眾的心態，宣導經濟活動與獨立國家發展的關係。然而，因為交易所引發不少上海民眾爭先恐後參與的瘋狂經濟活動行為，負面效果也導致市面上出現了許多帶有大量警惕此一活動的資訊，透過圖片等方式傳達。
羅威廉教授因參加女兒在美國的畢業典禮，未能出席是次會議，但寄來論文，現場由吳秀玲小姐代為宣讀。羅教授論文題目為 “Bao Shichen (1775-1855), a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Agrarian Reformer” ，探討清代著名學者包世臣在農業改革方面的觀念及作為，分析包世臣有關農業自主的概念，以及他如何解決當時國家面臨的生計問題。羅教授指出，包世臣除了重視農業外，也提倡海上貿易與漕運工作。雖然他終其一生僅擔任過新喻縣令，但是細讀他的著作，可以深刻瞭解其生平歷程、早期幾近於烏托邦的想法，以及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為官經驗的累積，想法漸漸有所轉變。
第二天的第一場主題為「城市社會的塑造」，由費絲言、蔡志祥兩位教授發表論文。費教授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Unlikely Parallel between Nanjing and Ningxia” ，比較明代初年做為移民首都的南京城，以及位處明代西北邊區的衛所城市寧夏在不同文化制度下的「城市化」到底有何獨特性與共通性；另一方面則希望將明代具有商業、行政性質的衛所城市也納入城市史研究的視野之內；更希望透過剖析白銀的流動，對 G. William Skinner 的中國城市化理論有所回應。明中葉以後白銀大量流入，以往給人蕭條印象的邊區衛所也逐漸欣欣向榮。城市史研究者過去比較關注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促使的社會變遷，象徵國家權力的衛所城市相對不受重視，費教授認為：應該更注意衛所城市的變化模式，因當時明代的衛所城市，不僅有資本的流動，也有大量的移民。明代南京城的人口遷移情形基本上是：菁英階層因政治因素而流入，但一般市民則因為逃離徭役而流出；相較之下，寧夏則主要因為政府招撫蒙古部落的軍政考量而造成人口流入，但衛所原先居民卻由於往河套開拓肥沃土地而大量流出。然而，寧夏流出的人口仍與原居地保持密切關係，彼此商貿往來不絕。總的來看，費教授認為：白銀流入中國以及帝國政治力量造成了當時國內人口與市場結構的鉅變，這點與 Skinner 的以人口為主，重視長期變化，忽略帝國政治影響有所不同。
蔡志祥教授發表〈城市裡的救贖：移民、階級與清末民初汕頭港口城市的善緣活動〉一文，指出汕頭相對而言是不具傳統社會勢力的城市，到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汕頭開港，才開始成為中國對外輸出勞工的主要口岸。但也因為進出人口數量激增，無名屍骨隨之增加，1980 年代成立了第一間善堂，而善堂興起則與貿易有著極密切的關係。蔡教授發現，這些善堂與地方的方言族群（客家族群、潮州方言群等）息息相關，同時也是經營出口勞工的商人藉以回應當時世界上人道主義潮流的一種方式。善堂最後一併發展成為商人處理自己業務的機構，當時這類組織強調其慈善性，並極力否認當中的迷信成分。
城市史最後一個場次以「城市中的文藝休閒」為題，由王鴻泰、王正華、王笛三位教授發表論文。王鴻泰教授的〈游於藝——明代文人的城市游樂與文藝社會〉一文認為作者的生活背景在其文學創作中不容忽視，其中以城市生活最為重要，例如文徵明等居住城市的文人，便與沈周這類擁有自己莊園生活的士人頗不相同。王教授藉著許多明代小品文，試圖重建明代文人在城市中的遊藝活動及其生活世界。此文主要的場景在江南城市，在這些明中葉以後因經濟活動快速發展而商業化發達的城市中，聚集了一批資本雄厚的商人，其中包括棄儒從商者與將利換名者。為了回應當時的社會氛圍，商人們開始定期舉辦詩會等活動，甚至還大力獎勵文藝集會，進而影響到當時社會的價值觀。商人們也樂於透過舉辦文藝活動增加文學素養，漸漸演變為類似義務責任，甚至產生了沈重的經濟壓力。相對於此，文人的範圍也因此不斷擴大，不少下層文人的目的是希冀藉此機會擴大人脈，與傳統仕紳官宦有所交集。與此同時，明代文人也在這些聲色犬馬的聚會活動中，創造出一些不朽的文學作品。
王正華教授的〈城市與視覺商品：清代初中期蘇州版畫的商業面向〉一文主要根據大量印行的通俗出版物（相對便宜的書籍與圖像等消費品）檢視當時中國的「視覺商品」，並探討其中代表的底層社會文化。王教授指出，當時以蘇州城為中心的「視覺商品」可以大致分為門神、畫張、印刷等三種。而版畫的題材則多來自民間故事、人倫教化、花鳥山水及求富發財等主題，甚至會反映時事主題並或展現某些旅遊相關資訊，當時並出現了許多受到西洋透視畫法影響的版畫。王教授根據這些西洋畫法技巧中「消失點」的差異，判斷這些畫作的主要來源並非自宮廷傳出，可視為另一種傳播的現象。這些版畫的畫風固定，以可以拼版的形式販賣，且生產與銷售都為同一地點。王教授也試圖從已知的版畫畫家找出彼此的關聯性，解釋為何會有這樣的低層次消費市場誕生。
王笛教授的論文為 “State Control and Rise of Socialist Amusement: Reform of Folk Performance and Performers at the Teahouse in early 1950s Chengdu” ，希冀能以成都為例，從接管組織、打壓傳統與施行舉措三個角度了解共產黨如何改造城市生活。自 1949 年共產黨解放成都後，在 1950 年代即對於傳統文化進行全面性的改造，希望減少文化對於時人的影響，進而建立認同社會主義的新觀念。首先，共產黨接手成都的傳統「書場」，並對娛樂事業進行改造，鼓勵成立或改革組織，例如五月文化服務社、第一實驗書場，以此等組織服務社會主義；進而打壓「打圍鼓」等具有哥老會色彩的傳統活動，將藝人趕離城市。但是地方政府對於突然湧入的藝人卻無力管轄，也無法提供他們新的工作機會，故而只能又讓藝人重返成都，故而與文化部門打壓驅離藝人以建立社會主義的中央政策相左。除此之外，因為男性文娛工作者被迫離開城市，家中婦女乃取而代之登場演出，但卻一時無法被成都民眾接受。因此，文化部門便又積極將參與傳統文化活動演出的婦女送回家庭，這卻又與共產黨解放婦女的大政策相違背。
本次與會的學者提出了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不少學者更是替城市史這個領域的未來開拓了新的視野和方向。李孝悌教授總結評論時，對於此次會議諸多學者提出文章的廣度與深度極為讚賞，認為城市史未來肯定尚有許多值得深入與拓展的好議題，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第一場「歷史變局下的城市生活」，有巫仁恕、梅爾清 (Tobie Meyer-Fong)、姜進三位教授發表論文。巫教授的論文〈逃離城市：明清之際江南城鎮士人的逃難經歷〉，探討明清鼎革時期江南地區的逃難史，倚賴傳世數量有限的下層士人文獻進行研究與分析，指出明清之際的逃難潮大致可分為：崇禎前期，此時逃難潮多為了躲避鄉間小賊而向城鎮移動。相較於此，崇禎中後期則因流寇四起且將城鎮視為主要攻擊目標，促使士人向鄉村移動以避戰禍。明亡清興之際，南明政權與滿清八旗在江南交戰，各地鄉村組織鄉兵以維護地方秩序，但也有投機份子參雜其中；而居於城市已經接受薙髮令的士人，則有與鄉村爭鬥對立的情形發生。巫教授試圖從過去較少被使用的史料著手，對於明清之際士人逃難的經驗以及城鄉之間複雜而屢易的關係，作出分析，並藉以之反思戰爭的殘酷。
梅爾清教授的論文為 “City Life and Civil War: Hefei, 1853-4” ，旨在探討太平天國戰爭對合肥民眾個人記憶的影響，以及戰爭對城市民眾造成的物質破壞。合肥在清代原僅是府城，但當省城安慶淪陷於太平軍之時，合肥因應戰爭需要被升格為省城，冀以有效抵擋太平軍攻擊。梅教授藉由江忠源的案例以及日記形式的《蒙難述抄》，描繪這段被時人視為「城市如監獄，鄉村如樂土」的景象。當內戰結束後，因戰功獲得擢昇且出身於合肥的李鴻章兄弟則利用重修方志的契機，匯入了政治、道德等訴求，不斷重述合肥城在戰時蒙受的苦難，進而強化「省城」合肥的民眾與安徽軍隊在平定太平軍戰事的貢獻。因此，主導重修方志的政治精英群成為戰後重建的實際獲利者。戰前的《蒙難述抄》和戰後的地方志，對於城市經歷的苦難描述呈現鮮明對比，顯出個人記憶與官方記憶的差別，以及國家政治菁英在官方文本的意圖與操弄。
姜進教授的〈再造《紅樓夢》：性別、言情與社會主義文化〉一文，討論 20 世紀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在「以農村包圍城市」這一政策下，對於城市的影響。1949 至 1980 年代，共產黨在全國包括上海在內，大力頌揚英雄主義、壓抑言情文化，然而在此官方推廣的氛圍下，當時名列前茅的暢銷書仍以言情類為主，當中又以乾隆年間曹雪芹所寫的《紅樓夢》最為熱門。《紅樓夢》原先是一部包含政治、文化、民族甚至暗藏隱喻的小說，但到了 20 世紀，戲劇卻將小說中僅屬於小部分，賈寶玉和林黛玉之間的愛情故事昇華成為該書的主軸，導致《紅樓夢》更為大眾所鍾情，甚至將原先複雜的感情世界，簡化成符合當時社會頌揚忠貞專一的情結。有趣的是，官方的立場雖是強調英雄主義，但卻又因需要戲劇作為外交宣傳手段，竟爾使言情文化透過官方管道傳揚至世界各地，修改過的《紅樓夢》也隨之為世人所熟知。過去一直認為共產黨對於思想的控制可謂無孔不入，但是姜教授指出，儘管共產黨掌握宣傳、輿論，卻無法操縱個人心靈深處的男女情感表達模式，讓言情文化依舊持續置身於上海城市中。
第二場「城市中的人情生活」討論，由鄭培凱、大木康 (Yasushi Oki)、郭安瑞 (Andrea Goldman) 三位教授發表研究成果。鄭教授〈湯顯祖劇作的城鄉想像〉一文討論湯顯祖的創作及其在城市、鄉村不同生活經歷間的關係，深入思索作品與遊宦歷程的關聯性。湯顯祖的《牡丹亭》向來被視為明代城市文化代表作之一，然而有趣的是，此劇其實創作於湯顯祖貶謫嶺南之際。在湯顯祖被貶之前的詩作中，對鄉村的想像十分有限，但之後作品則陸續出現內容頗為豐富的嶺南鄉村風光，甚至提及當時中西文化接觸最活躍的澳門。湯顯祖最後在位於浙江山區當時為窮鄉僻壤的遂昌縣度過了頗長時光；從後代眼光看來，這一個比起湯顯祖原鄉成長的江西、京城仕宦交際的北京、貶謫放逐時期的嶺南，都有不同特色的山城，對其日後作品有深遠影響，值得學者繼續研究。
大木康教授的論文〈冒辟疆側室蔡夫人傳〉探討冒襄（字辟疆）和側室蔡含在如皋城的生活，以及其與身邊女子互動的故事。冒襄元配為蘇氏，身為名門之後，在任何層面都與文壇名士冒襄相當匹配，更替其夫婿娶妾，以服侍年邁的雙親和鰥夫。蔡含乃在此情況下被冒襄納為妾，蔡含為冒襄食客兼好友蔡潛之女，在正妻蘇氏的主導下，與父執輩的冒襄結婚後，雖然彼此有著相當大的差距，但仍然遵守應盡的禮儀。因蔡含擅於作畫，與冒襄側室金玥被譽為「冒氏兩畫史」，且蔡含的繪畫更成為冒襄與友人交際的手段之一，從《同人集》中可發現冒襄曾以蔡含之名開了三次畫展。大木教授以蔡含為楔子，帶出冒襄以及其諸妻子、周邊友人的交往細節，進而呈顯當時城市生活的一些具體面相。
郭安瑞教授的論文為 “Polemical Plays and Gendered Sympathies in the Mid Qing Capital” ，探討清代中葉北京城內，低下層文人的娛樂中心：商業化的梨園，以及相關戲曲變更所反映出的社會現象。清代崑劇在北京發展蓬勃，梨園成為滿洲旗民以及城市居民的生活中心之一。清中葉以後，為了配合觀眾對於戲曲表演的寄情作用，演出的版本也有了變化，漸漸被刪改成為沒有好結局的簡短本，反映了當時的社會情況以及對權貴人士的反感、對小市民的同情。而一些劇本中的角色，也從主要角色轉變為配角。後期梨園開始商業化，劇本也漸漸改變成有更好的結局，以符合人心的期待。
第三場「城市中的國計民生」討論，有顧德曼 (Byna Goodman)、羅威廉 (William Rowe) 兩位教授的論文。顧教授的論文為 “The Alchemy of Translation: ‘Economics’ in Early Republican Shanghai” ，利用不同的材料論證證卷交易所在近代上海的發展，以及「經濟」這一概念在當時人們日常生活中的重塑與影響。顧教授先從具有歐式建築風格的交易所建築談起，討論這些特色帶給民眾的象徵意義。當時為了傳播經濟的資訊，可以發現報紙與交易所之間相互依存的關係。又為了要給予市民交易所是一件西洋事務的感覺，在取名上都盡量帶有「洋味」。此外，廣告詞也都盡量迎合當時民眾的心態，宣導經濟活動與獨立國家發展的關係。然而，因為交易所引發不少上海民眾爭先恐後參與的瘋狂經濟活動行為，負面效果也導致市面上出現了許多帶有大量警惕此一活動的資訊，透過圖片等方式傳達。
羅威廉教授因參加女兒在美國的畢業典禮，未能出席是次會議，但寄來論文，現場由吳秀玲小姐代為宣讀。羅教授論文題目為 “Bao Shichen (1775-1855), an Early Nineteenth-Century Agrarian Reformer” ，探討清代著名學者包世臣在農業改革方面的觀念及作為，分析包世臣有關農業自主的概念，以及他如何解決當時國家面臨的生計問題。羅教授指出，包世臣除了重視農業外，也提倡海上貿易與漕運工作。雖然他終其一生僅擔任過新喻縣令，但是細讀他的著作，可以深刻瞭解其生平歷程、早期幾近於烏托邦的想法，以及隨著年齡的增長和為官經驗的累積，想法漸漸有所轉變。
第二天的第一場主題為「城市社會的塑造」，由費絲言、蔡志祥兩位教授發表論文。費教授 “Migration and Urbanization: The Unlikely Parallel between Nanjing and Ningxia” ，比較明代初年做為移民首都的南京城，以及位處明代西北邊區的衛所城市寧夏在不同文化制度下的「城市化」到底有何獨特性與共通性；另一方面則希望將明代具有商業、行政性質的衛所城市也納入城市史研究的視野之內；更希望透過剖析白銀的流動，對 G. William Skinner 的中國城市化理論有所回應。明中葉以後白銀大量流入，以往給人蕭條印象的邊區衛所也逐漸欣欣向榮。城市史研究者過去比較關注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促使的社會變遷，象徵國家權力的衛所城市相對不受重視，費教授認為：應該更注意衛所城市的變化模式，因當時明代的衛所城市，不僅有資本的流動，也有大量的移民。明代南京城的人口遷移情形基本上是：菁英階層因政治因素而流入，但一般市民則因為逃離徭役而流出；相較之下，寧夏則主要因為政府招撫蒙古部落的軍政考量而造成人口流入，但衛所原先居民卻由於往河套開拓肥沃土地而大量流出。然而，寧夏流出的人口仍與原居地保持密切關係，彼此商貿往來不絕。總的來看，費教授認為：白銀流入中國以及帝國政治力量造成了當時國內人口與市場結構的鉅變，這點與 Skinner 的以人口為主，重視長期變化，忽略帝國政治影響有所不同。
蔡志祥教授發表〈城市裡的救贖：移民、階級與清末民初汕頭港口城市的善緣活動〉一文，指出汕頭相對而言是不具傳統社會勢力的城市，到了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汕頭開港，才開始成為中國對外輸出勞工的主要口岸。但也因為進出人口數量激增，無名屍骨隨之增加，1980 年代成立了第一間善堂，而善堂興起則與貿易有著極密切的關係。蔡教授發現，這些善堂與地方的方言族群（客家族群、潮州方言群等）息息相關，同時也是經營出口勞工的商人藉以回應當時世界上人道主義潮流的一種方式。善堂最後一併發展成為商人處理自己業務的機構，當時這類組織強調其慈善性，並極力否認當中的迷信成分。
城市史最後一個場次以「城市中的文藝休閒」為題，由王鴻泰、王正華、王笛三位教授發表論文。王鴻泰教授的〈游於藝——明代文人的城市游樂與文藝社會〉一文認為作者的生活背景在其文學創作中不容忽視，其中以城市生活最為重要，例如文徵明等居住城市的文人，便與沈周這類擁有自己莊園生活的士人頗不相同。王教授藉著許多明代小品文，試圖重建明代文人在城市中的遊藝活動及其生活世界。此文主要的場景在江南城市，在這些明中葉以後因經濟活動快速發展而商業化發達的城市中，聚集了一批資本雄厚的商人，其中包括棄儒從商者與將利換名者。為了回應當時的社會氛圍，商人們開始定期舉辦詩會等活動，甚至還大力獎勵文藝集會，進而影響到當時社會的價值觀。商人們也樂於透過舉辦文藝活動增加文學素養，漸漸演變為類似義務責任，甚至產生了沈重的經濟壓力。相對於此，文人的範圍也因此不斷擴大，不少下層文人的目的是希冀藉此機會擴大人脈，與傳統仕紳官宦有所交集。與此同時，明代文人也在這些聲色犬馬的聚會活動中，創造出一些不朽的文學作品。
王正華教授的〈城市與視覺商品：清代初中期蘇州版畫的商業面向〉一文主要根據大量印行的通俗出版物（相對便宜的書籍與圖像等消費品）檢視當時中國的「視覺商品」，並探討其中代表的底層社會文化。王教授指出，當時以蘇州城為中心的「視覺商品」可以大致分為門神、畫張、印刷等三種。而版畫的題材則多來自民間故事、人倫教化、花鳥山水及求富發財等主題，甚至會反映時事主題並或展現某些旅遊相關資訊，當時並出現了許多受到西洋透視畫法影響的版畫。王教授根據這些西洋畫法技巧中「消失點」的差異，判斷這些畫作的主要來源並非自宮廷傳出，可視為另一種傳播的現象。這些版畫的畫風固定，以可以拼版的形式販賣，且生產與銷售都為同一地點。王教授也試圖從已知的版畫畫家找出彼此的關聯性，解釋為何會有這樣的低層次消費市場誕生。
王笛教授的論文為 “State Control and Rise of Socialist Amusement: Reform of Folk Performance and Performers at the Teahouse in early 1950s Chengdu” ，希冀能以成都為例，從接管組織、打壓傳統與施行舉措三個角度了解共產黨如何改造城市生活。自 1949 年共產黨解放成都後，在 1950 年代即對於傳統文化進行全面性的改造，希望減少文化對於時人的影響，進而建立認同社會主義的新觀念。首先，共產黨接手成都的傳統「書場」，並對娛樂事業進行改造，鼓勵成立或改革組織，例如五月文化服務社、第一實驗書場，以此等組織服務社會主義；進而打壓「打圍鼓」等具有哥老會色彩的傳統活動，將藝人趕離城市。但是地方政府對於突然湧入的藝人卻無力管轄，也無法提供他們新的工作機會，故而只能又讓藝人重返成都，故而與文化部門打壓驅離藝人以建立社會主義的中央政策相左。除此之外，因為男性文娛工作者被迫離開城市，家中婦女乃取而代之登場演出，但卻一時無法被成都民眾接受。因此，文化部門便又積極將參與傳統文化活動演出的婦女送回家庭，這卻又與共產黨解放婦女的大政策相違背。
本次與會的學者提出了相當豐碩的研究成果，不少學者更是替城市史這個領域的未來開拓了新的視野和方向。李孝悌教授總結評論時，對於此次會議諸多學者提出文章的廣度與深度極為讚賞，認為城市史未來肯定尚有許多值得深入與拓展的好議題，需要大家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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