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長林教授演講「據馬班以高視許鄭——王芑孫對乾嘉漢學的批評及其意義」紀要

　　蔡長林教授現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副研究員，近年來關注的學術議題有二：一是關注經學研究的方法學，強調現代研究經學應該先釐清經學的本質，然後再重新回頭去研究經學史裡的經學文獻詮釋問題。二是清中葉後，在考據學風潮流傳的過程中，接受者和反應者所呈顯出的各種面向。蔡教授認為，各種言論如果單就學理來看，也許並不是那麼精彩，但如果站在學術史的角度來看便會發現，這些學者所接受的某種學術立場，實為其人生觀或價值觀的投射。本次蔡教授即以王芑孫 (1755-1817) 為例，說明學者的學術取向如何反應其人生觀與價值觀。

對乾嘉漢學的批評

　　從王芑孫對乾嘉漢學的批評，例如批判科舉功令對朱子學的維護、對漢宋優劣的取捨、對修身之道的堅持、考據對詩文創作的妨害、好以漢法比附西學，以及對經世之志的堅持等方面的言論，都可明顯感受到王芑孫對漢學之風的厭惡。

　　王氏晚年退隱歸鄉時，擔任華亭縣教諭一職，為學子編寫了《四書通故》，將漢唐舊注融入宋學注疏中，作為科舉考試用書。對他來說，這是向現實妥協的作法，即便在他心中，朱《注》已完美無缺，但迫於科舉內容的轉移，他也只得向現實低頭。因此，王芑孫在《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前各寫了一篇序文，文中除推崇朱子學，也肯定朱熹對漢學的鑑別力；在〈中庸通故自序〉裡，更對士大夫之氣節與立身行己之方，發憂心之思。

　　王芑孫曾寫詩奉勸孫星衍，身為司牧之官應專意經世，多關心民瘼，不該將心力浪費在蟲魚之學。無獨有偶，袁枚曾以其詩之高稱許孫星衍為天下奇才，對於孫氏後來轉向考據之業曾多次致書規勸，最後改嘆其才竟不奇矣！蔡教授認為，雖然王芑孫在文章之業上對袁枚頗多微辭，但面對考據，兩人的反對態度卻是有志一同。這似乎可以說明，文人不但自有一套學問標準，也自有一種生命蘄向。

古之學愈於今之術

　　在王芑孫的學問意識裡，有一條迥別於新興漢學而傳之久遠的古人治學之道。這「道」字的涵義，對王氏這般文人而言既廣且雜，蔡教授認為不應僅視之為文效韓愈、學宗朱子，而應見其以韓、朱二人為古來文章與學問的代表。對王芑孫來說，「道」是合文章與學問為一的，「道」更圓融的涵義，應該是延續先輩如馬、班及其後之效仿者韓、柳、歐、蘇，一貫行之的以儒家恆言為創作之共同準則，將從經史與漢魏詞賦中所學到的義理史識融為一爐，並透過詩歌文章所表現出來的見識與體會。這種將經義史識融入文章之意，就是他始終持之以行的所謂「古之學」；而與此相對的，漢學考證在他眼中不過是譁眾取寵的「今之術」。

　　王芑孫想要走出一條與漢學考據不同的讀書與治學道路，除了要有不泥於古而貴於今的識見之外，更要力求貴心得與多讀書。多讀書之意，不只是廣泛涉獵，還要有不立門戶的見識。他看不慣漢學家在知識範圍與學術方法上，那種只言經疏考據之治學型態，認為所謂讀書治學，不應自我設限知識的涉獵範圍，更不應以學術方法自我拘束，而是要能多方吸收知識、融會貫通，並出之以自身獨特的見解。

文士的人生蘄向

　　王芑孫曾評論洪亮吉「獨所為駢體文，今世第一，蓋君詞章實足以高天下，誤隨風會，作地理考證之學，世莫辨其疏密」。蔡教授指出，王芑孫認為洪亮吉詞章實足以高天下，卻誤隨風會作考證之學，當是深悉洪氏的學問根柢本在文章立言。從這句帶有惋惜之意的批評中，可看出當時讀書人對學問道路的選擇，同時也是學術價值觀的選擇。選擇不同，最後展現出的即是相異的生命情境。

　　蔡教授又以翁方綱批評王芑孫為例，認為翁、王所持之道並不同調，翁氏強調的是藉考訂注疏之學以究明義理，推重的是當時經生之業；王氏強調的是闡述文章之道以治其身心，推重的是古來立言之人。因此王氏期待若不能及於宋之范、韓，文章事功不能得兼，至少文章可如韓、柳、歐、蘇一般傳於世。所謂「文者道之苗」，又所謂「道足文不難自至」；將文章與道作有機的結合，才是王芑孫心目中的學問正途。古文作為文章之道，在王芑孫心中，既是表現學問的方法，也是展現生命情懷的舞台。

　　最後，蔡教授認為，對王芑孫這種以文章命世的讀書人而言，這股漢學風潮是很大的壓力，迫使他反思自己立身處世之道，進而探索自身價值何在。他認為要堅持的是他所謂的「古之學」，即如韓愈、柳宗元等人泛覽博觀、博綜經史以闡揚聖道的文章傳統，這才是理想中的學術正道與人生正途。

文章與義理兼備

　　會後討論時間，中研院史語所訪問學人許雋超教授指出，洪亮吉「誤隨風會」有其背景，因乾隆三十六年 (1772) 洪亮吉入朱筠幕府，當時幕府內聚集汪中、戴震等人，在那樣子的「風會」當中，洪亮吉自然要跟著學，因為這個「風會」讓他意識到解經可以提高自己的聲譽，使謀生又多了一些憑藉和資本。蔡教授同意洪亮吉在這樣的風氣下，自然希望能加入陣營；但也指出，在同一股風氣下，有人可以堅持自身，有人就會如王芑孫所言的「誤隨風會」。正是在這一點上王芑孫對洪亮吉有所批評，自認其價值義理、個人學術立場與之有別。

　　中研院文哲所副研究員蔣秋華教授指出，本文以諸多例證突出王芑孫對漢學的批判，建議可再補充說明王氏強調宋學身心修養的面向。蔣教授且認為，經生藉由明人批評這類文士束書不觀，是考據學者失之偏頗，因為其所批評的不讀書是不讀考據學者認同的書。實則明人可能讀了很多書，如《牡丹譜》、《戰國策》等，但對清人來說，這些都不是書，因為清人要讀的是像《爾雅》、《說文解字》這一類的書，而明人不看這些，文士也不太看。文士確實也讀了很多書，康熙時博學鴻儒錄取的都是如毛奇麟、汪琬等學問淵博的文士，閻若璩這些真正的經生幾乎都落榜。博學的文士也兼做經學，可是他們的經學被這些考據學家批得一文不值。

　　蔣教授總結道，清代學者的義理學是不偏廢文章學的，從蔡教授的研究中也可以看到，所謂文章，目的就是要清楚地闡發道理。對學者而言，思路不清，結構的文字當然無法正確表達文意；文章若此，談再多義理考據也是枉然。