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良教授演講「清初臺灣方志的山脈書寫與帝國意識型態」紀要

 
講題: 清初臺灣方志的山脈書寫與帝國意識型態
主講人: 李文良教授(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主持人: 林蘭芳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時間: 2014 年 7 月 4 日(五)下午 2:30 至 下午 4:30
地點: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八樓 817 會議室
撰寫人: 林榮盛(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碩士生)
 
李文良教授演講「清初臺灣方志的山脈書寫與帝國意識型態」紀要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邊區臺灣」研究群,於 2014 年 7 月 4 日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李文良教授蒞臨演講。李教授的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臺灣林業史、清代臺灣社會經濟史,最近興趣則轉向關注臺灣西南部的沿海人群。著有《中心與周緣:臺北盆地東南緣淺山地區的社會經濟變遷》、《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 (1680-1790)》等專書。

  李教授此次演講的題目,主要探討臺灣在清康熙年間首度納入中國版圖以後,如何在帝國意識型態中合理化的歷史過程。相較於學者趙剛從帝國統治者的關懷點出發,李教授的研究取徑則較貼近林開世關於十九世紀初臺灣噶瑪蘭納入清廷版圖治理的討論方法。 其從地方志中往往讓人忽略的「分野」、「山脈」等篇章入手,分析方志編纂者如何在地方知識體系中,將臺灣從「島夷」轉變為「華」,並重新建構其在帝國中的特殊位置;同時利用此一創造過程,排擠其他群體競爭臺灣新領地的資源。

  首先,李教授指出,中國早在先秦時期便已發展出分野的學說體系,使地表存在的地域空間和天空星座相對應,因而可以「因地占星」、「因星辨地」。 但地方官員在處理臺灣納入新版圖的分野時,卻難以採用此說;因為在傳統分野學說上,福建疆域已經「地盡東南」, 更遑論臺灣島孤懸海外。最後,官員只能近似蒙混般地將臺灣「附于揚州之境,以彰一統之盛焉」;以行政隸屬關係的相符合,繞過臺灣在空間里程上客觀事實的問題,來達到政治正確的目的。然而,這種存在著邏輯問題的論述,顯然難以說服眾人,因此,在後續出版的地方志中,仍然可以看到地方士人對此敘述表達異議的看法。

  其次,李教授從傳統中國社會以風水角度來理解山脈——「龍脈」——的概念,討論古人對臺灣與中國連綿不斷的整體性認識。李教授注意到方志中敘述臺灣山脈與中國的山脈體系相連結,並強調是由福州的五虎門地方發展出來;藉此論述便可將臺灣與中國的關係隸屬於福建省之下管轄。令人好奇的是,這樣的地理知識論述,是否在臺灣併入清廷版圖以後始發展成形?李教授指出,從龍脈的概念出發,將中國山脈視為一個具有內在關聯的整體,至少在明、清時期已成通說。但是,中國山脈的風水論述,明顯反映出傳統陸地帝國的特色,又該如何將大陸山脈體系跨海與臺灣山脈相連結?

  李教授認為要能夠流暢的連接中國與臺灣的山脈兩端,除了山脈知識體系以外,就是海洋的知識,而海洋知識的架構則早已既存於民間航海活動的基礎上。李教授透過對航海通書的分析,指出該文獻上所記載的「山」其實是海島。一般航海文獻通稱的「針經」,其上所載航線便是藉由指南針指引方向,加上航行時間、到達某一定位海島,所形成一段一段的「針路」;因此,古代航線實際上是由一座座島嶼相連所形成的連線。可見地方士人相當流暢的臺灣山脈論述,其實是由山脈、海洋二種知識體系所共構而成。問題是,為何是由福州的關同(今福建南竿島)、白畎(今福建東莒島)兩座山與臺灣祖山「雞籠山」相連接?李教授進一步說明,清初臺灣山脈的連結方向,其實是明代福建北部地區,往來於琉球、日本的官方貿易航線,而非印象中我們所認知的臺灣與漳、泉之間的關係。由此亦反映,清初臺灣方志的山脈論述,是在來往閩北、琉球與日本之間的海洋知識系統下建構而來。

  隨後,李教授談到清初方志、文集中幾種關於臺灣讖緯故事的版本記載,其中皆提到「閩人居之」一語,似乎暗寓臺灣與福建之間的關係。而這些故事傳說的宣稱與建構,都有助於清代在臺灣具有絕對優勢的閩籍住民,得以憑藉臺灣隸屬於福建省的意識形態,排擠粵籍移民共同競逐臺灣的土地資源以及科舉學額。 此不禁令人省思,清初臺灣方志的編修,對於臺灣與福建關係的論述,究竟是出於知識上的認知?抑或是現實生活中的利益考量?可以確認的是,往後清代臺灣史的整體發展方向與此知識體系相符。

  演講告一段落,李教授與在場學者進行討論交流。中研院臺史所副研究員洪麗完教授首先補充:關於夜觀星象部分,臺灣的南島語族在過去確實具備豐富的星象知識,並藉此技能往海外發展;由此亦可看出漢與非漢族群之間的差異。洪教授接著提問:地方知識分子藉由方志編纂、呈現的方式,處理地方在帝國中的定位問題,是否有時代差異性?而山脈認識與版圖擴張之間的關係,又是否與當時人的世界觀有關?中研院臺史所助研究員林文凱教授以及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吳玲青教授則指出,李教授討論的帝國意識型態問題,與學界「新清史」研究的學術關懷有些許關聯性,或許可以尋求兩者對話的空間。林教授也認為,地方脈絡的研究視角將有助於臺灣史以及中國史研究的突破。

  李教授回應,康熙時期編纂的方志應該最具影響力。因為此時期的方志論述,對於臺灣的土地控制最具有主導性,同時也強調福建與臺灣的行政隸屬關係。至於本課題研究的發想,李教授表示,只是純粹出於對方志閱讀的感想,如果要與新清史研究對話,則有待進一步深入探討。最後,李教授強調,細膩的閱讀史料,可以為歷史研究帶來強大的信心;研究者應該對文本閱讀保持高度的敏感,尤其是愈流暢、愈不引人懷疑的地方,背後往往存在著深刻的、力圖合理化的知識結構,而這正是我們必須發掘,並藉以超越前人研究的關鍵之處。

[1]趙剛:〈早期全球化背景下盛清多民族帝國的大一統話語重構:以皇朝文獻通考、輿地考、四裔考、象緯考的幾個問題為中心〉,《新史學(第五卷):清史研究的新境》(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頁 3-45。Lin Kai-Shih, “The Frontier Expansion of the Qing Empire: The Case of Kavalan Subprefecture in Nineteenth-century Taiwan,” (Unpublished Ph. 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9), pp. 290-356.
[2]參閱 David W. Pankenier, Astrology and Cosmology in Early China: Conforming Earth to Heave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陳久金:《中國星占揭密》(臺北:三民書局,2005 年)。
[3]蔣毓英:《臺灣府志》卷 1,見蔣毓英修纂,黃美娥點校:《臺灣府志》(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社,2004 年《清代臺灣方志彙刊》第 1 冊),頁 129-130。
[4]李文良:《清代南臺灣的移墾與「客家」社會 (1680-1790)》(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11 年),頁 229-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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